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在此30余年国家发展过程中，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学家为促进改革开放理论发展和中国经济建设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记载、铭刻和褒扬那些为国家改革、建设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贡献，特别是激励、记录和奖挹中国经济学家在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上取得更加超前、科学、管用的理论探索、研究成果和学术建树，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这里我们郑重地以获得本届 “2013·经济学人”称号的10位经济学家为主，将相关经济学家的主要理论观点和学术建树作一阐述，以飨读者。
一、积极应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需要，给出了一系列引擎性理论元素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同时，科学整合世界各先进经济理论，紧密耦合中国广大民众实际需要，原创性地给出了一系列引擎性理论元素，这些导向性新视点、新思维、新思路、新设计，引领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不断向前演进。
★在改革认识论定位上，把对改革朴素认识上升为科学改革观的理论元素。
著名经济学家宋养琰教授的《我的改革观》在对改革开放总体认识把握上，给出了一个完备改革发展观。他全方位、大视野、宽领域地揭示与阐述道：改革和革命一样，为的都是解放生产力；再者，改革的本质特征是实现“权利的回归”，是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问题；第三，政府改革是实现政府权力的“减肥”和“瘦身”；第四，政府既是改革的领导者、策划者，也是改革的对象；第五，改革的成败关键在政府；第六，体制改革主要涵盖两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难啃的骨头，难啃的骨头也要啃；第七，（在分配体制上）“替代支付制”是旧的分配体制的致命弱点。
★在基本国情认定上，把潜在优势变为竞争优势的理论元素。
在这方面，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乃至其新结构经济学体系是更为突出的，它从引擎性视角和前卫性思维作出了重要贡献。林教授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体系回答了为何成功的经济体均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为何都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以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出发点，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提出“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的框架。新结构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自身为参照系，注重自身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克服了前两波发展理论一直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致命缺点。
★在发展模式认定上，把出口导向变为内需导向的理论元素。
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从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传统发展模式向新的扩大内需、分配向民众倾斜为主要特征模式过渡的理论引导改革开放。经济学家周天勇教授指出：消费与投资严重失衡、居民消费需求始终增长乏力，根本问题在于原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没有能够真正向大部分国民倾斜，过多的资源流向了政策性、国有垄断性行业企业，广大中小企业、市民和农民没有能够真正参与到国民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中。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创业、鼓励创新，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更高层次对外开放，才能使我国经济获得新的增长点，从而继续实现高速、稳定和健康的增长势头。
★在经济运行主导机制认定上，把政府主导运行变为市场决定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理论元素。
中国经济学家们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深刻地揭示和阐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引领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著名经济学家郑新立教授的学术观点具有代表性地指出，我国经济具有巨大发展潜力，这特别要求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予以发挥。同时他认为，释放经济增长潜力，近期应以扩内需、调结构，实现稳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把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引导到有利于促进结构优化的投资领域，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在扩内需转方式中实现稳增长。
★在社会生产力认定上，把单一物质生产力变为同时更兼顾信息生产力的理论元素。
作为世界20世纪经济发展大事件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不断推向前进的。因此，信息经济理论、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和推出，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的一大领域。他们大大推进中国的传统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这就不能不提及著名经济学家杨培芳教授的理论探讨，他认为信息生产力为标志的新信息时代，传统的价值观都已经出现锈蚀，工业时代的封闭和垄断与新阶段的开放和透明出现冲突，这时候公共市场经济体系的重新构建将成为必然。在“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中，杨培芳教授首次提出了“信息生产力”概念，并初步建构起了科学、完备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
★在计划与市场关系认定上，把一般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变为给出整体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之路的理论元素。
众所周知，围绕计划与市场关系长期的曲折的经济实践与理论探索，终于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下来了走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之路。显然，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作为总设计师的最终敲定的这一方向，是以广大经济学人长期艰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为根据的。
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教授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主攻方向在于，他较集中地致力于社会主义价格改革理论与市场问题研究，他紧紧地抓住价格改革的难点和主要矛盾，在如何处理好理顺价格关系和稳定物价水平的关系，给出了深刻的解读。其一，排除通货膨胀的干扰是理顺价格关系的重要条件；其二，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实现从行政定价体制到市场定价体制的过渡；其三，年物价上涨率应以年平均利息率作为最后警戒线，概而言之，以市场发育程度作为划分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供略大于需的买方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等。他积极倡导重视社会主义流通问题的研究并正在着手建立社会主义流通经济学，已取得初步成果。
