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剑辉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一、研究背景
尽管经历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相对稳定在较高的增长速度，全球最为重要新兴市场的地位毫无撼动，也已成功晋级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然而，我国宏观经济一方面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面临着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坡脚”发展的客观现实。本研究认为，这恰构成了对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战略进行研究的两大背景。
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分析，一是传统红利衰减，要素驱动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二是全球新一轮竞争博弈加剧，中国产业面临重大挑战；三是凯恩斯式政府干预代价凸显，迫切需要新国家治理模式；四是国家创新体系和能力不足，抑制国家竞争力提升。
从深化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需要分析，2013年8月出版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一书，在西方传统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与非凯恩斯主义的学术进展及政策主张的基础上，将原有的理论经济学认识与原被理解为分支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融汇和打通，并面对中国的国情与实践，提出了可以洞悉规律和适合中国现代化客观需要的理论认识框架，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有效化解“滞涨”、“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实现中国弥合“二元经济”、趋向现代化的新一轮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
按照新供给经济学的理念，某一经济体经济发展的指标应当打破原有的“总量情结”，而引入经济发展质量的认识框架，一方面通过“总量”这一重要标准对生产力水平进行衡量，另一方面通过“竞争力水平”这一重要指标，对经济发展的“质量”进行衡量。
二、分析方法和框架
该书包括了六大部分，其研究逻辑是致力于通过对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分析，寻求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可探寻路径，继续坚持经济赶超战略，利用建设改革创新型国家的契机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从而使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经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导论”（作者是黄剑辉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成员苏京春），分析了“国家竞争力”概念的内涵、和理论溯源，阐述了该书的研究背景和目标，说明了研究框架，梳理了全书的主要政策建议，提出了“以高质量的新制度供给促进改革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核心观点。
该书第二部分是“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战略”，包括了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对比启示及政策建议（作者是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黄剑辉、王阁、应习文）、中欧出口竞争力对比（作者是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建光）、东盟经济竞争力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作者是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孙明春）、中国各省级区域发展对比启示及政策建议（作者是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黄剑辉、王阁、应习文）等四章，致力于从整体竞争力战略到区域竞争力战略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该书的第三部分是“提升中国实体经济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作者是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公司执行副总裁，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特邀研究员），第四部分是“提升中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战略”（作者是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部副主任、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周健男；民族证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彭子瑄），致力于由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从实体经济竞争力战略到金融竞争力战略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在由整体到局部以及由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相关竞争力战略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落脚点放在“中国开放式创新能力与国家竞争力评估”的视角上。本研究的第五部分“中国开放式创新能力与竞争力评估”（作者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处长、副研究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成员），从研究背景、研究方法、中国开放创新环境与绩效分析着手，提出了支撑中国开放创新体系的政策建议。
该书第六部分，是与“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战略研究”相关的六个专题报告。收录了本研究团队中有关专家近年完成的专题报告，分别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产业升级战略研究》（张茉楠）、《莫为GDP遮望眼——中国应定位GNP增长战略》（作者徐以升，第一财经日报编委，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成员）、《构建中国与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研究》（黄剑辉）、《新制度供给应对新技术革命》（黄剑辉）、《中等收入阶段福利赶超与经济赶超》（苏京春）。这些专题报告为本研究带来了相关的理论支撑或拓展思考。
三、以高质量的新制度供给
促进改革创新型国家建设
理论逻辑照进实践路径，就必须将关注点落在“改革”与“开放”两个基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基于此，该项研究在中国与世界竞争力战略研究、中国与欧盟出口竞争力比较研究、中国与东盟经济竞争力研究、中国各省级区域竞争力对比研究、提升中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战略研究、支撑中国开放创新体系研究以及各项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体系。
（一）基于中国与世界竞争力战略研究的政策建议
第一，找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的整体定位，认清差距，明确未来的发展目标；第二，加快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转变以投资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包括：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改善现有的投资与消费结构、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第三，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服务业的综合发展；第四，将未来的人口发展和规划问题提升到战略高度，研究如何解决“资源与生存空间带来的控制人口的要求”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增长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第五，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空间仍然巨大，下一步应更关注基础设施升级；第六，积极改善医疗、教育和人民生活；第七，构建有利于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
