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我认为跨国公司变成了全球公司。这样一个变化有一个逻辑的起点，或者说一个时代的起点，我把它定位在1992年。为什么？因为在1992年时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首先冷战结束。1989年11月9日到1991年12月25日，这个时间点作为标志冷战结束了。
■ 王志乐 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跨国公司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从普通老百姓到最高层的领导，他们都关注这个跨国公司问题。在这30多年，主流的观点和主流的做法还是积极的跟跨国公司合作。但是，在30多年间，还真是不断地出现反对跟跨国公司合作的声音、政策，大约是10年一次反复。我常想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多人都关注，而且那么重视，对中国影响那么大，但是意见有时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我后来发现持反对意见的，他们实际上认为这些跨国公司是帝国主义掠夺别的国家资源的工具，是当代新殖民主义者。从这样一个理论出发，持负面的评价比较多，而且有的时候他们往往把这些跨国公司妖魔化。
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成立的话，我们中国共产党那么多文件里，对开放，对利用外资又是高度肯定的，热烈欢迎的——好像就有矛盾了。如果这些企业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我们为什么要开放、要跟他合作？我从1992年开始调查研究，到2006年前后中国吸引外资到了一个高峰，因为2006年那个时候正好中国加入WTO五周年，五周年咱们已经实现的那些承诺大部分都实现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反对跨国公司、反对开放的思潮又抬头了。当时的源头就是外资并购，并购徐工，很多人就说这是外商的“斩首行动”，跨国公司的“斩首行动”，要扼杀中国的各个产业，影响了中国经济安全。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如果理论上不能澄清，还是用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看这些东西的话，没办法解答。而他们往往就是用这种理论来解答，来看跨国公司。
不用说那会儿，到最近还是很活跃的，因为最近又冒出一个新问题，当年是外资并购影响国家安全，现在又冒出一个网络安全问题。我在微信、微博里面经常收到这种帖子，说有“八大金刚”，IBM、思科、微软等等，他们控制中国各个网络节点，导致中国人赤裸裸地站在外国人面前，没有自己的秘密了。人们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我听说有一些院士联名，要求排除这些外国的信息公司，应该由我们自己的民族企业来干。可是实际操作中，我又了解到这些外资企业难以排除掉，因为找不到合格的替代产品。你要找到本土企业的产品，说不定更危险。因为咱们技术不过关，漏洞很多。黑客很容易攻破。所以，同样一个问题总是两种意见。
我在2006年的时候，把我做的调查做了一次总结、归纳、提升，就提出来需要对传统跨国公司理论进行更新。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报告的内容就从这里出发。
跨国公司理论怎么更新呢？1992年前后全球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跨国公司恰恰在1992年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我正好在这个时候进入商务部做这个研究。我刚才讲了，商务部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我们做调查，这些跨国公司一般很配合，我想了解什么东西，甚至到国外总部调查，一般都很受欢迎。所以了解了不少情况。
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我认为跨国公司变成了全球公司。这样一个变化有一个逻辑的起点，或者说一个时代的起点，我把它定位在1992年。为什么？因为在1992年时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首先冷战结束。1989年11月9日到1991年12月25日，这个时间点作为标志冷战结束了。我作为一个研究企业的人没有去研究冷战为什么结束和苏联为什么垮台。我关注的是苏联垮台，冷战结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关键结果是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障碍被扫除，全球市场开始出现。
时代变了。过去战争、革命、对抗的时代，转向了和平、发展、合作的新时代。我们知道时代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如果时代变了，原有的理论应该适应新的时代进行更新，原有的实践也要根据新的时代做调整。我的经历也有一个巧劲，我正好1985—1988年在西德留学。我到西柏林参观柏林墙，甚至是骑着自行车在柏林墙一段一段拍照，而且也到东德参观，因为东德对中国学生很方便，可以随便到那边看，印象非常深。但是绝对没有想到我回国一年这个墙就垮掉了。更没有想到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戈尔巴乔夫签字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而且在短短的三年之后，到1995年因特网开始大规模商用。信息行业专家都认为这一年是因特网元年。