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忠 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上接02版）
1933年，德国纳粹党上台，使得人才济济的德国音乐界人才剧减。一大批音乐家离开德国，而那些有犹太血统的门德尔松等人则统统被禁，而卡拉扬却两次加入纳粹党，并获得了更多演出的机会，得到了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德語：Paul Joseph Goebbels）的赏识。从此，卡拉扬青云直上。1939年，希特勒50岁生日时，帝国国家音乐团为其进行祝寿演出，指挥正是卡拉扬，并且担任了帝国国家乐团团长。乐团在卡拉扬的带领下，先后前往罗马、巴黎、布鲁塞尔演出，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可以肯定，卡拉扬一定不是凭纳粹而成名，而是通过真正的音乐，征服了欧洲挑剔的观众。以至于在1938年10月21日演出后，柏林著名的音乐评论家范·德·努尔（van der Nuell）称之为“神奇的卡拉扬”（Das Wunder Karajan），这后来也成了对卡拉扬的标准评价。可是，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细节，不要忘记——“夫人外交”。
1938年7月，卡拉扬与亚琛轻歌剧首席女歌手艾米·霍格罗夫结婚。霍格罗夫有一个闺蜜，而这个闺蜜的老公叫戈林，正是通过戈林元帅的关系，卡拉扬才得以进军柏林，从萨尔斯堡到维也纳学习。然后把乌尔姆作为自己事业的起步，再从亚琛这个跳板进入柏林这个音乐殿堂。卡拉扬的艺术人生，设计得如德国战车那样的精确。当然在这个三级跳的过程中，亚琛是卡拉扬真正发迹的地方。这里有他的故居，而这座美丽的城市也很怀念这位天才。当年他指挥乐队演出的地方现在依然保留如初，并被开辟为卡拉扬纪念馆。
二战之后的卡拉扬当然受到了纳粹的牵连，并在好长一段时间处于半退休的状态。从1945年至1954年的十年时间里，卡拉扬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一方面使自己能够尽快地“去纳粹化”，一方面使自己能向那个最终的目标前进——指挥柏林爱乐乐团。
李敖先生有一句名言：“和谁一起上路，比去哪里更重要，和什么人一起革命，比革谁的命更重要。”这句话用在指挥家的身上，有一个再明确不过的表述，叫做“指挥什么样的乐队演出，比怎样指挥更重要。”作为一个世界一流的指挥家，柏林爱乐乐团正是他朝思暮想的目标。他说：“我一定要得到这支乐团，因为它的素质让我着迷，而且我也知道，和这支乐团一起我将能有什么样成就。我要一份终身合同，理由只有一个：我要在这支乐团身上花很多时间，以求它能与我最终同心同德。我不能让一个新来的议员说着说着就结束我俩的合作关系。我必须承认，这支乐团通过几十年的成长，正是成长为我梦寐以求的样子。”可战后这支乐团的首席指挥是富特文格勒，此人与卡拉扬极度不和。当富特文格勒在1948年重返舞台后，就意味着卡拉扬至少要在三个音乐主战场上撤离：柏林、维也纳和萨尔斯堡。在欧洲玩音乐，这三个城市都不能去，那还有什么搞头？！
到了1954年11月30日，经过了长期等待和准备的卡拉扬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当然是对他而言）：富特文格勒逝世了。当时卡拉扬正在罗马的一所酒店里，他的秘书给他递上一封来自维也纳的匿名电报，上面写着：““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法语：老王驾崩，新主万岁。）第二天，柏林爱乐乐团经理格哈德·冯·韦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就立刻打电话给卡拉扬，请他出任乐团首席指挥一职。幸福之所以来的这么迅速，有两个原因：一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确实是卡拉扬，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爱乐乐团要赴美演出。
在美国卡拉扬有一个好朋友叫布鲁诺·瓦尔特（Bruno·Walter），他是生于德国的有犹太血统的美国指挥家。这三重身份，使他在对于卡拉扬的纳粹历史问题上，具有了无可辩驳的发言权。他认为卡拉扬只是纳粹的同路人，而不是纳粹分子。所以，卡拉扬有权利重返乐坛，而且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感谢战后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帮助，德国要派一个文艺团队到美国演出，在布鲁诺等人的努力下，美国方面向柏林爱乐乐团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指示：除非卡拉扬指挥，否则乐团赴美之事免谈。
