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阳敏 中国反垄断网、中国经济管理网主编
这个主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个是关于企业家言论与社会责任；二是关于企业家制度经营与制度资本，包括制度企业家的本质概念；第三是关于制度企业家的制度资本和制度变迁。
一、企业家言论、
社会责任与制度资本
首先我们来看看引起这次热论的两次重大事件和两个重要人物。应该说马云一直以来是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作为偶像来崇拜的一个人，但是马云也很喜欢演讲，他的口才也超好。当然，他的口才很好也促成了他的很多资源，比别人做得可能会成功。但是，最近马云的一系列演讲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特别是网友的强烈不满与尖锐批评。马云说，“我们动不动就要爬到屋顶讲大发展、大繁荣，不要求改革等等，好像政治不改革就干不了事儿，不了解行业情况也干不了什么事儿。”马云认为，政治与我没有关系。无独有偶，柳传志于2013年6月份在正和岛座谈时有一个讲话，他说，从现在起，他们只在商言商，他们聚会也只讲商业，不讲政治。这和他一直以来的观念其实是一致的。他认为，企业家是中国最软弱的阶层。当然这个软弱还是相对什么而言的。所以他认为，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少说话。这是柳传志的言论。此言论一出，舆论哗然，立即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观点认为他们是对的，在中国就应该少谈政治。当然还有很大一派的人则认为这是典型的犬儒言论。
我们可以看到，民调中有39%的人认为，每个公民都应该谈政治，这既是权利，更是义务。另外48%的人认为良好的商业环境离不开稳定的政治和公正的法律环境。也就是说，超过80%的人都认为谈政治是企业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当然也有网友对马云质疑说，衡量一个人够不够企业家资格，绝不仅仅看你有多少财富，而是看你对社会的公益、你的道德和良知，或者你对底线的坚守，这是评价一个企业家是否合格的标准。
王石提出，企业家必须自我更新，反省当前环境。而且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必须要发言，不能沉默。这是王石最新的一个言论。当然他以前有一些个人的负面的新闻，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我觉得王石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就非常对，非常好，他给企业家做出了真正的典范。当然最推崇的还是任志强。任志强说，在商言商是一种政治表态。但是他认为，政治不管你关心不关心，说不说，它都在你身边，与其逃避，不如面对。这是任志强的重要观点。我觉得，任志强的观点说得非常正确，就是政治在你身边时时刻刻都存在，不是你关心它就存在，不关心它就不存在，这是不太可能的。
2013年8月14日，王瑛接受了一个专访，题目就是《为中国呼唤公民企业家》。第一条，她认为企业家从本质上讲是公民，而且首先是公民，要成为一个企业家必须成为一个公民。这是她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宪政观点。第二个就是说，她认为企业家必须要和权力分割，在阳光下成长。同时她认为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在该发言的时候必须要发言，不能沉默。我觉得这是她这篇文章的重要思想。
但是另外一些学者，比如周其仁，他并不认为柳传志的莫谈国事言论是犬儒言论。他说，审时度势，怎样表达意见、怎样选择表达的形式，要认真地思考。他说，他与柳传志认识多年，柳传志并不是没有是非观念，并不是没有思想，他很有思想，很有观念，只不过他认为在中国这个场景下不能够表达政治观点就不应该表达。周其仁认为，在中国慎言不是犬儒主义，因为他认为企业家有很多其他人身上没有的责任。第一，他认为企业家要肩负更多人的就业，更多人的生存问题，所以企业家可以慎言，或者说可以在重大的事件面前保持沉默；第二，企业家担负着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功能，在这种关键时期不能失去创造财富的能力。但许小年认为，企业家不能缺席制度变革，如果人人都搭便车，那么制度变迁将不可能发生。
哈耶克、弗里德曼在讲民主框架制度中企业家专注于企业长期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在转型期中的企业应该追求什么利润最大化，他们没回答。我们认为，在转型期里面的企业家应该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个没问题。问题是这个利润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这就提出关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观。企业家属于风向标性的公众人物，他们的言论对公众和社会的意义非凡，其慎言是应该的。但我认为，慎言也要看是慎什么言，不能毫无底线地慎言。否则，慎言就是畏缩。我们判断是不是犬儒主义，判断的不是慎言，而是慎什么言。也就是说，如果毫无底线地慎言，那就是犬儒主义。但如果你在某些方面选择慎言，某些选择不慎言，而且在有底线的情况下慎言那就不是犬儒主义。我认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不应该也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捐款、捐物这种程度上，更重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变革，企业家才能和其独立的人格、个人魅力相匹配。
