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9版） 王天龙，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记者：在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协同发展税收工作，这对国家税收企业有什么好处呢？
王天龙：处理好利益关系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协同税收工作，一是有利于在国家层面制定有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有利的支持。二是防止税收问题影响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京津冀产业的重新布局它涉及到地方税收的利益，合理进行这种安排和协调，关系到京津冀一体化成败。三有利于深入推进我国的税制改革，也能够为其他地方的区域经济合作探索和积累经验，对国家和企业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京津冀一体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的国家战略，它搞好了能够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区，不仅辐射整个北方地区，而且能够连接南北成为未来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从而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会进一步增强，对企业来说税收政策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通过税收的协调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负担，推进企业资源的优化布局。
记者：那此前京津冀已经实施了海关一体化改革，现在税收工作也在推进当中，那么您觉得接下来还有哪些方面的工作也可以协同发展起来呢？
王天龙：京津冀一体化的大战略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除了海关、税收等方面以外，我个人认为以下三个方面还值得深入的研究。一是利益协调，比较财政政策，是否可以考虑建设京津冀地区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三地优化城市和产业布局奠定坚实的利益基础。二是产业的协同，特别是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时，三地应该进行产业分工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与对接。三是行政方面的协调，目前看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还是行政障碍。因此三地要进行协同和配合，打破资源区域流动的行政限制与隔阂。
环保：京津冀探讨统一限号限行
河北省是京津冀地区污染最重的区域，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表示，河北治理大气污染的重任在于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殷广平还表示，将继续加强河北与北京、天津重污染天联合应急响应措施，探讨区域统一限号限行措施。另外，河北省最快2015年底前用上国五油。
建成64个空气自动监测站
殷广平表示，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目前已经建立京津冀联防联控机制，由北京主要领导牵头，三地基本每月开一次会。三省市会进行信息共享，各自治理空气污染的政策、措施以及完成目标情况都会互相通报，定期会商研判应对措施。
据了解，在监测预警方面，河北省与环保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签署了环境遥感监测与综合利用合作协议，首都和省会周边及环境敏感区域64个县(市、区)建成空气自动监测站。相关负责人表示，监测站的建成对于分析京津冀区域雾霾传输走向、形成机理等方面都有帮助。
在机动车治污方面，殷广平表示，将继续加强河北与北京、天津市等周边区域重污染天联合应急响应措施，探讨区域统一限号限行措施。根据《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5年底前，河北省供应符合国家第五阶段标准的车用汽、柴油。
此外，记者从河北省相关部门了解到，虽然河北省目前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1500万辆，但短时间内不会推行汽车限购政策。
灰霾实验室解析污染成因
为了更好地掌握雾霾形成的机理，了解区域大气环流与污染物扩散输送规律研究，目前，河北省已经开始筹建省级灰霾实验室，河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总工程师严永路透露，目前实验室技术方案已经出台，人员编制等方案仍在制定过程中。
严永路介绍，实验室除了开展预警预测外，还将重点研究河北省灰霾发生的机理，为全省的环境管理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持。包括大气环境中二次污染形成机理及转化等科学性、基础性研究，解析河北省大气复合污染的特征及成因，解决对雾霾成因、机理及防治对策缺乏深入研究的不足。
去年，河北省环保厅和环保部卫星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利用国家环境卫星的遥感数据结合地面监测做灰霾预警的立体监测，北京以及周边城市布置了64个自动监测点，目前已做了约12期灰霾预警监测报告。从结果上看，预警监测次日准确率能到100%，三日准确率能到70%以上。
他表示，灰霾实验室的最终建成目前还没有时间表，他们争取在2015年初步形成监测、研究能力。他说，灰霾实验室可能会在河北环绕北京、天津的各地分布监测点，以配合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
123家企业搬迁