同一年，1995年1月1日，WTO开始运行。我们都知道WTO跟一般的经济全球化的组织不一样，它有强制的约束力，中美贸易或者投资出现争执，可以提交到WTO去裁决。裁决的结果，中美这样两个强大的国家也只能照办，这是其他组织都没有做到的。而我认为这是全球化出现的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虽然现在WTO有各种问题，但是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么三大变化，正好都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出现了。这么短的时间三大变化，意味着在同一个时间，政治、经济、技术的变化，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相互促进。冷战结束出现了全球市场，为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因特网这样一个技术革命，为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支撑，经济全球化又反过来促进全球的政治、科学技术的变化。所以，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出现了三大变化，使得整个90年代成为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十年。
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对各国政治家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第一，这个时代变了，虽然现在还有对抗、有战争，但是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了。所以，能不能超越两大阵营的对抗，建立全球治理的新结构？第二，在一个国家内，原来是两大阶级对抗，现在好像也不是了，你能不能超越两大阶级对抗的思维，建立社会治理新结构？跟我们经济、企业关联的，我们能不能超越过去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回归经济规律、市场规律来发展经济？这个我觉得对各国领导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平心而论，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走在世界的前沿。比如邓小平在1985年就明确提出时代变了，或者他认为时代正在变。过去是战争、革命，现在是和平、发展。别的国家好像没有这么明确提出来过。邓小平不光提出时代转变，而且是在行动上推动了改革，推动了开放。
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后来的三届领导都接受了，胡锦涛说“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现在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与邓小平相比，胡锦涛加了一个合作，习近平又加了一个共赢。习近平总书记甚至提出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类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命运共同体”。
政治家们都看到了这样一种变化，而且采取了行动，我觉得中国能有今天，跟我们的领导把握时代的转变是分不开的。中央所说的道路和理论自信都是建立在把握时代转变之上的。我们今天是研究企业，我们要研究在这个时代转变的背景下，企业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认为这样一个时代转变，导致全球市场出现，使得企业竞争环境变了，竞争规则变了，这种环境和规则的变化，推动跨国公司转型。
我们第二个问题，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跨国公司走向了全球公司。
刚才这段大家都很清楚，我只是提纲挈领地回顾一下，而且是我这个研究的逻辑起点。跨国公司怎么走向全球公司的呢？我认为既然有了全球市场，所以这些跨国公司就从过去的跨国经营战略扩展为全球经营战略。我刚才提到我跑过100多家跨国公司总部。我发现现在非常有竞争力的那些企业，往往都可以查到它们在上世纪这个关键时刻做过深刻的战略调整。像思科是1993年开始跨国并购的，IBM是1993年开始战略调整，把工作的重心从硬件制造转向软件和服务。三星现在势头非常猛，它也是在1993年开始了一次战略转型。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介绍一个三星。三星会长李健熙，他有这样一个自述。他说我作为负责三星的会长，（我们知道会长在韩国、日本企业里面就是中国的董事长，它们是株式会社、会长我们就是董事长）“尤其是1992年以来，这种危机感使我深冒冷汗，彻夜不眠。”
1992年就是我刚才说的转折点到了，全球市场出现了。他做了什么事呢？在1993年6月7号，把三星200多个高管拉到德国法兰克福开现场会，德国是冷战前沿的标志，柏林墙就在那。但是柏林墙倒了以后，它又成为了全球化的前沿。我在1992年到柏林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在原来柏林墙的地段上建立了一大批跨国公司总部，你们现在去还能看到，像索尼的总部都在柏林墙原来的地方。
