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德国为何国富民强？北欧为什么幸福合谐，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世界为何又陷入长期性危机？中国应对的方法在哪里？大危机就需要大变革。只有放弃旧思维，才能找到新出路！
澄清谎言：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对经济危机种种错误陈旧、似是而非、利近害远的归因，总结了与福利有关的七大谎言。
分析时局：分析了德国“社会国”模式、北欧“合作主义”模式、美国“伟大社会”模式、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等之优劣利弊。内容翔实，理论扎实。
指出道路：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福利社会”，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高连奎将之称为世界模式3.0，是一种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作者高连奎，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学者，“新福利社会”理论创始人，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 高连奎/文
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自学者，他们的专业知识有限，但是各种学问都比较驳杂，任何一门学问都是在吸收无数个作者的无数本书的精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很多人并没有系统的学习过这一学科，只是看了几本这方面的书就开始侃侃而谈，其实就很容易造成偏激。我建议大家，如果想学习哪方面的知识，就找来这方面的教材，仔细的研读。这样也才能窥探这一学科的全貌。
1、不要只看一家之言
很多人信奉某一学派的理论，这是因为他们只懂这一学派，除了这一学派就什么都不懂了，很多学科是讲学派的，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等，如果只看一个学派，那就容易陷入偏激，其实不同的学派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研究内容不同，比如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其实每一家都属于不同的学科，儒家属于伦理学，法家属于政治学和法学，兵家属于军事学，道家属于经济学及社会学，每个都侧重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科怎么会有实质性分歧呢，只是互补而已。
同时现代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信息学派、预期学派等都侧重一个方面，其实都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就算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这些学科也没有根本冲突，都是研究的内容不同，这些学派综合到一起就是整个经济学的全貌。
2、不要只看自己能看懂的学问
在学校进行科班学习，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由浅入深，但是如果自学，则很难去刻苦钻研，因此学校经历，几乎决定了今后的学术成就，因此我们不能只看自己能看得懂的学问，更要研究有难度的学问，现在很多自认为知识分子的人，喜欢研究历史，而不喜欢研究现代科学，即使研究现代科学，也是喜欢研究政治，而不喜欢研究经济，但如果从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上来说，情况正好相反，经济学的解释力要强于政治学，政治学要强于历史学。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成为最热门的学科，就是因为其有着极大的解释力。而在经济学中金融学又强于传统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强于微观经济学，公司金融学又强于货币银行学，现在很多人只研究了一点历史，或是只看了几个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就已经自己读懂了这个世界，其实都是荒谬可笑的。
3、不要只看新闻，更要看到更高层次和更深层次的东西
跟很多人谈社会现实问题，发现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开口闭口都是跟他谈新闻，好像只有他关注到了这些新闻似的，好像这些新闻就代表了真实的世界，其实从新闻中了解到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肯定是有偏差的，当然更有些人喜欢“翻墙”去看新闻，那偏差就更大了，其实真正有理论素养的人，都很少时时刻刻的关注新闻，他们更关注本质的东西，或是接近本源的东西，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一定要抓住最根本的东西进行研究。
高层次的人更喜欢“坐而论道”，中等层次的人喜欢谈论制度与政策，而只有最低层次的人才会整天追踪各种消息，或是那些历史或现实中某个大人物的秘闻。政治斗争、权力斗争跟政治学是两码事，现在很多人将权力斗争看做政治学，那是对政治学最大的误解，而经济学更不是谈如何做生意，如何炒股赚钱，这都是外界的误解，研究这些的是商学，而不是经济学。
4、不最总拘泥于自己的学术缘起
任何人做学问都有一个缘起，这种缘起或是来自于自己的导师，或是来自于自己读到的某一本书，总之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时刻，是影响自己一生学术走向的时刻，中国很多人其实进入学术的门槛都有这样一个缘起，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拘泥于这样的缘起，因为这也是一家之言，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或是以此为线索更宽的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既了解与此相关的学问，更要了解与此相反的学问。
