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连奎/文
『编者按』
德国为何国富民强？北欧为什么幸福合谐，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世界为何又陷入长期性危机？中国应对的方法在哪里？大危机就需要大变革。只有放弃旧思维，才能找到新出路！
澄清谎言：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对经济危机种种错误陈旧、似是而非、利近害远的归因，总结了与福利有关的七大谎言。
分析时局：分析了德国“社会国”模式、北欧“合作主义”模式、美国“伟大社会”模式、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等之优劣利弊。内容翔实，理论扎实。
指出道路：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福利社会”，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高连奎将之称为世界模式3.0，是一种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作者高连奎，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学者，“新福利社会”理论创始人，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怎么回事
要想民众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有钱，而让民众有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民众的收入；另外一种是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变相地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第一种方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第二种方式。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是要降低民众的生活品质，相反是要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民众的生活成本更低了，当然生活品质也就更高了。
现在人们总是一味迷信收入的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并一定给民众带来幸福感，美国、日本、欧洲可以算是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但是那里的民众照样面临生存难题。因此要想让民众获得幸福，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经济发展最终的目的是改善民生，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无序性，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生的改善。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普通民众“养家糊口”却越来越不易。民众普遍抱怨生存成本过高，这是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在增加，甚至增加得更快。中国民生问题越来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因为经济越发展，民众生存所必需的产品就越多，因此民众生存成本提高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当然这不是要反对经济发展，而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民众从高昂的生存成本之苦中解脱出来。
高生存成本社会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活所需要的物品越来越多，比如汽车地铁、比如高等教育、比如公共网络等，这些随着经济发展拉高民众生存成本的表现。
除了生活所需的物品越来越多，随着分工越来越细，生活所需要购买的环节也越来越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越来越不能自给自足，什么都要买，衣服不能自己做，要买，鞋子不能自己做，要买。现在提到市场经济，大家都会想到高效率，但是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市场经济的高成本，市场经济是一种成本极高的经济模式。比如商业保险是市场经济，但是极其昂贵，这也是很多人买不起保险的原因。而且经济越发展，社会分工越细致，生活成本就越高。
以上两点，生活所需产品的增多和生活购买环节的增多是民众生活成本增高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妨再说细一点，比如人人上大学和人人有手机、电脑这类生活成本的升高的提高属于生活必须品的增加，而衣服由自己纺布做衣服，到找裁缝店定制衣服，再到商场买衣服，则是分工带来生存成本升高。
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主要有两个最直接的原因，一是不同的生活模式导致了生产成本升高；二是由高物价直接导致生存成本升高。
一、生活模式不同导致生活成本升高
生活方式是造成生存成本过高的一个主因，中国正处于城镇化时期，我们可以从吃穿住行用等方面，将农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进行一下比较：比如在吃饭方面：农民都是吃自己种的粮食、蔬菜，可以免去经销商的层层盘剥，也省去了运输费用。比如在居住方面：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盖房，付出的只是一些建筑材料费。而在城市则需要向开发商购买住房，而开发商则要向国家缴纳土地出让金，开发商也要牟利，房地产行业是典型的暴利行业，这导致城市房价非常高，而且农民住自己的房，还不用每月交纳物业管理费。
现在很多人喜欢用人均收入对城市和农村进行比较，其实这样比较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农村与城市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城市人要想达到与农村人达到相同的生活水平，其收入水平必须远远大于农村人才可以。
二、高物价是导致生存成本过高的直接原因
曾经看到过一个朋友的QQ签名“我搬家了，很远，很便宜”，看到这种话，不知道是幸福还是无奈。
同样是城市生活，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生存成本也不一样，这主要表现为物价的高低差异，高物价导致生存成本较高的最直接原因，而物价的不同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1、高税收导致高物价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高福利国家，高福利国家各种税收非常高，产品到了消费者手上，价格也就非常贵，比如北欧的所有商品都非常贵，在各个版本的世界城市物价大排名中北欧城市都高居榜首，最关键的就是高税收导致了高物价。
2、高房价导致高物价
高房价导致高物价的情况在东亚地区表现得非常突出，在一些大城市这种情况也非常突出。首先，房价高，工人的生存成本就高，工人生存成本高必然带动工资上升，工资上升又必然导致物价升高。这两年珠三角地区的通货膨胀并不很厉害，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也不多，但高房价却导致了工人生存成本大幅提高，因此很多人逃离这些地方。其次高房价也会带动商业租金的提高，而商业租金的升高直接导致了商品流通环节的高成本，也可以导致物价升高。