在这个会议上他提出来说三星面临严峻的挑战，要做两件事，一个是迎接数字时代，再一个是要刺激海外投资。咱们国内企业比较关注技术对企业的影响，所以看现在企业开会或者学者讲话，经常推动说互联网带来了冲击，这是非常对的。但是还有一个维度，因为企业的发展起码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技术对你的促进，还有一个就是全球化的促进。三星这种公司是抓住两个维度的。所以，我现在给企业讲，我说你关注数字化，关注网络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是另一个维度的影响也得关注，就是海外发展。所以，李健熙发表了一个演讲，要求大家要迎接数字时代，要开拓海外投资。而且发了狠话，“我们什么都得变，文化也得变，除了老婆孩子，什么都得变。”三星有今天，我觉得跟那次的改革，或者说调整，关系巨大。三星现在的实力，应该说它超越了所有日本的电子电器公司，它一家的利润能把日本8个电子电器公司总利润加起来还多。而且它在中国也非常厉害，它去年年底统计，在中国大中华地区的销售，包括出口额、销售额加一起居然达到870亿美元。咱们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公司，比如像宝钢这样的公司销售额还没有三星中国公司销售额大。欧美很多大公司，包括日本公司，干到现在超过100亿美元，在中国就算做得非常大了，但是三星是870亿美元。
在全球，三星电子达到2000多亿，在中国它就占到1/4到1/3。这些公司只是一个代表。
它们在全球化中做了什么呢？因为它们发现全球市场出现以后，可以在全球各地整合、吸纳资源，而各地资源的禀赋不同，有的地方，比如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确实是品位高、开采容易，运到中国还比中国本土的铁矿石便宜。中国对外国公司又有很大吸引力，中国市场那么大，而且在不断增长；中国劳动力性价比又很高。在全球范围进行活动的时候，在全球配置资源，它们就能够把全球最大的资源，最大程度地加以利用。尝到了全球化的好处，它们开始是营销全球化，后来制造组装全球化，再就是研发设计全球化。当然，这个过程中资本运作也是全球化的。
像IBM公司，1993年开始改革，其中除了技术上转型，就是从制造转向服务之外，还有也是全球化。它现在2/3的员工，2/3的收入来自美国以外，在中国建了两个全球中心，一个是全球采购中心在深圳，还有一个全球新兴市场发展中心在上海。IBM的研发现在高度全球化，前两年8个研发中心，在美国3个，在欧洲苏黎士一个，在亚洲的以色列海法、印度、中国、东京；最近几年又增加四个，在全球一共12个。IBM能实现全球研发。比如中国到五六点钟下班，通过互联网，它想接力研发的话，就可以到欧洲，然后到美国。而且把各地的优秀人才拉进来，它光是管软件市场的一个老总，跟我讲他在中国已经雇了5000多个高水平的开发人员。在这个背景下，它们的竞争力在这些年在不断地攀升。
随着国外越做越大，它们的管理、治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股权结构变了，很多公司吸纳本国股权之外的其他的股权，而且建立了全球化的治理结构，全球化的管理结构。过去的跨国公司以母国为中心，辐射若干国家子公司，我把这种模式叫做中心辐射式，现在变成多中心、多节点的网络管理模式。很多公司，特别是小国的跨国公司，它们海外股权越来越大，像诺基亚1992年只有20%股权来自海外，现在差不多90%。
美国有一个学者对世界最大的80家跨国公司进行调查。1993年的时候不到1/3的公司董事会里面至少有一名非本国董事，到2005年，75%的大公司里至少有一名非本国董事。这个比例我估计现在更大了。这些跨国公司成功地把各国力量整合到自己公司里面来。
第三个变化，过去的跨国公司，传统的跨国公司，为了掠夺资源，往往借助本国的武力去抢、去掠夺。但是，二战之后，这个做法不可能了，特别是80年代以来。你凭什么到一个别的国家去开发、去挣钱呢？它必须有一个说道。过去这些公司强调股东价值最大化是它的追求，但是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跨国公司的一个新的提法，不仅要承担经济责任，还要承担社会、环境责任。按照我的调查，在2008年、2009年以来，它们的责任又前进一步，强调合规——合规包括遵守法律法规、自己总部和投资所在国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公司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还有企业员工要遵守或者追求一种道德规范、职业操守。由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用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来制约的，所以我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全球的责任。所以，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大家看这些跨国公司的责任概念在变。开始是经济责任，后来是全面责任，现在强调全球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全球契约——在2000年提出来的，刚开始就是九项原则，人权、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等，很言简意赅，你愿意参加，愿意自我约束你就参加，每年报告；最后没想到在短短几年里居然发展到8000多家世界最有名的公司都参加了，中国有200多家。到2004年6月24日，全球契约增加了第十条，企业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就是商业腐败。这个问题当然现在是一个焦点。
2008年12月18号，西门子行贿案被处罚，罚了16亿美元，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这些跨国公司的责任从过去的环境、社会责任，进一步提升到合规反腐这个高度。猛一看这个责任比原来低。但是，你在公司调查会发现这个难度远远比社会责任、环境责任难。后来我理解，搞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它是做好事，反商业腐败是做好人，做好人远比做好事难。这就是现在企业普遍的问题。