（二）基于中国与欧盟出口竞争力比较研究的政策建议
第一，对欧出口需要促进贸易多样化。在当前欧盟市场上，中国出口产品贸易多样化程度显然不如CESEE10国，这也预示着未来促进产品多样化，根据目的地国家需求丰富产品类别、提高产品质量是提升对欧盟出口竞争力的方式之一。第二，加快出口企业转型升级。中国消费品的竞争优势已经有所下降，而资本货物、运输设备等类别的出口有所提升。未来中国企业仍需要积极适应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新局面，加大研发投入，带动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增加出口竞争力。第三，CESEE10国对中国的挤出效应有限，正确看待东扩对中国的竞争力的负面冲击。第四，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助于减少贸易摩擦，增强中国企业海外竞争力。一方面需要政府、企业积极应对，包括通过谈判保障权利、加强与利益团体互动、及时了解欧盟知识产权方面的变化等等。另一方面，在欧洲危机不景气之时，也应为出口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鼓励借助于本地化的劳动、法制既能减少更多贸易摩擦的发生，帮助中国企业的做大做强。
（三）基于中国与东盟经济竞争力研究的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投入东盟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大部分东盟经济体基础设施欠发达，其投资需求非常大。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大量的经验，而且在钢铁、水泥、汽车、机械、玻璃、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领域都存在巨大产能，如果中国能够把握东盟国家大力建设基础设施的这一历史机遇，积极参与这一建设，不但有利于中国消化过剩产能、给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买来”更多的时间，而且会极大地帮助东盟经济体的经济腾飞。第二，大力开拓东盟消费市场。随着东盟经济的腾飞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东盟经济的消费能力会迅速提高，其内部消费市场的增长潜力巨大。中国企业应该抓住这一机遇，积极致力于开拓东盟的消费品市场。第三，中国企业（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企业）应该顺应国际产业转移的潮流，主动把一些产能从中国转移到东盟低收入国家，以享受这一地区的低劳动力成本、资源优势、以及正在释放的人口红利。第四，扩大海外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四）基于中国各省级区域竞争力对比研究的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与不同地区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发展模式，明确相应的发展目标与重点。整体看，我国各省级区域在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领域的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由于各地的发展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性较大，需要构建与不同地区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发展模式，明确相应的发展目标与重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发展效益高，财政金融实力雄厚，集中了大量资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趋于饱和，面临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双重压力。东部地区从发展程度看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化，未来要进一步向“创新驱动”发展。这需要重点从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加大开放程度等领域着手，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与金融业。中部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自然、文化资源丰富，科教基础较好，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生态环境容量较大。但面临“三农”问题突出、工业化水平不高、城镇化水平较低、扶贫开发任务艰巨等矛盾和问题。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消费市场广阔，近年来经济增速普遍超过东部地区。但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与东部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东北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发展条件较好。但面临产业层次低、生产方式粗放、矿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问题。
第二，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推进有区域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各区域面对人口与土地比例、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等不同条件，应有针对性的制定城镇化战略，形成不同层次的城镇体系，以最优方案应对城镇化进程面临的资源短缺、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等多方面问题。东部地区可建立沿海（世界级）大型城市群为主体，中小城镇为辅的模式，积极发挥大型城市群的规模效应，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形成全球金融中心和航运枢纽，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龙头和中心。中西部地区则可以地区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或卫星城）为重点，逐步形成大城市辐射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形成城镇高端制造业中心与周边现代农业、旅游业的相辅相成，最大限度保持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格局。
第三，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的金融发展政策。在金融业发展程度较好的东部地区，可先行推进金融业改革措施，加快金融创新，发展资本市场，积极推进汇率、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与人民币国际化。这对东部地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扩大区域开放合作，深层次参与全球化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应大力推行差异化信贷政策，有保有压，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沿海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更多地发挥中长期信贷的作用，支持中西部打破基础设施瓶颈，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第四，将各省级区域发展战略与国家整体的国际战略相匹配，促进各区域加大对外开放及合作。发展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为支点的“长江经济带”，以上海自贸区为起点，通过长江流域的带动，将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红利由“长三角”引向中西部，建成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城市带，形成一片全国科技创新与技术研发的基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西北地区加快构建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为支点的新“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高铁连接打通欧亚非大陆桥，成为我国西向战略的重要纽带。鉴于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带动作用，建议可将西安设为直辖市，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东南沿海地区以厦门、粤港澳、海口、北部湾形成沿海经济带，构建我国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形成南方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辐射带动华南、中南和西南地区发展。西南地区以昆明、南宁为支点，构建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陆路交通枢纽，作为东盟泛亚铁路的重要起点和枢纽，“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五）基于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研究的政策建议