★在经济增长转升周期认定上，把既往增长周期转升到新一轮增长周期的理论元素。
今天，在大转型之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从前一轮增长周期转变为新一轮增长周期，中国经济学人们指出：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程度，以及内生性技术进步的动力转换速度。唯有当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达至“物价不涨工资涨”、“底线安全有保障”之际，中国经济才有望在提高系统性免疫力的同时，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要在更高层级上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亟须在去杠杆化的同时，以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及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行为空间受到切实保护，让政府规制真正成为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切实保障。要提高经济的系统性免疫能力，既要对经济肌体进行全面体检，找出病灶，更有赖于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化解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目前已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投资效率低是两大弊病。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须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二、积极深入实际，以创新理论武装广大民众的改革开放实践
在中国党、政府和广大民众践行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长年奋力拼搏、笔耕不辍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不断以易懂、可行和有效理论武装着广大民众向前迈进。
★在经济理论知识开掘与普及上，从政治经济学ABC到最新理论的多层面、多元化的理论武装。
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首创政治经济学“五过程法”新体系，阐明政治经济学变革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同时，独自创新地提出和阐明了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等理论观点，以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着改革、开放中的广大民众。
★在投资与消费关系把握上，从市场营运到投资方面的多视角理论武装。
经济学家们研究及其系统地揭示和阐述了投资理论的新探索：投资增长快——基础设施等增长快，消费增长快的内在联系，对理性投资同房地产关系揭开了内在关联。在投资方面，经济学家张汉亚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指出：我国近些年投资率不断升高是因为投资增长一直快于消费的增长造成的（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我国的消费每年都比GDP增长快3—5个百分点，而且缺乏新的消费热点。因此不能简单、笼统地说是投资挤了消费。
★在三农改革与发展上，从最初农村改革到“包”字进城到总体改革实践指导的理论武装。
与此相联系对整个三农问题的探究，还尤其表现为给人们从农民土地问题到农民工的整体理论武装。为中国三农改革理论方法、模式给出了总体思路，包括以工业化思维办农业。经济学家牛凤瑞教授指出：贫民窟可能是第一代农民工为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须支付的成本。过度警惕和防范拉美化现象，可能延误我国城市化应有的进程。
★在对民营经济认定上，从姓“社”姓“资”争论不休到民营经济成为主体力量的理论武装。
对许多重大问题经济学家们从理论制高点上为民企和广大民众作出了解读与引领。
从直接意义上说，首先是打破“原罪”说，解决了第一批民营企业老板的最初地位和尊严。其次，民营经济地位从“必要补充”到“二个不动摇”。另一方面，国企抓大放“小”，使相当一部分小国企变成民企。还有国企战略布局调整，让出竞争市场，优化了民企经营环境，到今十八大之后，终于确立了私有财产也不受侵犯。民营企业，尽管许多地方仍然在隙缝中生存。但玻璃门、弹簧门、天花板的阻隔，信息不对称等等问题正在逐步消退中。当然，这都亟需经济学家有针对性的及时释疑解惑。
★在对城市化道路认定上，从片面大、中、小之争到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武装。
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指出，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更像是一个转型的概念，它将更为强调质量和效率的含义，更为突出发展模式的转变，它的战略目标和历史意义，在于将中国成功推向高收入国家，实现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再平衡的宏大主题。如何在应对大危机时代全球产业链之重新调整，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发展）再平衡中，以实现更为强调质量和效益，更为突出发展模式的转变，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跃升为高收入国家而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作者提出了实现这一历史性战略转型有三大命题。它们分别是：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增长动力的转型；中国未来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中国未来城镇化的落脚点在改革。这几个主要讲第一个命题：这其中作者特别强调了土地市场化改革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并经由房地产市场化改革效应的放大，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户籍制度的松动促进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劳动力从农业向工商业的流动，从而带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全球化浪潮和全球产业分工则为中国制造、中国出口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出现了协同效应。城市化中的生产率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结构效率，即人口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其二是规模效率，即人口密度所产生的聚集效应。其三是分工效率，即不同城市之间的专业分工、劳动力的素质和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对于城市的分工往往具有重要作用。
★在开放、走出去、国际化认定上，从WTO到自贸区的理论武装。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的2001年实现WTO之后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大手笔，著名经济学家肖林教授的重大理论贡献可谓典型代表。他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使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框架构建，实现更加自由高效便利的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营商环境。这包括几个方面的创新：建立以“境内关外”为核心的海关监管制度创新模式；以打造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环境为核心的服务贸易制度创新；建立以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创新为核心打造外资准入和投资管理制度。
★在金融改革与创新上，从传统金融到互联网金融的理论武装。
以建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体系、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体系、人民币跨境使用体系、宽松可控的外汇管理体制及离岸金融服务体系，同时遵循国际惯例建立相应的金融风险防控制度。