5、与主流保持距离
生活中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缺乏独立见解，但他们所讲的那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各种媒体整天轰炸，推销给社会的理论，这些人的所谓“思想”只是这些流行理论的大杂烩而已，中国并不缺乏有思想的人，而是缺乏有独立思想的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都是超越这个时代的，他们的思想肯定截然迥异与这个社会的主流思想，如果你整天谈论这个社会最流行的理论思想，那肯定是缺乏独立见解的。任何思想只能流行一段时间，如果想保持独立见解，请与主流思想保持距离。
影响中国经济研究的两股因素
影响中国经济研究的主要有两股因素，一股是教条主义，一股是民粹主义。
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教条主义是很奇怪的，与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经常出现的教条主义一词还不是一回事。中国经济学领域的教条主义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幻象，这些人虽然非常喜欢搬教条，动不动就拿市场经济原理说事，但是他们根本说不出是自己用的是哪一条，哪一款，他们给自己的主张扣上个帽子只是拉大旗作虎皮而已。其实他们根本就没研究过，至少是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些学问。 因此中国的教条，是简化了的教条，比如他们将新制度经济学简化为私有化，将哈耶克主义简化为自由放任，总之他们的根据已经不是人家原来的意思，而是自己揣摩出的意思，如果他们是真正的教条主义，真正的学通了也没事，问题就是这种半吊子主义是最可怕的。
中国还有一种是民粹主义，?如果问哪种经济学在中国最流行，其实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民粹经济学，民粹经济学不是任何学派，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民粹经济学就像垃圾食品一样，虽然有着良好的气味，但是毫无营养，应该得到抵制。
当今中国既有左翼的民粹主义，也有右翼的民粹主义，右的民粹主义是主流，危害也更大。而这种右的民粹主义，就是利益集团的民粹主义，因此当有学者批评政府的时候，我们要看这种批评是站在民众立场上的，还是站在利益集团立场上的，如果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上对政府进行批评，就不值得支持，因为很多利益集团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相反的。
中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打着为人民代言的旗号，其实是为利益集团代言。任何国家都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政府、民众和利益集团。中国的民粹主义是利益集团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基于民众利益的民粹主义。中国的民粹主义表面上是为民众好，其实是利用民众。民众与利益集团貌似拥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政府，但是他们利用的只是民众对政府天然的不信任，或是信息的不对称，而不是利益的根本冲突。客观上说，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从根本上是不冲突的。
中国大部分政策还是直接以民众利益为依托的。其实中国政府与民众的利益更接近，而多党制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利益更接近，中国政府必须代表全民，而多党制国家，他们肯定是代表利益集团的，也是利益集团将他们送上台的，因此在中国，政府与人民利益的接近程度，远大于政府与利益集团利益的接近程度。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向上欺压政府，向下欺压人民，横亘在人民与政府之间，“离间官民”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中国太需要有真学识的经济学家了，但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与伪经济学家比起来具有天然的劣势，因为真经济学家不喜欢炒作，其次，真经济学家喜欢用经济原理说明问题，第三，真经济学家不宣传民粹主义，第四真经济学家不喜欢政治。而这四条都是伪经济学家所热衷的。
伪经济学家只会鼓动民粹主义
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真经济学家已经变得非常稀缺，而与真经济学家的稀缺形成对照的确是伪经济学家的泛滥。中国的伪经济学家，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媒体人出身的财经评论员，一类是没有真学识的经济学家，但这两类伪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喜欢煽动民粹主义，现在中国最主流，最掌握话语权的就是这些民粹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是中国经济领域的公知，是媒体的宠儿。
经济话题与经济学话题完全不同，任何人都可以在经济话题上发言，但是不是谁都可以在经济学话题上发言，经济学问题不仅要分是非，也要讲道理，任何经济现象，背后都有道理所在，对一个经济问题，看是否能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解释，这是关键。民粹经济学的泛滥对提高全民经济学素养毫无益处，反对给民众灌输了很多错误的经济观念。?
