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委原人大常委会主任韩喜凯曾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继承和吸收了以往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发展水平及其积极成果的体现，其内涵从广义上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社会公共道德。我们通常所说的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语言美、环境美等，就属于这个范畴。这是保持一个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二是社会的文化、知识、智慧状况，人们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素养和达到的水平。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条件。三是社会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面貌以及人们的世界观、信念、理想、情操等。这是精神文明的核心，它决定着不同社会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建设和谐社会，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实践的作用。
黑龙江省委党校高原丽教授认为：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一个国家的文化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一个民族就不会形成共同的信念和统一的行动。中共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提出了“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基于国家的层面，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相一致，表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基于社会层面，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属性，表明我们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爱，这是基于个人层面，表明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三个倡导”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要看到，“三个倡导”是一种开放式的概括，因为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要经过实践发展与理论总结的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过程，这种开放式的概括为今后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空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一步凝练应遵守以下原则：一是民族性，即体现的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二是时代性，即体现的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三是大众性，即做得易于记忆，朗朗上口，妇孺皆知，见诸行动。
第十一章
保家定边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政策的成功实施，保障了边疆的基本稳定
外国政府和部分国人经常攻击中国的人权，但是他们不清楚或清楚也不愿承认中国在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利益方面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取得的重大成果。
在当今世界，有2000多个民族，分布于近200个国家。由于民族多、国家少，因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就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国，而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说，但是汉族人对其他少数民族不但没有歧视，而且关爱有加。中央政府派遣了大量援疆，援藏干部去当地工作，大大提高了地方领导代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能力。
中央财政全力支持西藏
1952年中央给西藏的财政补助是10466万元，到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近531亿元，总计3019亿元。
西藏用出去的每100元中有93元是中央补助的。
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加，对西藏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3019亿元中，“十五”、“十一五”期间就占2538亿元。
一笔笔真金白银，一项项特殊政策，凝聚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西藏的厚爱。
“十一五”最后落实的188个重点项目，国家投资达1378亿元，包括交通、能源、水利等，其中大多数是改善民生的惠民工程和阳光工程。
“十一五”末，中央加大了支持西藏的政策力度，包括提高寄宿生补助标准、发放村级医疗卫生体系建设补助等，酥油茶机、青稞也分别被纳入家电下乡和良种补助范围。
进入“十二五”时期，中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高中阶段农牧民子女上学纳入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范围，农牧民最低生活标准提高到每年1300元。
2011年6月22日，湖北第六批援藏首个项目即投资3800万元的西藏山南地区湖北大道延伸工程正式开工。
另外，中央援藏在交通上的大手笔就是青藏铁路，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该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木段814公里已于1979年铺通，1984年投入运营。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北起青海省格尔木市，经纳赤台、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翻越唐古拉山，再经西藏自治区安多、那曲、当雄、羊八井至拉萨，全长1142公里。其中新建线路1110公里，于2001年6月29日正式开工。青藏铁路是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06年7月1日正式通车运营。
2010年3月30日，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通过推进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加快新疆跨越式发展，会议确定北京、天津、上海、广东、辽宁、深圳等19个省市承担对口支援新疆的任务。根据会议精神，19个援疆省区市将建立起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全方位对援疆的有效机制，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优先位置，着力帮助各族群众解决就业、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支持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资委统计，截至2010年底，有44户中央企业参与新疆石油石化、煤炭、电力、冶金、建材等行业的投资开发，资产总额达到5739亿元。目前，中央企业对新疆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超过70%，在当地经济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顶梁柱”的作用。