卡拉扬在这样一个命运的转折处，又一次得到了上帝的眷顾。1955年2月25日，卡拉扬在一片反对声中，与乐团来到了纽约。面对那些反纳粹的抗议声音，卡拉扬发表了一个简单而又得体的声明：“我不谈政治，我只是作为一名音乐家来到这里。”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里，卡拉扬和他的乐团以音乐征服了美国听众和音乐评论界。但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这段“试用期”里他要征服三种人，一是观众和乐评人，二是柏林爱乐乐团，三是西德政府。最后，卡拉扬顺利过关，最后由柏林政府确认，任命他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用卡拉扬自己的话说，他“万分欢喜地接受”了这一位置。
通过上述不同寻常的过程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明确的结论，一是德国这个音乐大国对音乐是多么的重视，对于选择自己最好的乐队的最好的指挥，他们拿出了选总统的劲。二是卡拉扬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聪明到连加入过纳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影响过他的前程——要知道战后德国人对于纳粹的态度，可不同于战后日本人对自己那几名军国主义分子的态度，无论多难，都要追查；无论多久，都不放过。这是他们对纳粹分子一贯的态度，如此看来，卡拉扬的一生注定是一个传奇。
自接过了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棒，卡拉扬开始了他一生中真正的传奇，或者还可以有一个更准确的表述，世界音乐从此进入卡拉扬时代。
卡拉扬时代
在指挥风格上，卡拉扬试图将托斯卡尼尼（意大利原名: Arturo Toscanini）的忠于原谱与富特文格勒的即兴发挥融于一体，指挥动作洒脱大方。而且，他又是一个极度认真的人，在指挥台上他经常闭目深思，使得乐队各声部之间达到了演奏室内乐般的默契。在他的领导下，柏林爱乐乐团展示出犹如金属般的亮色，这被卡拉扬成为“音响”
卡拉扬的成功印证了这样一个真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是聪明人下苦功夫做出来的。卡拉扬是一个音乐天才，但更重要的，他始终保持了自己工科出身的技术倾向，而且生活状态非常积极，对工作对人生的安排极其严谨——在这一点上，天才莫扎特和他的家庭与家族，都是极感性的代表；而天才卡拉扬和他的家庭与家族，则是极其理性的代表。一个工科思维的音乐天才，成就了卡拉扬传奇的一生。
这位工科男热爱体育，喜欢滑雪，飙车，开船，开飞机，并拥有私人飞机，游艇和跑车。顺便说一句，在卡拉扬去世的时代，他留下的遗产高达5亿马克——看来其财富也高得惊人，这更是和文艺青年莫扎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卡拉扬是一个对自己对他人的控制力极强的人，如果用汽车来做一个比喻，莫扎特和卡拉扬都是动力极为强劲的跑车，一旦开起来其速度都是无人可比。但其区别在于卡拉扬这辆车上还装有非常精确的控制系统和制动系统，而莫扎特的车上则没有。所以，这位天才才最终毁灭了自己。卡拉扬有天才，但他更懂得控制，驾驭这种天才，甚至更懂得如何将这一天才以合理的价格进行出售，从而能卖出最好的价钱——业界都认为它是一个玩得很痛快的人，但事实上卡拉扬还练瑜伽，喜欢静思。他一直保持了极为惊人的记忆力，一贯背谱演出。他可以背下200多个曲谱。而且终其一生，他都有着极强的技术倾向，从录音录影到机械，甚至连手术都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于是这位工科男在他的演出中一起采用最新的音频和视频技术，并且非常非常喜欢录音。他指挥下的柏林爱乐乐团在30年的时间内灌录的录音与视频达到800多款，发行量过亿。事实上，今天的柏林爱乐乐团能有世界最顶级的声誉，和卡拉扬的这一爱好非常有关系。由于卡拉扬对于音乐演绎和录制技术两方面都极为精通，所以才为我们这个世界留下一大批精美绝伦的顶级唱片，比如著名的“红卡”——卡拉扬60年代演绎的贝多芬交响乐曲集。
世间再无卡拉扬，但他的声音却永存人世，而且还为世界音乐留下了一个无人可以超越的丰碑。他指挥过世界最顶尖的乐团——除柏林爱乐外还有维也纳爱乐乐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乐团等，同时还愿意提携后人。我们知道的著名的指挥小泽征尔（Ozawa Seiji）、女小提琴家安娜·苏菲穆特（Anne-Sophie Mutter）和钢琴家基辛（Yevgeny Kissin），无一不是卡拉扬悉心培养的结果。对他的成就，穆特有一段很准确的评价：“对于那些认识他（卡拉扬）的音乐家来说，他一直是未能超越的巅峰。他的音响有着超出时空的色质，他能够在一支乐队中打造出和谐统一，使之成为一件拥有广大音响和有着独特演绎方式的乐器。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着。他是一位完美的音乐家，还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着技术方面的完美，但是他的着眼点则首先是音乐的表达。”
