展望自2014年至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新35年，在全球化时代，未来中国应从多年来的比较关注经济增长的总量、产能和增速，更多地转向关注提升中国经济的质量和在全球的竞争力，因为这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命力之关键。
■ 黄剑辉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经过35年波澜壮阔的极不平凡的改革开放历程，我国经济获得了年均9%—10%的快速增长，至2013年，我国GDP总量达到56.88万亿元，人均GDP达到约68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和突破。展望自2014年至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新35年，在全球化时代，未来中国应从多年来的比较关注经济增长的总量、产能和增速，更多地转向关注提升中国经济的质量和在全球的竞争力，因为这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命力之关键。
2013年8月,由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所长领衔“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组织编写,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一书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成功实践需要系统地给予“中国式创新的经济学解释”，未来“中国梦”的实现需要高度重视构建创新型的经济理论支撑；更多注重供给端、基于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以改革为核心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框架，可以适应于、服务于这种现实需要，支持“中国梦”愿景的实现，同时也可以为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所长在“经济增长与中华民族复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卷首语）一文中指出：民族复兴的基石来自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健康的增长。理解增长源泉，发现增长源泉，疏导增长源泉，开发增长源泉，最终让其汇聚成推动经济不断繁荣的滔滔洪流，乃实现民族复兴之梦的的基本途径。经济增长，说到底仅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致只有三种相互关联的源泉，一是“得自贸易的收益”。其基于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或流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提出“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积累，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只要把生产要素集中于那些最具优势的对象上，那么仅仅由于要素的重新配置或流动，就可以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称为“斯密增长”；二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讨论了创新的五种形式，其中包括技术、工艺和产品的创新，并特别突出了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此种源于“科技创新”的增长被称为“熊彼特增长”；三是“制度创新”。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财产权利，维护契约，同时促使承担这项功能的政府最有效和最公正地完成自身使命。适宜制度的特征表现在为社会提供一套好的激励机制，帮助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稳定预期，进而降低交易成本。曼瑟·奥尔森在《权利与繁荣》中对此命题的论证简明透彻，人们将源自于“制度创新”的增长称之为“奥尔森增长”。上述三个经济增长之“源泉”绝非独立存在，通常情况下三者交叉重叠，彼此互动，对处于不同经济增长成长期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三种“源泉”各自扮演的角色也会有所不同。
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和世界经济论坛克劳斯·施瓦布先生在其每年联合推出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构建了可概括为“三阶段、十二根支柱”的分析框架，即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小于2000美元，其向效率驱动过渡阶段的人均GDP为2000—3000美元。基本条件：第一支柱，制度；第二支柱：基础设施；第三支柱，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性；第四支柱，健康与基础教育）、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3000—9000美元，其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的人均GDP为9000-17000美元。效率增强因子：第五支柱：高等教育与培训；第六支柱：商品市场效率；第七支柱：劳动力市场效率；第八支柱：金融市场成熟度；第九支柱：技术准备状况；第十支柱：市场规模）、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大于17000美元。创新和成熟度影响因素：第十一支柱：企业成熟度；第十二支柱：技术创新）。《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经济发展三阶段”分析框架与上述经济增长的“三种源泉”理论，从本质上基本一致。
2013年4月27日，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登载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的文章“改革比紧缩更管用”，文中提出“德国政府最密切关注的统计数据是竞争力指标”。
近年来，“摩托罗拉——诺基亚——苹果——三星”的市场快速变化历程，也向人们清晰表明，企业的核心问题不是产能和规模，也不是价格和成本，而取决于基于技术创新基础上的竞争力，而创新的源泉在于制度，制度的动力在于改革。
本书从“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出发，基于前人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及竞争力比较的多方面研究成果，将“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作为核心目标（出发点和落脚点），摆脱了国内外比较竞争力通常使用的“指标加权打分排名法”，构建了全新的分析框架，致力于从多个维度找出中国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主要“瓶颈”和“短板”，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其核心观点是中国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及时提供能够适应时空变化的“新制度供给”，从经济发展的供给端和需求端精准发力，打破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不断促进“创新创造”，进而产生不竭的财富源泉和内生发展动力，促进中国成为全球最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改革创新型国家”，为强国富民、振兴中华并促进全球的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基于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民生银行洪崎行长任理事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所长任院长）2013年下半年确定的重点课题《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战略研究》的研究成果。该项课题及全书总体设计、协调由黄剑辉（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负责，苏京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成员）配合完成。
本书的第一部分（导论），由黄剑辉、苏京春撰写；第二部分（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第一章（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对比启示及政策建议）、第四章（中国各省级区域发展对比启示及政策建议）由黄剑辉、王阁（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一处处长）、应习文（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一处）撰写，第二章（中欧出口竞争力比较研究）由沈建光（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撰写，第三章（东盟经济竞争力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由孙明春（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撰写；第三部分，由李波（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公司执行副总裁，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特邀研究员）撰写；第四部分（提升中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战略），由周健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部副主任，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彭子瑄（民族证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等撰写；第五部分（中国开放式创新能力与国家竞争力评估），由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处长、副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成员）撰写。
本书的第六部分（专题报告）包括五个专题。专题报告之一（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产业升级战略研究），由张茉楠撰写；专题报告之二（莫为GDP遮望眼），由徐以升（第一财经日报编委）撰写；专题报告之三（搭建亚非拉投融资新机制）；之四（以新制度供给迎接新技术革命），由黄剑辉撰写；专题报告之五（中等收入阶段的福利赶超与经济赶超：概念、逻辑及前车之鉴），由苏京春撰写。
国际竞争力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和生命力，相关研究需要长期持续跟踪和深入分析。本书的研究团队，未来将依托“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这一创新性的现代民间智库，继续对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这一关键命题深入开展研究，并将成果及时向社会各界读者分享。（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