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2013年中国GDP总量折合美元9.18万亿美元，人均GDP6750美元，按照世行2012年资料衡量，中国是典型的中上等收入国家。
下一步怎么走？我们这一届政府给我们设计了一个美好的蓝图，叫做中国梦。中国梦从经济学上解释，我认为就是中国下一步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中国能不能从中上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还要看能不能实现结构转型，而实现结构转型的关键是体制改革能否如期推进，这是我的主要观点。
体制改革要构建与发达经济体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否则你的梦就白做了，否则就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本文的主题观点。
世界银行定义为什么说中等收入搞不好会面临徘徊不前的局势呢？它认为一个经济体一旦跨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无法在经济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技术创新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竞争，高不高，低不低，人均国民收入难以跨上高收入国家门槛，前期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增长机制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风险；经济增长长期徘徊不前。
据此，我对世界现在所有发达国家的结构做了一个考察发现，凡是迈进高收入的这些国家，大部分的国家都具备了两个七、两个六。在结构方面体现消费率占70%以上，国民财富消费占70%以上，城市人口占70%以上，像英国和美国都是80%多，服务业比重占60%以上，中产阶级达到60%以上，大家看这四个指标都是结构问题，结构转型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中国要想达到上述的指标，必须实行以下五个方面的结构转型。只有以下方面的结构实现转型了，你才能够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第一，要抓紧支持需求结构调整，实现中国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需求结构从生产向消费转换。第二，产业结构要实行从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工业结构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变。第三，资源要素结构转型，从粗放的高投入、高耗能向科技进步集约化转型，叫做生产的集约化。第四，支持社会结构转型，这是两个转型。一、人口结构向市民化社会转型，城市人口多；二、人群结构由现在的低收入人口多向将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型。第五，政治结构转型。政治结构转型主要是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变革，促进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创新，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的政治权利结构，为向高收入国家创造制度条件。
从上届政府到这一届政府，要归纳实际上就是上述五个结构。
第二个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我研究了许多国家，发现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先后带领自己的人民，从穷国迈向了中等收入国家，但真正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没有几个。像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就是少数迈进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案例，其他国家都没有，像拉美、非洲一些国家。关键是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在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实现了成功转型。日本、韩国、巴西三个国家，日本和韩国之所以成功，一是需求转型成功，二是产业转型成功，三是社会化里面的中产阶级形成和城市化推进都是成功的。巴西在20世纪70—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偏差，但在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好变化。我今天预测巴西绝对会优先比中国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它现在已经具备进入的条件，很快会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而中国不一定。
第三，当前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实现中国梦，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结构的挑战。一、国际是什么挑战呢？一方面是中国遇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个变化带来什么问题呢？带来了中国必须要腾出相当大的政治经济资源来应对这种变化，军事、经济、政治的，而过去三十年中国拿了很少的资源来应对这种变化。二、当前中国遇到的世界供求结构也在重大调整，在这种调整下，发达国家对中国需求在减少，需求增长结构在降低，供给在替代，比中国还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向中国学习。三、中国的产业成本在上升，人民币汇率在提高，挤压中国出口产业的利润空间。在此情况下，中国过去的经济循环发展的路径走不下去。现在遇到的问题是高储蓄、高投资、高产能、低出口，产能过剩引起危机，再这么发展下去，中国会面临一个生产危机；生产危机发展不好会遇到金融危机。四、结构转型中国面临着至少三种途径，中国至少面临三大方面的困境。在当前情况下应该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应该把消费作为战略重点，调整产业结构，让高端产业、服务业比重提高，推进城镇化，建立橄榄型社会。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从需求结构看，调整需求结构让消费作为重点比较难，我们的体制和政策安排是相反。中国的体制从建国以来到现在都是围绕扩大生产，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它的体制和政策从来没有说是按照扩大消费、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来安排体制。我们现在的储蓄投资永远快于消费，导致出现一个问题，中国的消费率在不断地下降，而投资率红线在不断地上升。尽管说到了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的消费率有点回升，但目前仍在50%以下。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在70%以上，家庭消费率在60%左右，我们比人差了40%，为什么呢？宏观上，国民收入分配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利用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从社会上挖的财富太多。企业和政府是投资主体，老百姓是消费主体，企业和政府拿的钱越多，越有利于投资。而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企业和政府拿的钱不但搞了投资，钱还用不完，还存起来，存款的增长幅度超过老百姓。现在政府、企业和老百姓一块存钱，这是很奇怪的。
