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授、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应宜逊
（七）鼓励大中型银行发展小额贷款
大约2005年以来，银监会就要求大中型银行设置中小企业信贷部，专门发放“小企业贷款”（指500万元以下的贷款）。总体上看，效果不显著。但是，也有一些大中型银行看到了小额贷款领域中的巨大商机：“空白区”大，利率上浮空间大，资本回报率高，等等。进而大力进军小额贷款领域。其中做得最出色的是民生银行。2009年初推出“商贷通”，2010年8月，商贷通余额突破1000亿元，户均不到100万元。到2013年6月末，民生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已达3860亿元，占全行贷款余额26%，已成为该行零售业务中的绝对主力（占70.77%）。民生银行还计划，2015年末，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到6000亿元，户均贷款在70万元左右。另外，从相关数据看，招商银行等等大中型银行也干得不错（见表1-5）。中国银行也推出了“通宝”系列的小企业贷款。金融监管当局及有关部门，应当用政策进一步鼓励大中型银行发展中小企业贷款，并设置专营分支机构。
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大中型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中“水分”明显。比如，北京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489亿元、2501亿元、7503亿元，但是其贷款户数则分别仅有7670户、12414户、77074户，户均贷款分别高达1941万元、2147万元、973万元。显然，这恐怕很难说是中小企业贷款了。还有个别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名单上，竟然出现“土地储备中心”、“集团公司总部”、“公路局”等等户名。因此，监管部门还应当采取切实措施挤出大中型银行中小企业贷款中的“水分”。
另外，为消除“所有制维度”这一不合理的“中国特色”，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突破”，淡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应当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乃是计划经济的基础，它在理论上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因为，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社会中的公有制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的，在那种生产力状况下，人们已经失去了私人垄断占有生产资料的必要。而我国现有的公有制，则是建立在暴力剥夺基础上的，与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完全是两码事。从实践上看，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公有制乃是低效率与贫困的根源；在改革开放后，它又是很容易转变为“权贵所有制”、官僚资本所有制，进而成为“寻租、贪腐”的重要源泉。
四、省内可以采取的对策措施——以浙江省为例
虽然，“融资难、融资贵”的主要成因是“全局性”的，主要对策措施须由国家层面作出；但是，省域中仍有相当大的对策措施空间，应当有效地加以利用。
浙江省存在着不少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积极因素。主要如下。
1、地方性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较高。2012年末，浙江省农信+城商行+村镇银行的贷款市场份额为23.3%，而全国仅19.7%；并且浙江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占GDP的比重较高，2012年为172%，而全国仅130%；进而，浙江省地方性小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40.08%，而全国只占25.61%。
2、浙江省的法人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与活力均相对较好。如农信机构，2011年的户均贷款为43万元，不良贷款率为1.27%，资产利润率达1.70%，指标值相当出色。城商行中，更有国内小额信贷业务最为优秀的台州银行和泰隆银行，民泰银行和稠州银行也干得不错。杭州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的规模虽然较大，但通过设置专营支行，小额贷款也放得很红火，很有竞争力。村镇银行、小贷公司也发展得较好。2013年末，全省有村镇银行61家，约占全国的1/16，贷款余额有440亿元，约占全国的1/8，家均贷款余额约为全国的2倍，并且涌现出一些优秀的“品牌”，如“联合村镇银行”、“银座村镇银行”、“国民村镇银行”等等。2013年末，全省有小贷公司314家，是全国的4%，但是贷款余额为900亿元，是全国的11%。
3、浙江省邮储银行的经营业绩较好，存贷比远高于全国。2013年8月末，邮储银行浙江省分行的存款余额为2062亿元，贷款余额为889亿元，存贷比达到43.11%，超过全国（18.32%）一倍以上。