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殷广平表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河北又是京津冀地区的重点，过量排放是主因，当然也存在地形等外因作用。
“河北的大气污染问题总体讲，是长期粗放式发展的累积结果，必须从转方式、调结构入手，从根本上改变河北省偏重的产业结构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殷广平说，围绕产业结构调整，河北省要坚定不移化解过剩产能。到2017年，压减6000万吨钢铁、61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煤。同时，加快推进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到2017年完成123家企业搬迁任务。
压减产能意味着压减GDP。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周军堂表示，单从钢铁来讲，到2017年河北要压减6000万吨，全国的任务是压减8000万吨，河北省占75%，量非常大。经过测算，所有压减的产能对工业增加值的影响是2个百分点。
旅游：
京津冀旅游部门将推一卡通
京津冀一体化，旅游业已先行，百姓从中感受到了便利和实惠。
三地可选最优机票
举个例子，7月20日从北京飞香港的机票是1600元，从石家庄飞香港是550元。同一天，从北京飞大阪的机票是1540元，从天津飞大阪是299元。乘客可以从北京乘高铁到石家庄机场和天津机场，节省一大笔费用。目前，在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天津机场、石家庄机场都设有异地城市候机楼，并开通了空铁联运，往返京津和京冀之间的火车票在机场可办理退款。京津冀民航运输有望在旅客的多样选择中率先打破“一亩三分地”。
京津冀旅游一卡通
旅游，可以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行动最快的领域。今年4月，三地旅游部门主动工作，召开了“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会议”，商定建立健全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工作机制，争取旅游合作率先实现一体化。据悉，第二次合作会议即将召开。
京津冀三地旅游部门将推行“一张图、一张网、一张卡”合作项目，共同制作京津冀旅游导览图、路书，利用网站、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相互推广宣传，共同推进“京津冀旅游一卡通”的应用。保定从7月起，面向北京1200个社区、天津680个社区开展保定景区惠民特卖活动，同时，针对持续增长的自驾车游客，推出“京津冀自驾车旅游护照”。石家庄开通了“西柏坡号”、“正定号”环京津冀旅游专列。天津开通了至河北山海关、北戴河的旅游直通车。
互利大于博弈
为何京津冀旅游一体化行动如此迅速？这同三地多年来旅游发展的思路不谋而合，即抱团发展有关。旅游景区有属地，旅游线路无边界，区域合作，旅游具有天然优势。旅游的协作互利性大于博弈性，阻力小而动力大，成本低而效益高。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之前，京津冀三地都做过一些努力，北京推动了北方九省市旅游合作，天津倡导了环渤海城市旅游合作，河北推出了环京津休闲旅游经济带。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三地旅游部门已达成共识：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要发挥旅游的串联作用，把三地的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等资源融合起来一体发展。三地应主动作为，切实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共塑区域旅游品牌。三地应联合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共赴境内外重点客源市场开展联合促销，建立形成一体化宣传格局。
构建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建立一体化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完善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咨询中心、旅游指示标识等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据统计，在入境客源市场方面，京津冀具有很高的重合度。在目前入境游不景气的情况下，更需要抱团取暖。三地可在市场营销、线路串通、导游共用、团队组合等方面开展业务合作，共同做大做强入境游市场。
评论：京津冀一体化的
根本动力在于市场
据消息，在保定深陷“北京政治副中心”传言后，唐山市也被确定为“京津冀城市群东北部副中心城市”。
“京津冀发展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这是习近平主席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掷地有声的要求。京津冀一体化的具体相关规划虽然尚未公布，但河北各地对对接京津产业转移的热情十分高涨，有关于谁将成为副中心城市的推测也日益火热。
3月19日有关保定将成为"政治副中心"的消息不胫而走，让这个曾经不太引人关注的河北中等城市一下子陷入了舆论漩涡，并带来"爆炒"后的"高价后遗症"。而在河北省出台的相关规划中，唐山被定位为"京津冀城市群东北部副中心城市"。相比保定，素有"华北工业重镇"之称的唐山具有绝对的产业优势，2013年全国城市GDP排名中唐山位居省内第一。