经过十多年、二十年的变化，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战略变成全球经营战略，管理治理结构变成全球管治结构。文化——我理解的文化是以责任为核心的变化，已经变成承担全球责任的文化。这样的跨国公司已经和传统的跨国公司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但是作为一个研究，我觉得仅有这三个定性的分析是不够的，应该有一个定量的分析。我在这个时候就利用了联合国贸发组织每年发布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这个报告里面每年公布10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所谓跨国指数讲的是一个公司的海外资产、海外销售、海外雇员和总资产、最销售、总雇员比例的平均数。我认为当一个公司跨国指数超过50%，又有了全球战略、全球管治和全球文化的公司，可以视为一种新型跨国公司，或者说跨国公司发展的新阶段——全球公司。我们把这20多年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数据做了一次统计，现在能找到比较准确的数字是1994年，恰恰是我提的1992年开始转型的时间，世界100个最大的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大约平均起来是40%多一点。但是到2011年，已经接近2/3，海外资产占这些公司总资产比例是63%，海外销售占65%，雇员占59%。其实按照贸发组织统计，它统计的平均数是67%。20年来，基本上是一年一个百分点在增加。1994年到2011年是17年，有的还不只是一个百分点。
2011年100个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里面跨国指数超过50%的有88家，按照我的标准就是全球公司。超过70%的有40家，在1994年超过50%的只有43家，超过70%的只有16家。
当一个公司超过一半资产在海外，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超过一半雇员在海外就业的时候，这个公司的经营模式就和一般的跨国公司发生巨大差异，海外经营成为这家公司的重心。比如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2008年那次危机，通用汽车非常困难，在美国到了破产保护的境地。这个时候只有中国市场，不仅销售增长，利润是全球最主要的来源。所以美国政府出钱保护它一段，一旦恢复以后，它不但没有减少在中国投资，反而在中国加大投资，建立了全球第二个研发中心。它把中国视为它未来发展的重心了。
这样一个情况下全球公司和投资所在国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汇，甚至于成为利益共同体。这是全球公司跟传统的跨国公司的不同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举个例子，2012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为政治家有一个重要目标，比如要创造就业，保证就业，这是他的政治目标。所以，他跑到硅谷开了一个企业家座谈会。奥巴马问乔布斯——就是苹果公司当时的总裁，过了半年左右他就去世了。奥巴马对乔布斯说：我得付出何种代价才能让你在美国生产iPhone？他希望乔布斯回来在美国建厂。乔布斯回答说：这个工作机会回不来了。因为苹果在全球有700多家供应商，中国占了一半，而中国的一半是最关键的一半，比如像富士康是它主要的组装厂，iPad、iPhone大部分在中国生产。
去年开全球财富论坛的时候——正好在成都开，他们聘我做这个会议顾问。我去的时候特地考察成都苹果平板电脑的生产。全球70%的iPad居然在成都生产，每天两架波音747货机从成都起飞运向全球。他们给我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总部发现iPad有毛病，要换一个零件，但是这个机器已经装了几百万台，问能不能在两个礼拜之内拿下。他们认为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的工厂居然一个礼拜拿下了。所以乔布斯认为这个不可能，只能是在中国了。
IBM给自己的定位，它说我这个公司是全球整合的企业。GIE，它创造一个词，说我的公司是全球整合的企业。我90年代在天津参观宝洁的时候，它的老总就说我是全球的公司，不是美国的公司。东芝说它是地球内的企业。ABB这个公司很厉害，很值得关注的公司，它的思想非常前沿。我问中国老总，我说你怎么给自己定位？因为我当时要调查这个发展变化，他回答说“处处为家的全球公司”。德国有几个很有名的公司，像安联保险、巴斯夫，它现在不叫德国公司了，它注册变成了欧洲公司了。像美国公司这种举动，刚才说他（乔布斯）不听总统招呼，反而是坚持在中国，你说他热爱中国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这是扯淡；他是热爱自己的利益，他要保障他的利益。所以，在这个做的过程中，我刚才提到它和中国有了利益交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我的研究表明，这种新型公司和传统的跨国公司实际上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在2006年底到2007年的时候建立了这么一个理论框架。这种全球公司的历史背景和起点，应该是回归到1992年全球市场出现，时代转变，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全球市场的出现。如果时代没有变，还是过去那种对抗、战争的年代，这种跨国公司、这种全球型公司也不可能出现。它有三大变化，全球战略：从跨国经营到全球经营；全球管治，这是结构问题，从母国中心到全球网络；全球责任，从股东责任到全球责任。这有一个变量，就是跨国指数超过50%。（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