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昂 报道
从2010年开始，张云顺的老家济宁汶上县杨店乡开始新一轮城镇化改革：土地集中，向种粮大户、合作社流转；人口集中，周边多个村落合并为一，搬迁至新建的中心社区。
城镇化并非城市化，其中隐含着两个命题：其一，让留守的农民离开乡村，搬进城镇；其二，让进城务工的农民退出城市，在城镇安置。政府希望新建的城镇成为农村人口汇集的蓄水池，以缓解大城市的拥堵。
原本，张云顺一直在村里的木材厂打工，合村并居后村里小工厂纷纷拆除。搬进崭新的社区，住进拔地而起的高楼后，他却发现，新建的城镇一时难有就业的机会。于是，张云顺不得不跟随着成千上万打工者的脚步，离开城镇，涌向城市，逆流而上，成为城市的新居民。
放弃种地
“种地一年到头才两千多元的收入，只能维持温饱，根本无法致富，而做木工一个月的收入就有1800元。”在他的眼里，为了种田请上一两个月的假，很不划算。
由于国内工业与农业产品一直存在着剪刀差，从事工业获得的收入远远超过农业，逐渐，村子里年轻人被吸引到城里打工，很多土地开始撂荒。张云顺也曾劝年近六十的父母干脆种树，省心省力。可固执保守的父母始终不肯答应。
从2008年起，新一轮城镇化试点在全国各地展开。城镇化的本质是改革旧有的“人—地”关系：首先，农村土地流转集中，通过机械化设施与现代化技术的应用，提升农业规模、产值，并节余出大量劳动力。而对于过剩的“人”，则通过合村并居、新建城镇集中安置。
2009年，山东省召开了全省城镇化工作会议，拉开了新一轮城镇化改革的序幕。其中，土地流转集中率先在各地启动。
从那时起，张云顺所在的济宁汶上县陆续涌现出许多种粮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他们从农民手中将分散的土地流转过来，集中耕作、规模化生产。从“大包干”分地至今，整整30年了，张云顺的父亲也从当年的小伙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身体已大不如前。在全家的劝说下，这3亩多地以每亩750元的价格流转给村里的种粮大户，租约一直签到了2028年。
近百亩连片的土地集中到种粮大户手中后，“大包干”初期形成的田埂首先被推平。近百亩的土地，播种、收割、加工全部机械化作业，只需四五个人即可完成。所需农业物资，如种子、农药、化肥，全部统一采购，聘请农业专家指导种田。年底核算下来，每亩地成本更低、产量更多、收益更高。
从此，祖祖辈辈世代为农的张云顺家放弃了种地，每年秋收后只需到流转土地的种粮大户那里兑现租约。播种、灌溉、收割这些昔日最为熟悉的场景，对张云顺来说，已然成为儿时的记忆。老父亲曾多次感慨道，“儿子这一代不想种地，孙子这一代无地可种。”
截至2013年底，汶上县土地流转面积已达22.55万亩，占该县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8.2%。山东全省已有1500多万亩耕地实现了流转集中。
合村并居
2009年，汶上县城镇化改革开始试点“合村并居”。杨店乡周边王村、张楼、于村、杨店村等10个行政村全部拆迁、合并到新建城镇——滨湖社区。按照规划，这是一个总建筑面积达46.65万平方米、可容纳1.2万人的新型城镇。张云顺家所在的村庄也被并入其中。
张云顺坦言，父母对于土地流转尚能接受，可舍弃世代居住的村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改变数十年形成的生活方式，心里十分抵触。因为从村里搬进社区、从世代居住的祖宅搬进崭新的高楼，居住环境的变化让张云顺一家感受到的是生活方式的迥异。
在新建城镇里，林立着整齐的高楼、交织着笔直的柏油马路，超市、商店、卫生所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不过，感到尴尬的是，张云顺很快发现自己在社区里无事可做。
尽管社区里有着餐馆、商店，但都收入不高，也无法满足张云顺的就业需求。而原来的村落已被合并，分布在村里的众多小企业纷纷拆除，如何找工作成了张云顺遇到的新难题。
原本在家种地、尚能干活的老人也纷纷萌生了进城打工的想法。以前所谓的“空心村”，留守的尽是些老人孩子；如今新建城镇、社区中，随处可见的仍是这一群体。张云顺感觉，社区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养老院。
城镇化改革的初衷，一是让留守的农民从村里搬进城镇；一是让部分打工的农民退出城市，在城镇安置。目前，越来越多的留守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去，不再需要耕种劳作，离开农村、搬进城镇已然没有了障碍。可如何唤回涌入城中的壮劳力、平息不断高涨的打工潮，却成了城镇化的新难题。
闲了大半年后，2013年10月，最终张云顺不得不离开新建的城镇、舍弃老人孩子，与同乡一起去济南西部一个建筑工地做装修。
张云顺打工的这片工地是济南正在开发中的西客站新城。尽管国家出台政策引导农民在城镇安置，可到处施工的城市却让张云顺感到，从大城市到小城镇均在扩容、争夺人口资源。与家乡的社区相比，大城市有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有着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既然已无地可种，他更希望在大城市买房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