2011年8月，在中央企业产业援疆推介会”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宣布“十二五”期间，中央企业在新疆的投资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这相当于“十一五”期间的2倍多。
在新疆铁路建设方面：新疆现有21条铁路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其中，有13条铁路项目纳入铁道部《铁路“十二五”发展规划》，即兰州至乌鲁木齐第二双线快速铁路、吐鲁番至库尔勒至阿克苏铁路、库车至俄霍布拉克铁路、哈密至罗布泊铁路、兰新线西段电气化改造、阿克苏至喀什铁路、哈密至额济纳铁路、库尔勒至格尔木、北屯至富蕴至准东、哈密至将军庙铁路、中吉乌铁路（喀什至吐尔尕特段）、乌鲁木齐集装箱中心站、新和至拜城铁路。
另有8条铁路煤运通道项目纳入“十二五”铁路运煤通道规划，涉及新疆境内准东、吐哈、伊犁、库拜四大煤炭能源基地。即既有的兰新线、乌鲁木齐至小黄山至五彩湾至将军庙铁路、将军庙至哈密、哈密至额济纳铁路、精河至伊宁至霍尔果斯铁路、吐鲁番至库尔勒至阿克苏铁路、库车至俄霍布拉克铁路、新和至拜城铁路。
这些铁路进入国家规划后，随着规划深入实施，新疆铁路网结构将更加完善，运输能力也会增强。同时，铁路煤运通道规划会对新疆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提升新疆煤炭战略地位、实施新疆煤外运战略、促进新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外也有不少民族问题处理的经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列宁的建议，1922年3月，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共和国相互缔结条约，成立了南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2年12月30日，全苏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成立条约，规定各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国家地位，拥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而加盟共和国境内有20个民族自治共和国、8个民族自治州和10个民族自治区。20世纪4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也仿效苏联，以民族划界建立联邦主体，并联合组成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列宁曾多次指出，马克思在原则上是反对联邦制的，只有在个别的、特殊的情况下，才能“用比较松散的联邦制的统一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完全统一”，并认为联邦制不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永久性结构形式，仅仅是向建立中央集中单一制国家的过渡形式。
中国共产党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借鉴了苏联的经验，积极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逐步认识到在中国不宜于像苏联一样，通过建立联邦制国家的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并根据中国民族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并付诸实践。1936年5月成立的陕甘宁豫海县回族自治政府，就是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最早的实践之一。
第十二章
制造业与世界工厂
别留恋世界工厂
只有超越它才能真正成为富裕国家
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除了在农村改革上取得重大进展，农业连续多年大丰收，而且在工业领域，尤其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也已经独占鳌头，中国已经成为了给世界提供各类生活用品的世界工厂，许多产品的产量排名世界第一。但也随着30多年的计划生育，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力也不是应有尽有，人口红利走到了拐点，劳动力价格也大幅提高，看看下面几个数字：
在中国雇用一名工人的花费，在泰国可以雇用1.5名工人，在菲律宾可以雇用2.5名，印尼可以雇用3.5名。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劳动力成本廉价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东南亚国家正雄心勃勃地要成为“替代者”。与此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在高调鼓吹“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韦伯大词典对再工业化的解释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特别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来实现旧工业部门的复兴和现代化，并鼓励新兴工业部门增长。根据芮明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的研究：从历史文献上来看，"再工业化"概念最早源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家艾米泰克，他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是针对美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所遭遇的一些经济问题。过度消费和投资不足损害了美国的生产能力。他认为解决当时美国的这些经济问题应该通过再工业化以吸引大量投资，将新技术引入制造业，提高生产效率，恢复美国经济增长。
芮明杰教授还指出：“对于全球经济今天正向第三次产业革命推进的背景下，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融合程度日趋加深，生产能力的复苏与增长必是奠基于新的生产方式之上，即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这是理解当前“再工业化”的关键。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再到"再工业化"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表面上反映了从实体经济到服务经济再到实体经济的回归，实际上体现了服务经济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战略，符合经济形态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但是，后面的实体经济与前面的实体经济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更加强壮、稳定，能够抗击经济衰退的实体经济，着重发展高端制造业，谋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如果说"去工业化"去掉的是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那么再工业化“实际上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打造高附加值环节”。
美国制造业协会对美国再工业化提出了四大雄心勃勃目标。第一，现在到未来要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优越的制造中心和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地方；第二，拓展全球市场，要使美国制造商的市场扩大到95%的国外顾客。第三，要使美国制造商拥有符合21世纪经济需求的劳动力。世界级的制造业需要世界级的人才，美国制造业如果想保持其在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必须拥有国内外最优秀的高技能人才，这些人才必须精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领域的知识，掌握制造商所需要的技能。第四，要使美国制造商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创新主导者，美国必须保持研发活动，保护制造商知识产权。