4、互联网金融也发展得很不错。“阿里金融”的总部就在浙江，阿里巴巴小贷公司利用电商数据和网络平台发放四类小额信用贷款，淘宝信用、淘宝订单、支付信用和阿里信用。其中，淘宝订单平均每笔只有6000多元，从申请到放贷款，处理时间以秒计算；淘宝信用（笔均4万多元）和支付信用（笔均3000元左右）的处理时间也只要几分钟。2013年末，贷款余额已达125亿元。虽然它是面向全国客户营业的，但是浙江客户毕竟最多。
5、银行信贷中的“所有制歧视”较轻。浙江省由于是民营经济大省，并且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大省，银行机构长期以来都主要与民营企业打交道，进而金融服务方面的“所有制歧视”要明显轻于其他省区。
此外，省内各市的政府都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采取了多种积极措施。
面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省内的基本思路应当是：立足现实，努力发扬自身优势，努力用足用好政策，积极鼓励金融创新。具体说，主要如下。
（一）努力促进浙江省银行体系更好地服务中小民营企业
1、促进农信机构进一步提升活力
浙江省农信机构的总体情况不错。基本经验有二：有优秀的“一把手”、“好班子”；在实现经营机制的“市场化”上下功夫。目前，这两条经验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一则，真正算得上优秀的“一把手”毕竟还不是多数。二则，还有相当数量的机构尚未完全实现经营机制转换，尚未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岗位靠竞争、薪酬按贡献”；尚未做到“主动出击营销，客户至上，不断按客户需求创新产品”；活力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还很大。为此，应当要求省联社在继续努力抓好“人头”的同时，切实推动、督促基层农信机构努力实现经营机制的“市场化”。
当前，还应当要求省联社进一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做好服务、促进下级机构发展上来；尤其应当切实支持、帮助规模较大的优秀机构加速发展。
在农信机构改制为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时，可以考虑由省内的优秀农商行去充当战略大股东。这将十分有助于新组建的农商行坚持良好的市场定位及稳定运作。
2、加速发展村镇银行
村镇银行的作用不仅是金融服务“三农”与中小企业，而且还要发挥“鲶鱼效应”，推动、促进农信机构转换经营机制。因此，既要数量，更要质量。浙江省首先要尽快实现县域的“全覆盖”；个别地方的村镇银行活力甚差，则应当考虑增设一家（省内已有先例，慈溪、宁海各有两家）。
3、大力鼓励大中型银行设立中小企业贷款专营支行及经营专利抵押贷款的科技专营支行
它们可以同等地享受省内制定的中小企业贷款优惠扶持政策。
4、积极支持城商行，尤其优秀城商行发展
比如，台州银行、泰隆银行。它们是全国小微企业信贷的标杆银行，始终与小微企业共存共荣，一直来竭诚为小微企业服务；创造出一套以“三品三表”为主要内容的“本土化”小微企业贷款办法；并且，将从欧洲复兴银行引入的微贷技术与“本土”经验有效地结合起来。对于这样的优秀机构，能否加大支持力度，让它们成为某些城商行、农商行的战略大股东，并且再进一步成为能够“说了算”的控股大股东，使小微企业信贷的“银座模式”、“泰隆模式”迅速在更广阔的地域“开花”。
5、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
当前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多方面努力减轻税负。②继续努力完善监管。③发展“资产转让”，以解决杠杆率问题。④“回归”2008年5月银监会与人民银行联合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自然人充当主发起人，并降低资本金门槛；允许担保公司、典当、投资咨询公司等准金融机构改组为小贷公司，以便让真正的民间金融资本成长发育。⑤试点通过与银行合作，让小贷公司成为“依附”于银行的金融公司。
6、抓住机遇，大力发展“草根银行”
要抓住当前的“尝试由民间资本发展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的机遇。在浙江省发展一批与中小企业共存共荣的“草根银行”。在发展中，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民间资本，并且以民间金融资本为主发起人，严格防止“脚踏两条船”，以让民间金融资本茁壮成长，让浙江的“尤努斯、贾尼尼”们能够茁壮成长。需要指出，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大省，又是民营金融的“传统发源地、集中地”，有条件也应当抓住大好机会，造就“草根银行”的再次繁荣。
7、多渠道解决资金“期限错配”问题
首先是贷款银行方面要着力。一则，要尽可能满足客户的实际需要，使得贷款期限与企业生产周期相匹配，以减轻错配问题。但是，必须看到，这只能解决少部分问题。因为，中小企业的稳定性差，生命周期短，易于倒闭，从而银行为控制风险，很难大量向它们发放中长期贷款。二则，银行要讲信用、说真话。这一点非常关键。银行不能为了自身的风险控制，而在贷款即将到期时告诉企业能够续贷，而在收回贷款后又不肯续贷。如果银行讲信用、说真话，在企业贷款快到期时明确告诉企业能否续贷并一诺千金，事情就好办了。可以银行间挂钩，互为对方的符合继续贷款条件的客户提供临时性转贷信用贷款。银行应当认识到，“银行讲信用”，这对自身利益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的塑造，都有重大作用。银行是依靠信用生存与发展的企业，要求企业对银行讲信用，首先银行自己要对企业讲信用、对社会讲信用。而一旦社会信用环境改善了，最大的受益者还是银行。