而英语界权威的音乐辞典《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则写道：“在他生命的最后30年，没有别的指挥家在音响和肢体上比他做出过更大的影响。”
是的，在卡拉扬的那个时代，或许世界上还有像他一样有才华的音乐人，但他们身上一定不会拥有像卡拉扬那样的工科气质。正是这种气质，让卡拉扬拥有了一种极其难得的精益求精的态度。卡拉扬认真对待排练，即使是乐队已经熟习的曲目，他也要求再认真演练。而这种“完美主义者”作风也很受一些与他共事过的人士的赞扬，例如法国的剧院经理米雪·格罗兹（Michel Glotz），卡拉扬的左右手爱华德·马克尔（Ewald Markl）和卡拉扬的传记作者罗宾逊。例如格罗兹的描述则是对卡拉扬的幽默和完美主义的综合：
“他（卡拉扬）在一些方面专制得和卡拉斯别无二样，整个暴君相：卡拉扬是一个极端完美主义者,他就是受不了那种被他称为‘吊儿郎当’（德语：Schlamperei）的作风，那简直可以让他发疯。不过除了要求每个人做出最出色的表现外，他倒是很喜欢看到乐队能轻松下来，音乐家和歌手笑起来的。而且他通常是第一个搞起笑的人。”正是因为如此，在柏林爱乐乐团排练时，有哪一个音符演奏不到位，都逃不过卡拉扬的指挥棒，他一定会用指挥棒“点出”那位偷懒的乐师的名字。
在天才与精确的结合下，卡拉扬和他的柏林爱乐乐团成了许许多多世界名曲的权威演绎者。首先，卡拉扬最擅长的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奥地利作曲家的作品，如：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布鲁克纳、马勒、理查·施特劳斯。另外，对于近现代作曲家，如：德彪西、拉威尔、西贝柳斯、尼尔森、肖斯塔科维奇，他都有着非常精彩的演绎。
那么什么叫做权威演绎呢？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芬兰有一个伟大的作曲家叫西贝柳斯，他是那个用音乐为命运多舛的芬兰民族谱写史诗的人。卡拉扬是西贝柳斯音乐的积极推广者，他曾指挥过西贝柳斯除了第三号以外的6首交响曲和音诗。其中的4号“演奏水平之高，让人无话可说”。有一次作曲者西贝柳斯在听过卡拉扬录制的第4、7交响曲和《塔皮奥拉》之后说到：“只有卡拉扬懂我的音乐。我想没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卡拉扬的价值了。”
所以在1989年卡拉扬逝世后，有人预言：300年内人类无法忘记卡拉扬，从他1927指挥长达38年，直到他去世时仍是该乐团的终生指挥。时至今日，柏林市那座像帐篷一样的柏林爱乐乐团音乐厅，还被人称为“卡拉扬马戏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卡拉扬就没有柏林爱乐乐团的今天和德国音乐的今天。
这里，我要讲一件为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一年，中国南方某市要建设一个音乐厅，让我们公司去洽谈想法，在与领导的交流中，我很认真地问市领导：咱们是想做一个世界一流的音乐厅建筑，还是要一个世界一流的音乐厅。领导问这有区别吗？我这个书呆子就认认真真地讲了一番领导显然不爱听的话：“前者要简单得多，只要盖一个像悉尼歌剧院那样新奇特的建筑实体就可以了。而后者则要复杂得多，不光要有壳，更关键的还要有内容，要有一流的乐队和一流的指挥，而这位指挥还必须像卡拉扬那样，至少有一至两首世界名曲在世界上是由他权威诠释的，否则就不能叫做世界一流的音乐厅……”如此较真地说了一番，讲了许多困难。领导很有领导的风度，耐着性子听完我这个工科男的叨唠，再也不和我说话了。
可我这里还是要叨唠几句——一个城市的真正精彩之处，在于作为其容器内容的文化，而文化建筑更是如此，离开了其所容纳的文化内容的质量，其硬件设施也就没有了评判的标准。这就如同我们从一个工艺的角度来评判一个鸟笼，向它的主人赞扬这个笼子如何精致，如何独特，造型如何高雅，它的主人会高兴吗？如果它的主人是个真正的内行，那他一定会说：“我是想让你们仔细看看这笼子里的鸟，那才是真正的欣赏对象，而笼子的存在，只是为了让这只鸟呆着舒服。”
讲完了这位天才传奇的一生，我们该讲一讲这位天才和他的家乡的关系了，这里我们就要提到一个著名的节日——萨尔茨堡音乐节。（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