政府和企业拿钱多，有利于老百姓投资，不利于老百姓消费。为什么？因为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低的，下降是快的，中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高的。但现在中国出现一个问题，财务分配向两极分化。高收入群体拿的钱越来越多，过去12年是高收入人群占的收入比重越来越高，增长幅度越来越快，中低收入人群占的比重越来越低，增长幅度越来越慢。这样带来一个问题，富人中高收入人群拿钱越多，不消费，把钱存起来，低收入人群没钱消费，有消费的冲动。在宏观和微观上，目前环境都有利于储蓄。储蓄在宏观上等于是投资加出口，投资等于产能，产能等于出口加国内消费。所以，要想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这种循环打不破，根本就是做梦。
过去13年，中国的消费和储蓄永远是两个道，消费增长远远慢于储蓄，消费坐的是“牛车”，储蓄坐的是“高铁”。到2013年储蓄达到104万亿，翻了五倍，而消费只翻了4倍多，到2013年是23万亿。有人说消费快，从本身讲确实不慢，但和储蓄相比，储蓄永远跑得比消费快。为什么？大家都在存钱，谁存得多，中高收入人群存得多，企业和政府存得多，到今年1月底机关团体的储蓄超过19万亿。这是需求结构。
第四是产业结构。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面临难题和困境。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GDP是中上等收入国家，但产业结构是一种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生产型社会结构，叫做供给长期超过需求，产业结构严重的偏向工业。现在2012年中国的产业结构，明显跟中下等收入国家相符。当前农业现代化缺乏主体，造成农业现代化步伐远滞后于工业现代化。有一个话叫做“五鬼”闹农业——老鬼、小鬼、女鬼、懒鬼、丑鬼；有智力的、有资本的、年轻的都跑了，这样的农业来支撑14亿人口的国家是不行的。
中国的工业走到现在变成了世界制造大国，我们靠技术引进集成创新，原始创新是中国工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三个体系，缺乏原始自主创新体系，缺乏国际生产技术体系，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资源，缺乏国际市场营销网络体系，世界范围的沃尔玛、家乐福等。我们只是在中低端生产。
我们的工业基本在“五低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下生产的，环境污染导致中国今年有130万平方公里PM2.5超标。
中国的第三产业遇到的问题，既有总量不足又有结构矛盾，总量不足是什么原因？在二元结构下农民难进城，进不了城没有集聚效应，集聚效应小就没有对服务产业形成总量需求。中国工业是两头在外，对国内的生产型服务业拉动需求不足。会计、律师、产业链的无效性曲线两个高端都在国外，导致中国的服务业也发展不上去，所以我们的产业结构也是生产型社会，要想变成消费型社会产业结构还很遥远。
社会结构演变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要向高收入结构迈进，很大程度是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体制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相对较快，而社会文化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个问题，社会结构其他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目前中产阶级成长缓慢。城镇化滞后，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不科学。当前中产阶级只占21%，要想达到60%的中产阶级路是很遥远的。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阶层不流动，阶层分化。阶层不流动，官二代永远是官二代，富二代永远是富二代，穷二代永远是穷二代，阶层之间缺乏流动，农民工几代人变不成城市人。这是某个省为农民变成城市人口的积分，按照这个积分有的市算过，一百年农业转移人口也变不成市民。这样想迈进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橄榄型社会建设不起来，城市人口扩不大。影响中低收入人群，草根群体是成功途径的最大障碍。在发达国家，影响这些草根群体成功的途径最大障碍首位是自身。中国是什么？前五位都是外部环境。我们是拼爹的社会，靠自己没门。所以，中国出现问题，只有靠拼爹才能成功。
第二个结构是城乡二元体制严重滞后，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中国扣除打工不能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有效城市化率不到40%，达不到中上等收入国家平均60%的水平，离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更遥远，我们明显处于中下等水平。
当前我们遇到一个社会结构里最大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在园区开发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肆意扩张公权，低效配置资源，侵犯居民的生存发展权。国企利用垄断地位无节制地扩张市场，挤压民企空间。社会精英上升通道既不公又不畅，一些人通过拼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而穷二代即使是大学毕业生仍然是蜗居一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配置结构，既能化解现有矛盾又能适应未来的社会。我的看法是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是谨慎乐观。怎么办？最紧要的是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要创造制度条件，加快改革，围绕几个方面。
一是加快培育中产阶级。二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调整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要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城镇化，城镇化的资源太少。三是提高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人口的消费能力，这三条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口号喊得很好，目标定得很高大，但落实不够。四是生产要素要自由流动，一定要在城乡区域间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现在是单向流动。五是要利用外汇资源加大对高技术和产品进口力度，为产业调整升级服务。六是加快对传统产业改造，要促进农业制造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低碳化、信息化之路，改变产业在“微笑型曲线”中的位置，向高中端发展。七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持中国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八是加快推进体制改革，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我当时写的一篇文章——《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当时有一百多万个帖子跟着。中国正处在结构大变迁时代，正面临着“三多”的结构演变，未来城镇人口要占多数，中产阶级占多数，消费占多数，结构转型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为“三多”服务。现在从这三多来衡量，我们的体制改革的步伐还差得很远。现在的体制是应对危机，做大总量有优势，完全适应生产型社会。但调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建立消费型社会，还有很多弊端要改革。所以，要重视社会体制改革，由公众来监督，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城乡关系，公权和民权关系，用改革推动调整和结构转型。
（根据作者在“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发言整理，未经其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