民粹主义者人喜欢批判，永恒的批判，在他们的眼里，政府做的都是错的，但是问题如何解决，从来不说，这些经济学家也提顶层设计，但如何进行顶层设计，从没见他说过，有的伪经济学热衷于将自己装扮为民主先驱，有的将自己装扮成改革旗手，有的喜欢以民意领袖自居，而改革就是让这些人搞坏了，政府的经济政策也经常被误导。
谨防“诱错”式批判
其实早就有清醒的学者指出，很多人是进行“诱错”，他们批判政府的正确政策，其实是为了诱导政府作出不利于人民的错误决策。一旦政府听信了他们，那最终受害的还是人民。相反，他们在对政府的正确政策进行批判的同时，却对政府的错误政策进行百般袒护。
现在社会，批判很多，不要以为批判就是好的，更不要以为批判政府的人就是在为人民说话，政府的政策毕竟大部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正确的，如果是不怀好意的批判，那这种批判就不值得支持。
如果要制止这种情况，需要两方面的自律，一种是经济学家的自律，一种是媒体的自律，经济学家的自律需要的是学识水平的提高，而媒体的自律则是加强专业性，从而过滤掉那些民粹性的观点，现在的财经媒体人大部分都缺乏财经常识，而财经媒体的记者编辑，至少应该受过基本的经济学教育，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就不再会对这些民粹主义的东西感兴趣。
民粹主义是垃圾新闻，是垃圾思想，其像垃圾食品一样毫无营养。但是这些垃圾言论却像垃圾食品一样有着良好的气味，吸引着你不得不看，这方面还需要民众的自我克制。
开启民智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是煽动民粹主义确实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而最可悲的事情很多民粹主义的煽动者们却打着开启民智的幌子，其实贩卖的都是民粹主义的垃圾。
当代中国应该
“少谈些价值 多谈些模式”
五四时代，胡适提出“少谈点主义，多解决些问题”，这一主张直到现在仍然被很多温和理性的中间派人士广泛引用，但在当代中国更加虚飘的“价值”取代了倾向性极强的“主义”，又开始卷土重来，因此我们极有必要提倡“少谈些价值，多谈些模式”。
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战后，或是二十一世纪，其实人类信奉的那些共同价值并没有变化，也没有人提出先贤遗漏的、没提过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也早已经写入了中国的宪法和学校教科书，成为各界思想人士共同信奉的纲领。
但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宣扬这些价值的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同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混淆了价值和模式的区别，企图以价值代模式，当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所谓价值其实是某种模式的概括而已。
因此，我们必须将价值和模式进行正确的区分，同样的价值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实现模式，价值只是理想，当前中国并不存在价值之争，而是模式之争，大家应该尽量减少在价值争论上进行无谓的浪费，多在模式上想办法才是正确的。
《人权宣言》已经问世了两百多年，但这些年中，人权进步并不明显，西方国家的人权改善，其实都是二战之后的事情，如果这些宣言真的能够落实，怎么还可能出现暴力的工人革命，其实在推动《人权宣言》的落实中，工人的暴力反抗，比那一纸文书作用更大。
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往价值的路也是不断被创新的，而且这种创新往往是出现在边缘国家，而非核心国家，德国和北欧的强势崛起都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再深入一些，自由、民主也并非真正可遵循的价值，笔者认为中国和世界都应该建设人性化的社会，如果自由不符合人性，那自由也是不值得要的，如果民主不符合人性，民主也是不值得要的，一切都有以合乎人性为标准，才是最重要的。
当代中国没必要重起炉灶，照抄照搬，这样既成本太高，也不科学，我们要应该像德国和北欧一样通过模式创新实现国家崛起和民众的幸福，而笔者在书中提出的世界模式3.0版本，即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则是一个选择。
“进步社会运动”改变下的美国历史“进步运动”如何改变美国
“进步时代”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大致包括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间。
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变迁，迅速地从一个乡村社会转变成一个城市社会。
同时，随着社会财富集中，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社会公平问题凸现出来。然而，从联邦到地方，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基本上仍然是19世纪上半期成型的有限政府，不仅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新问题，而且似乎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面对这些问题的挑战，在进步时代，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改变他们关于美好社会和政府的传统信念。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掀起了一场改革政治体制和政府的运动。
19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都已经高度集中化，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公司控制着美国的整个经济。华尔街集中了美国绝大部分的资本，他们操纵着国家的金融，进而控制着国家。凭借其控制的巨大财富，这些大企业和大商业在政治中强有力地影响着各个主要政党的活动，使得这些政党成为它们利益的代言人，财富的高度集中使得民主大大地贬值，使得个人自由成为一个虚假的东西，国家的能力已显得极端脆弱。1893年，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甚至不得不请求摩根集团帮助维持国家的黄金储备。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接的短短十五年中，面临经济危机，美国总统就曾经三次求助于摩根集团来挽救国家。