其次，政府及其他方面也要努力，政企合作、或者政、银、企合作。比如，2013年5月20日，遂昌县企业家协会组织会员企业采用互助合作形式，牵头46家企业参与出资3000万元，政府专项扶持配套资金3000万元，设立“遂昌县企业家协会应急转贷周转金”，由协会主导，市场化运作。又如“杭州模式”。杭州市设立“中小企业转贷引导基金”，政府出资与民间资金比例为1:3，由市经信委与财政局共同管理。今年首期安排2000万元， 引入社会资金6000万元，2013年5月中旬正式运行。100天来已经为46家企业完成3.25亿元的转贷业务。
（二）从实际需要出发，发展多样化担保公司
目标是，让那些“第一还款来源”良好但缺乏抵押物的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贷款。为此，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担保公司。
浙江省各地创造了一些颇有特色的担保公司。比如，萧山区共有43家融资担保公司，其中大部分属于“会员制、封闭性、社区化、小额度、非盈利”的互助式运行模式。总体看，运行得还是相当成功的。温州目前就很需要借鉴上述“萧山模式”，发展一批会员制的、由银行、财政、会员企业共建的担保公司。又如在丽水农村发展“农村担保体系”时，就应当从当地实际出发设定担保公司规模，不宜死扣“5000万元资本金”下限。
此外，还可以发展再担保公司以分散风险，如绍兴、嘉兴均由市政府出资2亿元成立了市级中小企业再担保公司。
（三）大力支持、鼓励金融创新
浙江省的金融创新活跃。比如，阿里网络金融，德清的“P2C” ，台州市农村自发的合作金融组织，一些地方的中小企业转贷基金，等等。这些都应当得到支持、鼓励。
要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发展新产品，不仅是对法人金融机构，而且对全国性大中型银行在浙机构也如此。
要关注、研究互联网金融，并促进其健康发展。首先是“阿里金融”，要支持其发展、创新，并给与必要的帮助。其次，要关注、研究、支持P2P等网络信贷平台的健康发展。目前浙江省已经有了“微贷网”、“温州贷”等一大批P2P公司，要抓住当前机遇，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规范的”网贷企业；；放开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注册登记，搭建网贷服务平台，助推民间金融阳光化（这可学习上海，“拍拍贷”在上海工商局的支持下，特批更名为“上海拍拍贷金融信息服务公司”）。再者，要支持与鼓励“股权众筹”的健康发展，使之中小微企业的创业、创新、转型升级发挥积极作用。第四，要关注、研究德清的P2C。“P2C”借贷模式是指以“政府财政资金担保”形式搭建网贷平台，服务个人与企业，实现直接对接。它是民间借贷“阳光化“的良好形式，其最大特点是借贷“直观、直接、直达”。“直观“，借贷双方融资信息公开透明；“直接”，借贷双方在服务中心直接樶合；“直达”，借贷资金经中心登记备案后直接从借方账户划到贷方。德清县“P2C”于2013年3月18日开张营业，到5月6日，已经累计实现交易1.7亿多元，。贷款平均利率为11—13%，其中含3%的担保费，投资人的无风险收益为7.2%。
此外，随着网络融资新模式的开启，需要进一步完善网络融资的各项工作：第一，整合全省金融资源，完善服务功能，开放资源体系。第二，制订相关的扶持政策。第三，制订为中小民营企业服务平台的规划。由于网络融资尚属新兴融资模式，正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各方面亟待完善和提高，因此，需结合全省中小民营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对其进一步加强管理、扶持、服务和引导。
（四）充分利用温州、丽水等两个金融试验区
温州的金融改革首先要支持、促进民间金融资本发展、壮大，突破“玻璃门”。民间借贷“阳光化”不能停留在“登记中心”上，而是应当让它们先组建“小贷公司”，然后走向“村镇银行、社区银行”。
其次，根据温州发展的实际需要，将市区的瓯海、鹿城、龙湾等三家农信机构合并组建“温州发展银行”，进而为促进温州全市的经济发展作贡献。这样的改组，国内已有先例，苏州银行就是由吴江农商行改组的。
再次，要建设好地方金融监管局，对小贷公司及各类准金融机构进行规范、有效的监管。
丽水，除了要完善“林权抵押贷款、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银行卡助农取款工程”等三大亮点，并且发展“保险服务社会民生”和农村担保体系外，也应当探索对小贷公司及其他准金融机构设立有效监管的问题；并且，争取“升格”为国家级试验区。丽水市需要打造一家具有“丽水农村发展银行”功能的银行。具体做法可以是，将青田，云和的农信联社纳入莲都农村商业银行，联合组建“丽水市农村商业银行”，它可以在全市范围设立分支机构。
应当切实注重丽水、温州两个金融实验区的成果与经验在全省的推广、借鉴。
（五）注意维护良好的金融生态
金融生态良好，就会形成“良性循环”：金融生态好→银行增加贷款→企业发展加快→金融生态更好。反过来，也会出现“恶性循环”。
浙江省的金融生态原来名列国内前茅，但近两年来明显“劣化”，不良贷款率上升，也因此，我省金融的“洼地效应”不再，2013年人民币存款仅增长10.94%，低于全国平均值13.79%。尤其温州，不良贷款率由全国最低上升为较高，2013年3月末为4.01%，6月末为3.68%，12月末为4.41%；以致2013年，新增贷款仅216亿元，只有上年的1/3，全年本外币存款仅增长4.53%，不到全省平均值（10.58%）的一半。
为了及时化解不良贷款，重要对策之一是，可以由财政、银行共同努力，争取允许用税前利润冲销小额贷款中的“损失”类贷款。
有关政府部门应当与人民银行积极合作，不断完善中小企业征信数据库，并且争取成为全国各省（市、区）中最完善的数据库。
此外，还需要注意加强对公务员队伍的教育与管理。不能再像2011年的温州那样，金融投机风潮出现时，公务员们不仅没有成为“中流砥柱”，反而“推波助澜”。（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