近30年来几乎顺风顺水、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中国制造业，遭遇高端技术与低端成本的夹层式竞争局面。
2013年1月，《华尔街日报》撰文称，中国正在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各领域的制造商都在把业务外迁至东南亚等成本更低廉的地区。加上中日两国因为日方单方面挑起的钓鱼岛争端，日企也加速了把工厂迁往东南亚的步伐，不少日资企业已开始寻找第二个生产基地，以对冲中国业务的风险。例如，尽管越南去年获得的外商投资减少15%，但来自日本的投资却增长逾一倍。日本去年还是泰国和越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地。而在印尼，来自日本的外商投资规模排名第二，仅次于新加坡。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12年10月份对日资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仅有52%的受访企业打算在未来一到两年扩大中国业务，该比例低于2011年的67%。该机构中国与北亚部门负责人表示，这个比例下降的原因有几个，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紧张的政治关系并非最重要的因素。
香港工业总会（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2012年5月份所作调查显示，由于成本上升，位于中国珠江三角洲的香港企业中，约有10%正在考虑迁往东南亚，而有13%考虑迁往中国内陆省份。
中国已经不是最廉价的产品制造基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裴长洪指出：“2000年全球的耐克鞋有40%产自中国，产自越南的只占13%，2009年双方各占36%，2010年越南取代中国成为耐克鞋最大的生产国。广东的电脑配件生产占世界60%，但近年来有电子企业向东盟转移的现象。”
中国会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吗？中国制造业该如何应对“价格战”？
关于世界工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有过这么一个定义：就是为世界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品的生产制造基地。从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18世纪英国在其完成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工业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开辟了新的工业生产门类，并在殖民主义炮舰政策的配合下，向世界各地输出工业品。可以说，英国是当时的世界工厂。
其实，在笔者看来，世界工厂不是什么好名声。你看看，西方七国哪个国家当今还是世界工厂？再看看其他小而富的国家哪个是世界工厂？三流的企业卖产品，二流的企业卖品牌，一流的企业卖专利，世界工厂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家，是迫不得已选择的道路，要不然就将会大量人员失去工作，造成社会不稳定，世界工厂对于中国来讲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所以不要死抱着世界工厂的地位不放，还以为是什么香饽饽。
另外，发生在制造业的一个新趋势是，用工大企业纷纷采用机器人来代替越来越贵的人工。2013年春节过后，富士康公司在多地暂停招工。与之相对应的是机器人数量走高。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2011年曾宣布过一个3年增加100万台机器人的目标。这个数量能否如期实现，目前尚不得而知，但这家著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使用机器人，取代人工完成那些简单、机械式劳动，已成为事实。
近10年来，中国已成为工业机器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2004年以来，国内机器人市场年均增长率达到40%以上。2011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增长率更是高达51%，位居全球第一。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曲道奎甚至预测：中国工业机器人几年内或将迎来井喷式发展，而非简单的线性增长。创业板上市公司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布的2012年年报：2012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044.42百万元，同比上升33.3%，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208.02百万元，同比上升30.3%，作为传统产品的工业机器人、物流仓储自动化、自动化装配检测生产线等均保持了35%-50%的收入高增速。除了下游需求良好外，公司在以上各产品领域不断创新也是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从工业机器人到仓储物流自动化，从装配检测自动化到轨道交通、从能源装备到洁净自动化，新松的产业触角已经延伸到工业、交通、能源、特种装备、民生5大产业板块。公司拥有美国通用、一汽集团、上汽集团、东风集团等逾千家客户。新松机器人公司现在有员工1500余名，其中75%以上为中高级技术人才，并形成了以院士、博士及高级专家为核心的国家级创新团队。公司每年的研发费更是高达营业收入的6%至10%。公司新产品名录包括大负载机器人、高端服务机器人、探险救援类机器人在内的四大系列10种新产品。新松公司采用三级研发创新体系，一是国家级，依托机器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跟踪国际的先进技术，进行原创性前瞻性研发；二是公司级，公司中央研究院负责公司的战略产品和成果转化；三是事业部级，公司各事业部都设有面向用户的研发部，保证快速的市场响应，给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正是这样强大的研发体系，才保证了新松公司能够保持技术领先水平，每年都有新产品问世。科研人员以洁净机器人的产品研发为例介绍说，“研制前，我们对国外同类产品技术水平进行充分调研，对可能的知识产权冲突进行有效规避。人员上，我们组建了一支具有洁净自动化产品研制经验、由公司骨干设计人员组成的创新研发团队。设备上，我们建设了专用于洁净自动化产品开发及测试的上千平方米洁净厂房及一整套可进行精度测试、振动测试、可靠性测试的先进测试装备。产品进入成熟期后，我们及时调整了研发模式，成立了专门负责洁净机器人产业化的事业部，从而大大增强了对市场的响应速度，加快了产品的产业化进程。”
这种对机器人的井喷式增长，与我国人口和经济现状密切相关。过去我们曾依靠低廉而充沛的人力资源，将中国发展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大国。但随着用工成本的增长，“人才红利”取代“人口红利”，成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的关键。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工业机器人的井喷式增长，既反映出这样的趋势，也将为中国制造提“智”奠定坚实基础。
机器人对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都有重要作用。工业机器人不仅在华为、中兴这类高科技企业大量使用，也正在改变建筑、采矿等传统产业的生态。在上海，当地一家大型建筑企业就联手高校，研发生产了高空焊接机器人等四五种专用工程机器人，既降低了劳动强度和施工危险，又确保了建筑工程质量。
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可将目前的人力资源转移到具备更高附加值的岗位上，这也符合将我国“人口红利”转为“人才红利”的大目标。机器人将取代许多简单繁重甚至危险的低端劳动岗位，同时又将创造许多更需要创新精神的高端技术职位。年轻人将从生产线上大量解放出来，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修，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