3、级差地租导致的高物价
级差地租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繁华商业区往往商铺租金较高，经营者必须靠提高商品价格来弥补租金损失。因此在同一城市，不同地段，商品价格往往有很大的差异，越是繁华地段，商品价格就越高，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就越大。
4、廉价商业模式的取消导致高物价
同样的商品也会因为不同的商业模式而产生较大的价格差异，比如流动商贩的存在可以让普通民众买到一些便宜的生活用品。露天菜市场可以民众让买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些高档的商业模式所必需的装潢费用、照明费用、营销成本等都可以大大增加商品的价格。而政府如果强制取消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就必须导致商品价格的总体走高，加重民众的生产成本。
5、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高物价
劳动力价格基本上与劳动生产率成负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越低的经济体，劳动力价格越低；而劳动生产率越高的经济体劳动力价格就会越高。因此发达国家一般劳动力价格比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则比较低。
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必然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导致那些机器化生产的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因此在发达国家那些机器化生产的产品都非常便宜，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则非常高，不得不从国外进口，而服务业不能进口，所以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价格非常高。
民众的生存必需品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食品、纺织品、建筑；而享受型产品大部分属于机器化生存的产品，比如汽车、各种家用电器、消费电子产品等。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基本上是由生存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因此生存必须品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民众生活成本升高，生活压力加大。
6、导致物价比较高的一些其他因素
除了以上比较有共性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会导致物价比较高，比如在俄罗斯很多轻工产品都不能生产，需要进口，因此商品价格都比较高，而在美国由于其特殊的医疗保险体制，导致美国的医疗价格奇高。投机炒作严重扭曲商品价格也会导致高物价，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后，商品价格已经不再受成本价值的影响，甚至经常不受真实供求关系的束缚，投机炒作则可以使商品价格长期偏离其价值，比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属于这一情况。
以上是造成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具体到中国来说，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但中国最突出的原因还是房价问题。
三、“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要想民众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有钱，而让民众有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民众的收入；另外一种是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变相提高民众的购买力，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采取的第二种方式。
我们可以将消费，按不同层次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层次。所谓“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费品的价格，以满足民众对生存必需品的需求，从而达到降低生存成本、缓解民众生存压力之目的的社会模式。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的是降低生存性消费品的价格，而生存性消费是相对于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而言的。与低生存成本对应的是高享受成本和高奢侈成本。以前很多朋友在看到低生存成本型社会这个概念时，以为笔者是在提倡低碳生活，是在提倡简单的生活方式，或是提倡省吃俭用，节俭持家，如果这样理解就误会了笔者的意思。
生存必需品可以包含吃穿住行用等多个方面，人类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生存问题仍然是首要问题，对于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更是如此。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生活支出的大部分仍然属于生存型消费。“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于其他国家。
一般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以生存性消费为主，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以享受型消费为主，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是以奢侈型消费为主。
如何建立“低生存车本型社会”
低生存成本社会不是让人们省吃俭用，而是要政府通过税收和城市规划降低物价，低生存成本的核心是低物价。
我们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完善消费税征收制度，根据商品的消费层次进行征税。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只做两件事，那就是征税和用税，不同性质的政府，或是不同的发展模式，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征税和用税的方式不同，同样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对税收也有要求。
现在中国和世界都一样，对大部分商品都征收相同的税率，而不对商品的性质进行区分，这是不科学的，低生存成本社会的改进就是按商品的性质进行区别征税，而这种区别主要就是基于对人们的有用程度。
