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勇/文
虽然大家习惯于把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联系到一起，但前者既不具有后两者的沿江、沿海地理位置的特点，又具有国家首都的特殊政治特点。相较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其特殊性更加明显。可以这么说，京津冀地区所具有的矛盾和问题是当前中国存在的大部分矛盾和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示范工程
京津冀地区实质上包含了一个中央政府、两个直辖市和一个半内陆省份。如果从二元经济结构来看，这里包含了城市内部的二元经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二元经济、区域之间的二元经济以及沿海与内陆之间的二元经济，其矛盾非常复杂。如果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环境污染问题就不用说了，城市病、城镇化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都能够在这个地区的发展中可以看到。
从上面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所包含的矛盾和问题就是中国当前社会所必须应对的问题和挑战。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只是解决北京的城市病问题，也不只是华北地区大范围环境污染问题，更多的在于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的一个样板，为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示范，其意义不下于上海自贸区。很显然，相对于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自贸区申请相比，看起来自贸区申请的火爆则有点政策套利的意味，而区域协同发展的例子还是太少。
改革创新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
把大气污染治理和交通一体化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头工作，这些应该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最容易达成共识的环节。京津冀协同发展必然涉及主体功能区的设计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很显然这些并不容易。
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来看，简单进行企业的分散转移很显然是不合适。以北京为例，简单把不符合北京发展的低附加值、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转移出去，看似解决了北京的综合承载能力不足的问题，实际上等于将问题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先不谈接受区域能否接受的问题，从京津冀地区来看，甚至当前的中国，其环境承载能力也已经非常脆弱，这一点从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大气、水、土地等污染可见一斑。所以说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并不是只是简单转移那么简单，更多的通过进行技术改革创新来降低传统产业的资源能源消耗，并且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涉及到的产业迁移也要讲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作为一条标准。这些问题的解决虽然没有太多经验可供参考，但目前西方国家正在进行的“再工业化”过程或许能够给一定的启示。
再来看主体功能区的设计问题，再以北京为例，如果北京不把经济中心或者金融中心作为其核心功能，那么以主体功能区为主线的产业迁移是不是需要把四大行向外部进行迁移，这里必将涉及利益的分配。仅以主体功能区来看，似乎可以把四大行总部迁至上海这个准备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甚至于“一行三会”是不是也可以迁移出去。这里以主体功能区为主线的迁移，并不仅仅局限于区域内部，不能把盘子里面的肉就当做自己的，这里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解放思想。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城镇化方案不是刺激措施
其实谈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多的想谈现在的这个问题，社会中现在很习惯把城镇化相关举措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来解读，并且出现了希望政府出台更多强劲刺激经济增长的动作。这里其内涵又会涉及到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的问题。
是不是刺激措施要看有没有按章办事。这样说的一个意思更多的是想说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应该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及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等会议文件精神来办理的，这些从某些方面来说规范了政府的手该放在哪里，让市场的手自由发展。对会议文件精神的贯彻执行应该说是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
从现在政府出台的举措来看，如果从目的上来看，并不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而是在于调结构、促改革，使得经济发展的内核动力增强，使得中国这条大船行稳致远。也就是说刺激不刺激从目的和着力点上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然结果有可能是相似的，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增加，但其稳定性则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
把政府当前出台的措施作为刺激措施，甚至于希望出台更多的刺激措施。这里似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希望呼吁要市场化，另一方面似乎又想要政府的手再动一动。这里其实质还是在于用老思想来看待新问题，不论是从研究或者认识问题的角度来看，都有必要再解放思想。不论是研究人员或者地方政府都有必要把十八大以来的会议文件拿出来再看一看，这里其实很多方面已经规定了政府的手该怎么办，怎样解放市场的手。也就是说，现在的很多举措是“既定动作”，而不是超额任务，这样相信能够更好地认识看待问题，也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