在本月召开的唐山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会议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唐山最大的优势在产业和沿海地理位置，要依托这两大优势推进协同发展。这种优势也使得唐山在此次一体化中被赋予了承接北京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转移的定位。不过，我们注意到，唐山提出的是要做"京津冀城市群东北部副中心城市"，而不是首都的副中心。从整体来看，争做一体化下"副中心"城市的保定、唐山各有千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强调，"要把京津冀一体化放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中长期增长框架中观察，绝不是北京给其他地区甩包袱，对于转迁出的产业北京甚至有义务帮助其完成产业升级，使各地相得益彰，错位发展，实现从多赢到共赢。"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秀山认为首先热炒副中心，其实主要还是从河北省这个城市发展的规划的单方面一个提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纳入到经济整体这个区域规划或者说城市群规划当中来，河北省作为这个现行一步它提出这样一个定位的目标也是可以理解的。副中心当然是相对于京津冀地区北京和天津这个两个双中心而言的。无论唐山、保定要作为经济的副中心还是行政的副中心、政治的副中心，这个恐怕纳入到整个京津冀整体城市群规划来最后定夺。
陈秀山表示，唐山在整个河北省当中，是一个经济实力最强，发展也有一定的历史基础，也有区位优势，作为承接北京或者天津一些重化工业、钢铁这些产业、装备制造它应该说具备这样的条件。但这些年遇到的问题主一个是交通的问题，再一个是有点生不逢时。钢铁工业现在经过短暂辉煌以后现在面临产产能过剩要压缩，而且它的环境的压力也非常大。
陈秀山强调，所谓顶层设计现在用的也太多了，作为一个区域发展规划还是主要是京津冀三地的这个政府和相关利益相关者来共同来坐下来协商合作来探讨。有三地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跨行政区的重大问题，当然需要更高一层的政府，就是中央政府来做协调，但是不能够把京津冀的整体的一体化发展全寄托与在上边在中央层次上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来推动，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值得怀疑的。
陈秀山认为，京津冀情况是确实比较特殊，因为两个直辖市一个围绕这两个直辖市的河北省，北京又是首都，它有遇到一些特殊问题，有些重大问题确实是当地政府独自不能解决，甚至两地政府之间也难以解决的，那么这种条件下，确实需要中央政府有一个协调的机制或者协调机构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市场，对政府来说推动的力量还是来自于三地的政府，必须有合作的意愿，有一体化的意愿，这样才能够时机成熟，协调起来可能也就更有效率。
京津功能定位应跨越体制门槛
作为首都的北京，该不该成为国家的最大经济中心之一，天津能否代替北京成为京津冀大城市群的大规模高级服务业核心城市？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三大都市群，即以北京为核心城市的京津冀、以上海为核心城市的长三角、以香港为核心城市的珠三角，已具备条件逐步建设成为对东亚、对世界经济有明显影响的全球性大城市群。
这三个大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也就是北京、上海和香港，正在成为全球性的资源交汇地、连接国家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节点和控制中心，也是中国进入世界的枢纽，世界进入中国的门户。而且，它们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核心之一。
城市群规划须跨越体制门槛
三大城市群的明确定位及其优化发展，应当成为“十三五”及此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国家的“区域战略”。它们的战略定位和优化发展，完全符合全中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以三大城市群及其直接影响的经济区域构建，应对全球竞争中的国家竞争力、区域竞争力，是国家发展规划和区域性规划的重要目标。
需要强调的是，实施这样的战略定位，需要组织编制三大城市群及其相应的三大城市群经济区的区域规划。其规划目标是发展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和全球经济的控制中心，是成为全球的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人流等“流”的重要节点。
相关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区域的整体功能及城市发展方向的科学定位；瞄准国际趋势，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建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和重点产业链；促进空间重组和整合，有效引导人口、产业适度集中；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严格保护耕地，积极治理水污染，改善水环境质量；加强区域性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建设和一体化管理。
为此，必须坚决跨越现行体制(各城市对基础设施行业的分块管理)的“门槛”。
北京：大规模高级服务业
在京津冀大城市群及其一体化发展中，北京和天津的功能定位非常重要，长期以来也存有争议。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关键问题是，作为首都的北京，该不该成为国家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北京应该、也完全可能成为以大规模高级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中心。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启动了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改革开放，90年代初上海浦东开始实行特殊政策并进行大规模的以金融商贸中心为主的发展，自此以后，人们就期待着我国北方地区或者环渤海地区也出现类似浦东开发那样的“国家行为”的“政策高地”。