我们的模型由几个板块组成。制度企业家是主要概念之一。企业经营有四个层次，包括产品经营、品牌经营、资产经营和制度经营，这里面有产品创新、品牌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这是手段，这是经营模式，商业模式。我认为，制度创新不等于制度经营。制度经济学家都知道，制度创新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很成熟的词汇，但是制度创新不等于制度经营，只有独特的制度经营所成的商业模式创新才是制度经营。同样道理，企业有很多制度，有很多企业的法律法规、财务制度、办公制度等等制度，但是这不等于说他就是制度经营，而是必须以推动制度创新、制度进步，形成制度资本这样的商业模式才是制度经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品牌经营、产品经营、资产经营形成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等很多资本，可以对企业经济效益有很重要的影响。同样，制度经营形成制度资本是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对应的形成制度资本，但是制度资本与其他资本具有不同的特性。其他的所有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具有私人产品的特性，而制度资本既具有私人产品特性，更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正是因为它具有公共产品特性，所以它才会推动制度变迁，最后推动社会进步。也就是说，制度资本具有双重属性——私人属性，它注重企业绩效；公共属性，推动社会变迁。这是我们讲这个的基本逻辑图，演绎过来的。
二、制度企业家与制度经营
在国外已经有很多人在研究制度企业家。当然在翻译制度企业家的时候，可能有差异。比如像张维迎就翻译成“Norm Entrepreneur”。一般来说，主要的还是翻译成“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国外的制度企业家基本上还是以“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作为关键词汇在使用。比如Pacheco等（2010）认为制度企业家可以是个人、组织或组织团体，他们能调动资源，去改变或创造有利于他们利益的制度。Phillips等（2004）认为制度企业家创立新的产业，不仅改变现有的制度环境，而且创造新的制度环境。Greenwood等（2002）认为制度企业家能够把自己的动机加入到制度变迁中。Susanna Khavul等认为创新做法的成功驱动和采纳，需要资源尤其是资源和声誉，企业家拥有，但普通人则缺乏。Maguire等（2004）人将制度企业家定义为对既定制度安排有兴趣，并且利用现有的资源创建新制度或改变现有制度的活动家。他认为制度企业家是这些活动家，什么活动家呢？对现有的资源创建新制度或者是改变现在制度，这些是活动家。当然这也是张维迎引用的一个制度。他在今年第一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这个东西。项国鹏是浙江工商大学一位老师，他认为企业家的制度能力，他不是制度经营也不是制度企业家，他说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通过企业创业过程中的外部制约性因素和内部制约性因素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他认为这是制度能力，但是他不认为这是制度经营，也不认为这是制度企业家。他只说，这是企业家的制度能力。
这里要给出我们自己的一个制度企业家的定义，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思想。我们认为，制度企业家并不是张维迎老师说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他认为，制度企业家就是像孔子、耶稣等等这样的人，是圣人，也不是秋风所认为的制度企业家就是君子。我们认为，制度企业家其实也是一些利己的企业家，通过制度经营这一独特的商业模式，形成制度资本的积累，并产生制度效益的外溢，从而推动制度变迁和社会进步，这个制度变迁正是资本外溢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这个制度变迁是企业在自主经营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它既推动了企业自身绩效的提高，同时也推动了制度的变迁。也就是说，社会进步是通过企业家在推动变革的过程中，特别是企业绩效变革的过程中，通过内部制度、外部制度变革过程中，形成了制度资本积累，对自己企业有好处的情况下，附带产生的结果，推动了社会进步。这是我们对制度企业家的定义。
我们认为这是由制度资本的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交叉特征所产生的这个特性，与制度资本的层次有关系。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关注并研究制度变迁的微观机制。实际上，近10多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很多理论研究，也有很多实证研究，特别有很多案例研究。但是，很遗憾，制度变迁的宏观研究很多，但微观机制却非常缺乏。而我们现在就是想探究制度变迁的微观机制是什么？就是制度企业家在这里面怎样通过制度经营的方式形成制度经营的结果。这是我们做的主要的一些研究内容。
企业经营分四个层次：产品经营、品牌经营、资产经营、制度经营，制度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层次，有个前提是必须是通过独特的商业模式来进行变革，也是企业家推动制度变迁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更是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体现。
