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子亮 报道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打工，妇女、儿童或老人留守村庄，久而久之农村形成了一种特殊现象——“空心村”。3月8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台盟陕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陕西省台联专职副会长王二虎就如何防止农村“空心村”蔓延接受采访，他从农村社会服务保障、就业环境构建和高校人才投入等方面谈了自己的建议。
陕西“空心村”
在全国只是冰山一角
虽然王二虎是台湾桃园人，但多年在陕西工作的经历让他对生活了几十年的三秦大地有着特殊的情感。王二虎讲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陕西第一代农民工便开始走出家门，远赴沿海打工。到上世纪90年代，陕西农民外出打工已演变成了一股潮流，随着这股潮流的此起彼落，留给农村的是一座座被掏空的“空心村”。
起初，陕西的“空心村”出现在交通不方便、位置偏远的山区。近几年，“空心村”逐渐向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延伸，数量不断增加，速度也不断加快。据统计，在陕北的榆林，全市5664个行政村一半以上劳动力外出的村占53%，三分之二以上劳动力外出的村占30%，60%以上的村不同程度的成了“空心村”。特别是榆林市东南各县，目前离开农村流向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0%左右。而榆阳区的常楼村则更为夸张，村内原有300人，现只剩8人，“空心村”程度高达97.3%。在子洲县，全县115个行政村劳动力外流达65%，19个村达85%，全县一半的村子成了“空心村”。再如陕南的商洛市商州区、关中的渭南市富平县，均在不同在程度上呈现出“空心化”。
王二虎也表示，陕西部分“空心村”现象虽不能反映全省和全国情况，但也绝非管中窥豹，还是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对此，他以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为例，解释说：“现在，我国东南沿海开放城市的企业和工厂用工短缺的现状，必将吸引更多的农民外出务工，并在城市有相对固定的收入和居住地，有的已购买商品房，孩子也随父母在城市读书。现在农村人口正由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共同构成，向由留守老人单一群体构成转变。”
“空心村”的
蝴蝶效应引发各类问题
农村“空心村”的产生，不仅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衍生出很多突出矛盾和问题。在“空心村”，由于缺少年轻、有技能、懂文化的劳动力，导致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土地撂荒的现象频现。与此同时，农村青壮年人的大量离去，村中很多旧房、老房严重老化、毁坏和闲置，成片外扩到村庄外沿的新宅既分散又零乱，呈现出“村外新房林立，村内萧索冷清”的状况。
年轻壮年的离去，使得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村庄。王二虎叹道：“他们的处境也十分艰难。”这些老人大多无人照顾，生活清苦，疾病缠身，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也令人堪忧，由于留守儿童长年见不到父母，导致亲情缺失、教育监护缺位、安全无保障和学习成绩差等诸多问题。特别是“空心村”的留守妇女生活压力逐年增大，她们除了肩负着照料老人、养育子女和承担艰苦农活的重任外，还要忍受长年与丈夫天各一方的离别之苦。王二虎从陕西省富平县民政局了解到：2007年至2012年农村离婚率由8%上升到15%，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夫妻长期分居造成的。
当然，“空心村”的蝴蝶效应还不止这些，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使农村的治安形势愈呈严峻。王二虎感慨到：“家中缺乏青壮年人，很多昔日热闹的村庄变的清冷无比，农民越来越感到没有安全感，特别在一些相对偏僻、交通不便的地区，情况更加令人担忧。榆林市榆阳区常楼村全村仅有10人，有时三五天不见一个人，村民们几天说不上一句话，村上经常出现粮食、农具、变压器等物品被偷现象。”
让“新型农民”
为“空心村”注入新鲜血液
或许部分偏远山区和经济落后的农村存在种粮效益差、产业发展难等现象，是导致农村青壮年人离开村庄的重要原因。但对于经济情况较好的农村，依旧存在一定的“空心村”现象，“空心村”的出现更多是由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王二虎也对改变“空心村”提出了他的建议。