三、紧扣中国特色应对改革开放实践，为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
★在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之深层认识把握上，推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命题。
这首次体现在一个其有划时代意义命题上的提出，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指出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便科学地明确了政府与市场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则是经济学家们多年来探索的共识。首要的一条是市场主体，具有自己特定的产权束，确能以承担相应经营成败（有限）责任为前提和根据；其次是，政府要时刻防止把政府行政变成企业行政，真正起到服务和裁判员作用。第三是形成了没有地方保护，没有行政垄断，体质健全的统一市场体系；第四是能够充分竞争，自由流动，自由进入；第五是对所有公民、企业是一视同仁的、公平的。
★在改革、开放总体理论构架上，一个基于特定学派之改革开放总体制度设计的推出。
基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研究，作为新供给学派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贾康教授，从供给端发力破解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乃至战略发展、给出以改革统领全局之“八双”、“五并重”的政策主张。这“八双”为：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之“双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之“双化”；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之“双减”；直面国际竞争以扩大对亚非拉开放融和，扩大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之“双扩”；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的“一胎化”管制的转变，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制之“双转”；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之“双进”；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形成，良性互动之“双到位”；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和积极推进金融创新的配套改革之“双配套”。
“五并重”是：“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制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积极打造国家“软实力”；“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的货币战略。
★在转方式、调结构之当下的货币策略上，一个针对三期叠加结构转型特点给出的货币攻略。
金融经济学家们紧密而有机地应对政府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步伐。科学阐明财政、货币等领域一系列公共物品性质、特点，如税费关系的理论与政策依据。
探讨调结构期间的总体战略模型，首先要明了什么是“三期叠加”。所谓“三期叠加”是指当下的中国经济处在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增速换挡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在这种情势下，相对于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等应“防御”，像节能、环保、医疗、住房保障、教育等这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则应“进攻”，要加大投入力度；相应放松融资条件。在这个“三期叠加”时段中货币政策尤应强调这样几个主攻策略：（1）要深入、有效探索降准的适度时机；（2）要加大对中小微企的信贷支持；（3）要积极抓好影子银行表外业务回表。同时，要大大支持各种“宝”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支持融资体制转型。
★在城市化机理给定上，摒弃行政手段，实施基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新型城市化运作理论架构。
在城市化机理给定上，一个彻底摒弃行政手段，真正基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新型城市化运作理论架构。
经济学家们研究指出：公共物品应当向政府为主转变。21世纪初，我们即提出应在全国普遍实行免除农业税政策；较早指出农村公共物品与城市公共物品具有同一属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应由以农民为主转向以政府为主；中国应该选择以大（城市）带小（城市）、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同时，针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了重要的新观点。所谓（经济）“发达”核心在资源配置模式、内在机理之优越，在空间机制和形态上就表现为大城市的涌现及其正外部性作用的发挥。用户籍制度等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不从包括人（作为有价值观导向的生产要素和生活主体本身的人）在内的资源配置视角看问题，亦即不让市场决定，用什么户籍即行政手段控制一再造成严重后果，为什么总是坚持这个错误呢？越是大城市其资源配置机制越卓越，其业态越先进，其社会聚集效应越高，特别是其微笑曲线机制越优化。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口规模每增长1%，首位城市人口就会增加0.7%左右。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得世界各国人口和经济产出都集中于少数大城市。美国大城市人口和GDP分别占全国的80%和84%；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集中了全国68.7%的人口和73.6%的GDP。改革开放前，我国用行政手段严格干预和控制人口的流向，违背了人口集聚规律，致使我国城市化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下的低水平。造成城乡、工农二元结构问题。显然，把当下大城市人口过多、交通堵塞、污染严重等弊端简单地挂勾到大城市上的非资源配置思维是形而上思维。
在国企改革机理再造上，一个旨在机制民营化的国企改革演化路径设计理论架构的推出。对国企改革，经济学家张军教授从机制民营化视角上为国企改革给出了新的路径。他指出：在对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策略和方式，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探索中，对中国国有/集体企业民营化的机制等进行了极有深度的理论和经验的系统研究。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著名企业家宋志平的“央企市营”正好为国企机制民营化改革作了恰当的背书。其实，青岛啤酒、燕京啤酒和长虹电器等等许多国企其崛起不都是靠机制民营化来实现的吗？
★在总体产业体系升级转型上，一个创新三次产业划分理论的推出。
这里要特别要提出的是，主攻第三产业的经济学家李江帆教授的理论探索和贡献。他正在深入探索：以服务产品运动为主线构建严密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新体系。
以服务产品的运动为研究主线，构筑起逻辑严密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新体系，以严谨的态度将政治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第三产业领域，探讨、概括和解释现代经济生活中涌现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一系列新问题，补充、丰富、发展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透过纷繁复杂的第三产业经济现象，从共有经济规律和特有经济规律两个角度，系统揭示了第三产业和整个三次产业划分运作的经济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