我们认为，企业家制度经营有六个方面的策略。第一个是公开宣传、舆论造势，这方面像绿源倪捷、吉利李书福等用得很成功。第二个是私人游说，有很多企业家也用得很成功。第三个是事前投资与事后解释。第四个是参政议政，这个现在很多企业都在用。第五个是行业活动。第六个是创造特例。这些经营的方式，当然每个企业家在参与的时候都是根据自身情况、所在企业的特点和他产品可能存在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来做的。我们看起来他们是在改进商业环境，但是其实他们也在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他们也有自身的问题，但是不能因为他有没有企业的利益或者个人利益就否定他对社会制度变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当然，我们这里特别指出，企业家参政议政、游说等等制度经营不等同于官商勾结，这里有一条明确的界限，企业家的制度经营是合法的，而官商勾结是非法的，因此，判断制度经营还是官商勾结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合法。
另外，我们制度经营有几个层次，除了有企业层面的、行业层面的，还有宏观层面的，就是企业层面的制度经营主要是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形成独特的商业模式，这是一种企业层面的制度经营。第二个就是行业经营，包括我们2008年帮助新鸽集团给电动三轮车做国家标准体系研究，也是在制定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的方式来推动行业的变革。第三个是宏观层面的，又分关于宏观层面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等，也是宏观的制度经营。也就是说，企业家仍然可以在制度经营方面，涉及宏观的经济制度、宏观的社会制度、宏观的法律制度。
三、企业家制度资本与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内容很多，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也发现一些问题。我们在2002年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企业制度资本，什么含义呢？就是企业家个人的解读、应用能力以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制度创建并能作为一种类似于物质生产要素的资本而且投入到企业生产之中，并且影响企业的绩效和促进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制度资本。也就是说，这个制度资本从本质上讲，它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没有区别，我们这里看到有四个层次和五个维度的解读。也就是说，制度资本有四个层次，比如说它有资源与机会搜索这个层次，有效率成本的优化层次，有默许与灰色生存这个层次，我原来不叫“默许与灰色生存”而叫中国式的非法生存。张曙光老师说我们天则所是法外生存，我当时叫中国式的非法生存，中国的很多企业家都处在中国式的非法生存状态。这是我们认为的制度资本的第三个层次。但是后来论文审稿时编辑们因政治敏感而强烈要求我换个词，我后来想了想就改成默许与灰色生存。
最后一个层次叫制度创建，叫或明或暗的制度创建，有明的，有暗的，这就是制度创建，就是四个层次，同样有五个维度，但正好是逆过来的。它有五个维度。第一个维度，节约交易成本；第二，改善要素效率；第三，替代要素投入；第四，更换生产要素；第五，改变目标函数。因为制度资本甚至会改变目标函数，它不仅仅是改善交易成本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改善要素效率问题，也不仅仅是替代要素投入，另外，它甚至还要更换生产要素，并且会改变目标函数。也就是说，当制度资本实现改变目标函数就意味着整个生产体系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同样，我们在做大量的企业家制度资本研究的时候发现，目前来讲，企业的制度资本从不同层次和维度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地缘资本，第二种是政治资本，第三种是认知资本，第四种是素养资本。
地缘资本主要指企业家生活和成长过程中所积累的对特定地域范围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熟悉、了解、接触或者非常熟练地运用的关系网的资本。实际上，地缘资本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甚至可以替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当然，它也可能会形成所谓的中国式非法生存的空间。这是地缘资本。第二是政治资本，企业家通过参政、议政的形式而直接或间接地为企业和行业发展募集资源或提供支持。第三是认知资本。政治资本在形成变量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指企业家参与政治的各种形式、各种活动，尤其是在政府官场上的任职。我们也发现，很多企业家，特别是回归的企业家，在家乡都有任职，当什么村长、局长，什么交通局局长、商务局局长等等。这些企业家回归家乡先看你给不给我一个政治职务，如果给我一个我就回家乡投资；如果不给，他就不回去。第三个是认知资本，就是由企业家特殊经历和经验沉淀形成的企业家对社会、行业、企业发展趋势特殊把握的资本。第四个是素养资本，就是由企业家独特成长的背景、教育背景形成的企业家素养和修养。