我们将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消费层次，在制定税收制度时，将这三种消费形式进行差异化定税，对于奢侈品征收极高的税，对于享受型产品征收比较高的税，而对于生存性产品免税；并用享受型消费、奢侈型消费的税收，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
现在，中国除了对烟酒等商品征收消费税外，对税收的划分还不够细致，也没有按消费层次进行征税的概念。现阶段，尽管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生存型消费仍然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但如果从全社会来考察，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生存型消费所占的比重，因此用这两方面的税收来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税收的区别征收并不一定非要放到消费环节，也可以从生存、流通、消费三个环节进行。比如食品是生存必需品，那么我们可以从粮食、蔬菜的生产、流通、加工、销售等多环节进行免税，以达到降低食品价格的目的。比如对农药、化肥免税、对粮食、蔬菜的流通销售免税、对符合一个条件的餐饮店免税，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吃”方面的成本降到最低，至少可以达到现在水平的一半，如果能这样民众就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吃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
因为单从一个环节进行征收很容易遇到商品消费层次界定难的问题。总之在把握原则的情况下，应该以有利于界定的方式进行征收，并且这种征收也并不一定要从产品出发，也可以从产品生产配套的角度进行，比如为了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对农药、化肥等农业生存资料实行税收减免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降低也可以带来农产品的价格降低。
2、合理布局工作区及居住生活区，让所有人可以就近满足居住需求。
城市生活，交通出行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们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如果可以让民众都居住在自己的工作场所附近，则可以大大节省这笔开支。比如很多工厂都拥有自己的员工宿舍，这样就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工作场所，就节省了上下班的交通开支，对于那些没有宿舍的单位，如果员工可以就近租到合适的住所也可以省掉交通费用，这就需要政府合理布局工商业区域和生活区域，以达到为社会节省资源的目的。
现在的住房制度实际与这一理念是背道而驰的，现在中国一线大城市，市中心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众的承受能力，而民众往往置业在郊区，工作在市区，居住在郊区无疑加大了交通成本，其实这也是政府规划不合理所致，如果市区多发展房地产，让工商业也向郊区扩散，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美国，大部分人上下班开车都需要一个小时，这对社会资源是简直就是极大的浪费。
3、适当保存一些廉价的商业及生活模式。
同种商品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价格会有很大的差异，街边店要比流动商贩贵，而那些拥有中央空调的大型室内商场里的商品则要比街铺更贵，适当保留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比如允许流动商贩的存在，也可以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廉价生活模式的存在也可以降低生存成本，很多城市禁止电动车上路，这无疑加大了那些原本依靠电动车上下班的民众的生存成本，而这些人本身就属于中低收入人群。
4、建立统一的专门的生存保障型产品供销体系及相应制度。
建立生存必需品目录，为进入目录的商品建立独立的生产及销售体系，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成本，从而最终降低销售价格，比如可以由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建立销售场所，实行政府招投标体制，统一进行批量采购，如果这套体系建立起来，生存必需品的价格降低20%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5、控制好级差地租。
级差地租的存在也是造成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原因之一，在某些地域甚至是头号因素。级差地租的出现是市场因素，但级差地租的高低政府是可以引导的，比如政府合理布局国家的经济增长极，不要让全国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将人口分流到其他的经济增长极地区。在大城市内，严格控制城市密度，将人口均匀分布在各个地区，就可以大大降低所谓黄金地段的土地使用租金，从而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大城市的生产成本。
以上几条如果都可以做到，那么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降低30%以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前面笔者还提到“新五蠹”造成财富巨大转移的问题，如果政府将“新五蠹”转移社会财富的渠道全部堵死，再加上“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的建立，民众生存成本至少可以降低50%以上。
总之，大幅度提高劳动生存率、坚决取缔“新五蠹”对社会财富的巨额转移和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改善民生的最主要措施，其中提高劳动生存率是根本措施，后两条是辅助措施。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有什么好处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生存仍然是首要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抱怨生活成本太高，在物价奇高的大城市更是如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仅对普通民众、对国家整体经济都有着非常大的好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低生存成本是最大的社会福利。
很多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同时又加大了物价水平，客观上加大了人们的生存成本，福利社会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如果能够在人们的工资水平保持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则相当于提高了民众的购买力，可以大大舒缓民众的生存压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对普通民众来说，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