北京作为首都，正在成为金融、商贸、高技术以及大规模研发、信息、中介等高级服务业的基地。北京早已是国家的“政策高地”。
这一重要性质不像东南沿海和浦东开发那样，是通过党和政府的最高政策纲领规定的，而是由首都的功能决定的。有些也是长期发展态势的自然延伸。比如，国际性的高级服务业机构进入我国，需要与中央政府及各部门合作，它们的首选落户地自然是北京。
30多年来，总部设在北京的金融机构占据中国金融资源的半壁江山，其中包括对金融市场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决策和监督机构，如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实力雄厚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行、11家保险公司的总部，等等。
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工商行、中石化、中国移动等拥有国内前十家最大规模资产的企业，每一家的资产都有上万亿元至数万亿元。它们的总部在北京，自然而然会产生庞大的总部经济。这种情况并不奇怪。许多发达国家的首都也都是由于这种功能而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国际性金融和商贸中心的，如东京、巴黎、伦敦、首尔等。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是分立的，是因为这两个都是移民国家，经济中心早已在港口城市(纽约、悉尼和墨尔本)形成。独立建国后，由于各自的政治原因作出了新建首都的决定。前一种情形符合客观规律，后一种情形属于例外。
我国正在成长为全球经济大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也将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大版图中的重要一极。这样的发展态势必然会在我国逐步形成2～3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金融中心城市，并与若干个次级金融中心组成布局合理的金融中心体系。而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具有成为国际意义上的金融中心的重要优势，不仅可以建成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监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同时，也应该积极发展金融营运和金融交易。
经过以往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北京的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三次产业的70%以上，第二产业(其中也是以轻型制造业为主)只占20%左右。北京地区的污染，已经不是“经济中心”的功能所致。
而且，北京市人口规模过大，高级服务业的发展绝非主要因素之一，因为单位国民经济增加值所需要的就业岗位中，高级服务业仅仅是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的1/3~1/5。
天津：东北亚航运中心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天津能否代替北京，成为主打大规模高级服务业的京津冀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天津及其滨海新区开发具有相当的优越条件和巨大的发展前景，但其功能和目标不宜与北京、上海及浦东类比，符合天津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发展目标是东北亚重要的航运中心，国家先进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基地，北方重要的物流业、仓储业、产品设计与包装业基地等。
有人建议把天津定位为京津冀大城市群的(以高级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核心城市，其根据之一是“天津在解放前就是我国北方的经济中心”。但那是指上世纪30年代，天津具有一批(小型)近代工业，当时曾经流行过“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的说法。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北京的工业规模就很快超过了天津。目前，北京天津之间的经济规模差距已经很大。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已经是大批国际(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机构云集之地，为高级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并大规模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自上世纪70年代，天津以钢铁、石油化工、基本化工为主的原材料工业和电力工业等及航运业有了很快的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年来，滨海新区先进制造业大规模发展。但是，将这里定位在高级服务业，发展态势却不尽如人意。
2014年4月底有媒体报道称：“8年前，在距离北京160公里外的天津滨海响螺湾商务区，凶猛的投资热潮已上演，那里曾一度被称作‘中国未来的曼哈顿’。然而现在，48栋摩天大厦至今仅有两栋正式完成入驻，多数项目或半途停工或封盘，摩天大楼宛如鬼城。”如果这一报道属实，则说明天津关于金融商贸的发展定位已经带来了经济损失。
（新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