在这一时期，不仅大企业可以为所欲为，各种中小企业也是没有约束。企业在进行生产决策时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对食品、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没有任何监管，食品和药品安全构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其中，尤以食品安全问题为甚。牛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时美国妇女也开始进入就业市场，美国家庭对瓶装牛奶的需求就越来越大，特别是婴儿用奶。在这种情况下，为城市家庭提供牛奶就成为一个很挣钱的生意。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贪得无厌的生产商和销售商经常销售结核病奶牛生产的奶、低质量的奶，在牛奶中掺水、盐、苏打水等，在城市妇女看来，这些不清洁的牛奶是当时美国婴儿死亡率居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工人成为工资奴隶，工作条件非常恶劣、而且缺乏劳动保障和其他安全保障措施。1888年，《芝加哥时报》曾经以“都市女奴隶”为题，系列报道了芝加哥的“血汗工厂”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
不仅是工人，在那些大资本面前，农民也是软弱无力的，农民发现自己越来越依附于铁路公司，受其垄断的运输价格剥削。庞大的但是看不见的金融资本企业也对农民构成了另一层面的剥削，例如，金融企业决定的信贷成本就经常使农民陷入破产的困境，一些农民开始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佃农在农业人口中的比重从1880年的26%上升到1910年的37%。
城市化及移民潮也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的需求和压力。工业化造成了极大的城市污染，也加剧了城市公共服务的成本。，当时的城市政府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腐败问题也极其严重，而且主要是“商业腐败政治”。“腐败交易”是当时各级政府的操作模式。美国的政治腐败，其实是缘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所实行的政党分赃制，在政党分赃制下，政府实际上变成了政党的“囊中之物”，不可能是人民的政府。政党一旦上台，政府的各个官职就成了本党的战利品，由党魁们在本党的亲信中进行分配，同时如果政党下台，这些亲信也要跟着下台，所以任何官员在任职期间都会抓住机会“捞一把”，因此政府官员很难形成长远的预期，也没有动机去负责地制定政策和进行管理。
这种政党分赃制政府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政府越坏，人民越不敢将权力交给政府，直到20世纪之交，绝大部分美国城市除了财产税之外，城市不能筹集其他的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城市化的压力，城市政府不得不“发明”一些融资方式来改进城市的基础设施。一种流行的方式就是所谓的特许权制度发展起来。在这一模式下，私人企业通过向政府投标来获得供给新服务（例如交通、电力、电话和供汽）的合同。实际上是通过出卖公共事业维持经营，而这也成为腐败最多的地方。
总而言之，在19世纪后期，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地意识到，经济增长伴随着越来越大的贫困、剥削，混乱与腐败，自由主义理想彻底落空。而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开始爆发阶级冲突。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分析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国家治理理念以及相应的治理模式。对于美国人来说，个人主义通常伴随着一种对大政府的疑惧心理。在很大程度，这是革命时期的产物，是殖民阴影在作怪。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其核心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有限政府。
同时影响美国还有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认为，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是永恒的自然法则，也是根本的社会法则，因此，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种社会的“自然”进行干预都是错误的，都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因此尽管经济的集中已经越来越明显，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但主流的意识形态仍然反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甚至认为任何对大企业的管制都是在破坏自由竞争过程，并已经开始出现“挑战国家”权力的征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呈现出失衡的现象，这一点可以从司法上得到体现，在19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的几十年里，法院总是将对企业的管制尤其是那些对劳资合同进行的干涉，视为“对自由劳动的的限制和侵犯”。从1880年到1931年，各级法院制定了大约200多项法院命令，禁止工人罢工和开展抵抗活动。这使得企业可以为所欲为：“对于商业活动没有全面的检查，没有法律来保护工人和消费者，没有有效的管制机构和法律。商人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从不担心受到惩罚”。
因此即使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发生了两次经济萧条，每次都延续了将近五年左右，并且都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也没有动摇绝大部分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对古典自由主义沉迷。在这些古典自由主义的支持者看来，“穷人们应该为他们所处的不幸境地而负责”。直到1900年，美国大城市中的穷人有将近一半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救济。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