2、“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使国家产业更具国际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产业是否具有竞争力，除了技术因素外，劳动力价格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大部分的消费都是与生存相关的必要性消费。如果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则这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就可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与其他国家进行产业竞争时就具有优势。当今很多发达国家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方面渐渐失去了优势，而只能将经济锁定在少数资本密集及知识密集型的经济领域。随着新兴经济体在技术方面的不断进步，这些国家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优势也将不断消失，而对于同一技术发展水平的两个国家来说，谁的劳工成本低，谁就更具备发展优势，比如美国和日本的汽车企业竞争时，美国工人工资太高使美国汽车丧失了价格优势，当然美国的工人工资价格高主要是其医疗费用价格太高，”“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就可以大大降低劳工成本。
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是由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决定的，而与高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关系不大，因此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保持在合适的范围内。
3、可以从整体上提升全社会消费能力。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降低了住房、医疗、生存必需品等方面的物价，也就为民众省去了大量的生活开支，而民众剩余的钱可以更多的用于享受性消费，这样就从整体上提升了民众的消费水平，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
4、可以让人生活得更有尊严。
在福利社会，很多补助都按照收入水平来发放，而这样的发放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监督，而且程序相当繁琐，这些都给低收入群体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而这些过程无形中也损害了民众的尊严，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直接降低了商品的价格，让那些本该接受政府救助的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收入维持生存，而不用通过繁琐的手续从政府那里获得救助，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生存得更有尊严，因为现代社会，收入的高低主要是由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决定，而与勤劳还是懒惰已经关系不大，现在国家主张民众应该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因此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非常有必要。
5、可以降低国家的经济风险。
对于民众来说，在生活中，会遇到生病、失业等风险，对于全社会来说，则要经受经济周期的考验，而如果生存成本非常低的话，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将大大增强。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适用于中国与世界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并不反对和排斥福利社会，也不是福利社会的替代方案，而是福利社会的补充方案。
低成本型社会主张从衣食住行等生活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的生存压力，而福利社会则是从生老病学教等大的方面减轻民众的负担，两种社会模式出发点不同，其效果也各异，“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原则，福利社会相当于将一样东西直接送给你，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相当于低价卖给你，因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存在施舍的问题，这样可以保障民众的尊严。不存在施舍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养懒汉的嫌疑。
中国现在正处于高发展阶段，完全的福利社会将是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可以减轻单纯依靠福利社会模式的风险，减轻福利社会模式对民众造成的负担，特别是对于生存的负担，两种模式完全可以协调发展，齐头并进。
我们相信市场，但又不能放任民生难题不断加大，我们渴望社会福利，但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收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则不失为一个可行性的选择。当然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场，确切地说，是要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来建立，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建立。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因为这些问题中国与世界都同样在面对。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属于帕累托改进
大部分改革都会伤害到某个群体的利益，会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但是我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不是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利益重新分配，而是在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间进行利益分配，比如我们将生存型消费领域的产品价格降得非常低，让人们可以用最少的钱解决生存问题，享受型产品的价格可以稍微高些，而奢侈品我们将价格定得非常高。这些可以通过税收手段进行调节，也就是提高享受型消费品和奢侈型消费品的税收，来补贴到生存型消费领域。这种改革在经济学上基本上属于帕累托改进，是最理想的改革方式。
但是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的推动，需要税收制度的改革。只要有政府、学术界和民众的一致认可，那推动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