王二虎向中央政府建议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构建完备的农村社会服务保障体系，着力于从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入手，率先让留守老人解决就医、养老等问题，以解燃眉之急。
随后，尽可能的创造好的农业生产环境让农民愿意从事农业活动：包括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拓展农村周边二、三产业的发展。并加强对农民的农技培训工作。针对过去对农民培训的内容主要在于掌握工厂所需的技能，实际上是向城市输送素质较高的人才这样的问题，王二虎建议培养农村急需的新型农民以扭转当前的局面。
为了解决了农民在农村的发展问题，并保证粮食和农产品的量化生产和充足供应。王二虎还建议加快抛荒田地的土地流转，盘活土地资源，让农业龙头企业和留在农村的新型农民能够进行规模化生产，最终提高农民的收入。中央政府应该积极探索制定吸引城市青年从事农业的优惠扶持政策，采取保留城市户籍、提高社会保障待遇等措施，吸引他们成为现代职业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白
回不去的乡村 扎不下根的城
作者：打工者 志伟
浙江衢州的大年初二虽然不冷，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志伟还是习惯性地将双手插裤袋里。每走几步，他会甩一甩头发——20岁的他认为，这样会显得酷一些。
在城镇化浪潮中，父母外出打工，志伟从小在爷爷奶奶的怀抱中长大。像志伟一样，中国农村有很多青少年因缺少父母管束等原因只读到初中，甚至更早辍学。随后，他们或者又读两年职业学校，或者直接进入城市打拼。但是，现实的困境在于，他们依旧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始终觉得自己是斑马线上的过客；他们大多也不愿再回到农村，“因为回去没事做”。
志伟是浙江衢州人，家住后溪镇东华村，平日里，这座小山村异常静谧，大部分青年都在外打工，年纪大的则在家务农。只有到了春节，青年们才像候鸟一样回到乡村，使这里重新热闹起来。春节期间，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谁家孩子的工作及薪资不再是讳莫如深的秘密，反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管“混得好不好”，青年们回乡时都会尽量表现得体面一些。
志伟当时感觉在小地方“没花头”，所以选择去杭州闯一闯。他目前很看好美发行业，他认为做头发是一种潮流。谈及更长远的规划，他觉得自己在杭州扎根的可能性很小，畸高的房价会是最明显的羁绊。
当地受过大学教育的吕建成也坦言扎根城市的不易。他说，房价、物价，甚至未来丈母娘都会是门槛。
尽管扎根城市艰辛，目前在浙江桐庐工作的吕建成还是有去大城市闯一闯的想法。“刚毕业的时候雄心壮志，现在在桐庐待了一年半，感觉连动的勇气都没有了。”他自嘲说，自己再不动就要老了。
不管是志伟还是吕建成，出身农村的很多青年都渴望离开农村，融入充满更多可能与机会的城市。志伟说，他不想回到农村，“因为在家不知道做什么”。作为男孩，志伟还可以像父辈一样选择务农，可是近年来务农的成本与收入倒挂，使青年们望而却步。
与志伟类似，从事家电销售的吕建成也从未考虑回东华村，“我已经回不去了”，“生活习惯和环境，已经融不进去，而且回去也没有能力谋生。”吕建成说。几年前生猪行情好的时候，当地有不少青年选择生猪养殖作为创业项目，政府部门也给予相应补贴，但近年来生猪价格波动很大，而且突如其来的疫情往往会让资金不够雄厚的创业者一蹶不振。出于经济收入及风险的考量，大部分农村青年还是选择去城市，尽管觉得自己只是斑马线上的过客。
对于像志伟这样的农村青年来说，更重要的则是告别现今“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的尴尬处境。除了进城必须面临买房压力，回乡又收入倒挂外，农村青年还因城乡户籍割裂等问题而迷茫。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却只有35%左右。按照半年以上常住人口的口径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7亿人中，有大约2.2亿人仍然持有的是农村户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林家彬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曾说，“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镇户籍人口所能够享受到的市民权利和公共服务”。
志伟说，他其实没有想这么多，也不懂，现在只想快点学好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