第二，我们来看企业家制度资本通过不同的路径或方式影响企业绩效。有制度资本的几个类型：地缘、政治、认知或素养资本，分别对应我们的层次和我们的维度。比如说第一个维度，地缘资本对效率与成本的优化有很大的影响，政治资本对中国式非正式生存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对或明或暗的制度创建很有影响。我们浙江很多企业家一家有三个或者五个孩子，一个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学MBA或者商业经营，回来准备接班的；另一个孩子是一定要进政府机关的，在政府各要害部门，比如他是搞机械的，会在机械或者商务部门；还有一个孩子是看情况伺机进入。一般来说，他们会把孩子分散在政府部门和企业经营的各种不同部门。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制度资本。我们刚才讲这和官商勾结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他独特的制度经营模式。认知资本，他会形成资源搜索等等这些形式和生产方式，改善要素投入、节约要素成本等等，推动企业绩效。
同样，我们也看到几篇文章，比如说Franciska Rosen, Per Olsson（2013）在研究制度企业家如何制定战略，克服障碍，并创造机会，完善自身系统的管理等方面。他们发现，制度改变依赖于不同企业家的紧密支持及其相互之间的紧密合作。当然，制度企业家与高层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在创建制度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就是他们的研究发现，但是除了高层的制度企业家有重要的作用之外，他发现中、低层的企业家也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同样，Elisabeth Sundin, Malin Tillmar（2008）的研究发现，被忽视的中、低阶层的制度企业家往往也是制度更新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制度企业家不仅仅只是高层的制度企业家，中层的，甚至低层的也就是中、低层的制度企业家同样是重要的制度企业家。April L. Wright，et al.（2012）研究发现制度企业家通过创造市场和政治机会而部署资源和调整战术，从而改变产品边界等。甚至还有学者如Frans Hermans, Marian Stuiver, P.J. Beers, Kasper Kok（2013）提出制度企业家能宏观上改变国家创新系统，使用架构（framing）、集合（aggregating）和网络（networking）策略建立合法性、动员当地资源与超越局限，从而影响产业的成功或失败，微观上改变创新系统的功能，共同创造学习与知识、升级企业家精神、扩展创新经纪人等。
笔者认为，升级企业生存、扩大制度经营等等的制度经营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制度企业家。另外，Susanna Khavul，Helmuth Chavez, Garry D. Bruton（2013）认为制度变迁持续不减的过程就是制度企业家长期的不断的建立、订约、竞争和重组制度的过程。当然这也是今年最新的文章，2013年的最新文章，他其实认为制度企业家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一些基本的过程或者策略，特别是他认为重组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过程，时间所限，我这里不再详细地介绍。
四、简短的结论
第一个，所谓制度企业家，绝不是圣人，也绝不是君子。制度企业家其实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利己的商人，他们通过制度经营的独特的商业模式，积累制度资本并因为制度资本的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交叉的特性产生正的外部性而形成制度变迁并推动社会进步。
第二个观点是制度资本具有四个层次和五个维度，也就是说制度资本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具有类似的特征，同时它也具有独特的特征，比如它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制度资本具有资源和机会搜索，特别是具有中国式非法生存和或明或暗的制度创建，这两个层次使得它有别于甚至高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或技术资本，同时也高于社会资本。因为我们的研究生也发现了制度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同点，他们说社会资本好像也是制度资本，因为我在北大社会学系访问，有很多人讲社会资本，那么很多人就说社会资本和制度资本很相关吗？刚才讲的资源与机会搜索、成本与效率优化等两个层次不是也与社会资本相关吗？但后来我们发现，这的确说得没错，但是社会资本仅仅是制度资本的第一个层次的内容和第二个层次的少部分内容，它并不具备第三个层次和第四个层次的内容。所以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是制度资本的最基层的内容。
第三个观点，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在当今中国转型期的企业家，必须做到在恪守底限方面能够做到通过制度经营的方式既提高企业绩效，更重要的是同时推动或者推进社会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我们认为，制度进步或者说社会进步与企业绩效提高是可以合二为一的，因此我们现在一直在致力于寻找制度经营的具体模式和方案。所以我希望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些比较独特的研究成果。
我们也在做很多关于制度资本的路径，它怎样影响消费路径，比如说影响物质资本的路径，特别是我们发现制度资本的路径，它的典型性，它的不同，特别是制度资本引入之后，我们发现它的动态方程和传统的动态方程完全不同，甚至非常重要地影响人们的投资和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