第一，抓紧落实“非公36条”，并且尽快推进把不涉及重大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通过多种渠道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放手让民间资本参与经营，以便利用今后2—3年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7—8%左右的关键转型期，尽可能快地通过公司治理机制改善和市场创新来提高经营效率，避免在经济增速滑到更低水平时出现更大面积的国企亏损。
第二，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扩大直接融资的渠道和工具，为企业融资提供更多和更有效率的选择。比如，取消企业上市IPO和股票增发再融资的行政审批，由企业、股票交易所和股票投资者来共同决定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行为；允许企业发行优先股，丰富企业直接融资的金融工具；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降低商业银行的垄断利差收入；建立中小企业的长期融资机制。
第三，要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仅靠大企业，必需创造良好的法制、市场环境以及社会氛围，鼓励和保护大批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鼓励以个人和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各类社会主体进行大胆的探索和试验，通过自下而上的创新活动来探寻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服务业发展模式。
第四，建议大力探索用PPP方式解决好政府部门职能转变、解决政府越位和缺位问题，彻底改变目前科研体制中产学研严重脱节、经费分配过程中滋生大量寻租行为的现象。政府部门更多是在宏观层面制订切割“蛋糕”到各个行业、各个区域的规则，彻底退出具体项目评选和课题资金配置过程。而行业协会做为非盈利第三部门，按照透明公开的规则，负责牵头把较多的研发预算资金优先分配给自身研发比例高、有实际研发和技术创新需求的大型领军研发型企业，由它们再来决策具体课题的内容、预算，自主选择课题合作对象。
第五，建议打造若干国家级的全球化基础设施平台，以提供资源整合性的、把握产业长期发展核心关键的各种支持与服务（从而落实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的产业政策目标）。资源类及和流通类型的央企如五矿、华润、中石油、中化、中远等，以及政策性的国开行、国家进出口银行等，均已经在全球布局和从事经营多年，可以在其社会公益目标中，规定做为国家级全球化基础设施商务和信息服务平台的落地实施单位的责任，帮助民营企业、规模较小股份制企业以及其他国企进入海外，建立海外市场新技术、经营人才的信息服务和咨询平台。
第六，在“棱镜门”事件发生之后，政府部门与大型军工企业的信息平台操作系统未来不能够再依赖国外的几家垄断性供应商了。建议强化军民技术转换体制，在云计算技术、网络安全技术、系统级软件以及国产自主核心移动平台的研发项目上，组织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奇虎、浪潮等大型ICT企业形成产业标准联盟，同时也让一批中小创新型企业有参与的机会。
（六）基于提升中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战略研究的政策建议
第一，放开金融要素管制和改善货币政策操作。包括：推进利率市场化、推进汇率市场化、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外汇储备管理机制、改善货币政策操作。
第二，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包括：一是在信贷市场方面，要加强改善小企业融资，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服务农村金融市场；二是在资本市场方面，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取向；三是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发行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是还权于市场、还权于投资者的重大改革，也是资本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这个改革会带动和促进很多方面的改革；四是市场化也必然要求国际化，只有资本市场实行双向开放，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才能够进一步促进市场化；五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六是在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方面，要形成真正的信用风险文化；七是国债期货是重要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应配合利率市场化，重启国债期货；八是发展资产证券化；九是发展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主要是CDS（信用违约掉期）；十是互联网金融体系建设。
第三，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建设。包括：一是银行业。银行类金融机构要重新进行框架设计。要引导民间资本助推银行业改造。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放宽民间资本在处置城商行风险和高风险信用社中的持股比例；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适当调整主发起行与其他股东资本比例。要放开准入、促进竞争。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我国发展阶段决定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仍有政策性金融的需求。要让政策性金融机构更多更好地惠及所有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后进地区，惠及所有人群。三是证券业。促进证券业发展，逆转目前的边缘化局面。要严格遵循分业原则，证券公司属于中介服务性业务，为企业的直接融资和个人的财富管理服务，以赚取服务费为主，不能“银行化”（即变现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提供支付凭证），不能寻求利差收入。这两三年证券市场不景气，证券业有“银行化”迹象。证券业可以是一个中小型机构较多、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完全由市场竞争决定。四是保险业。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促进竞争。保险公司要坚持分业经营，突出主业，尤其是国有保险公司。引导保险业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
第四，加强金融风险安全体系建设。包括：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方式。明确政府与居民在金融活动中的责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实行功能监管，完善监管协调机制。划分监管边界，成就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转变监管理念，加强监管的独立性，监管当局应回归“裁判员”角色，让市场来配置资源，不能只注重机构监管和风险监管，要加强行为监管，且强化信息披露，发挥市场约束的作用。在当前分业监管的基础上促进监管协调。加强对“大到不能倒”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于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按外部性大小，划分中央与地方监管事权和风险处置责任。二是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加快建立功能完善、权责统一、运作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促进形成市场化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三是完善金融机构、企业市场化退出机制。
（七）支撑中国开放创新体系的政策建议
主要包括：1．促进外资在开放创新体系中效应最大化的政策；2．树立开放创新视野，大力推动国际技术转移合作；3．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全方位促进研发外包产业发展；4．加紧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完善市场化体系秩序；5．开放创新有赖于政府支撑和政府采购“双向开放”；6．努力构建有益于开放式创新的经济生态系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