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大力/文
人人都想快乐，大概是不错的。快乐与苦痛总是如影随形地胶着在一起，大概也是不错的。乐苦之不分，一则因为二者相生相依，不苦不乐；二则因为二者相伴相彰，无苦无乐。乐可以为苦，苦亦可以为乐，形在身外，本在人心，感受有别。所以，说乐必得说苦。
宗教说人生本苦，乐亦是苦的表现之一。所以，苦是人生的常态，人生着就必然会苦着。科学说苦是一种感受，即外在事物在内心引起的痛苦反映。所以，苦无常态，因人因时而不同。要离苦得乐，宗教给出的途径是要么不生，要么永不再生；科学给出的途径是不断向未知领域进攻，用科技手段克服妨碍人类实现轻松、自由、财富、健康、长寿等等的障碍，用物质和时间的丰裕换来人的快乐。
然而，不管是科学还是宗教，都不能帮我们实质性地解脱痛苦。
科学确实提升了人类向自然进攻的能力，帮助人类在与其它物种的竞争中变得强大，变得富有，变得忘乎所以，可是，我们人类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快乐，更遑论幸福。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科学的时代，凡是不符合科学逻辑的都被斥为迷信，凡是对科学证明不了的存在的相信就被斥为迷信。然而，科学并没有给我们解惑。譬如：科学至今既不能有理有据地解释清楚“我”的问题，即“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怎样去、去干啥、咋回来”等等困惑我们人类已久的基本问题，也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心”的问题，即“我为何苦乐、乐源在哪儿、苦源在哪儿”这个情感问题，更不用说解释清楚“术”的问题，即我或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地”去苦源得乐源。所以，尽管科学一直在探求未知世界，并将其还原成已知世界，但是科学就是不能让我们离苦得乐。
宗教确实能够给人安慰甚或希望，把现世实现不了的幸福和快乐寄托在来世或天堂。然而，我毕竟在现世，既热爱人类社会及其生活，又深爱我的亲人和朋友，我希望我们现世都快乐，都幸福。在进入天堂或者极乐世界之前，作为俗人的我们都想享受人生的乐趣和幸福。耶稣和释迦牟尼既然法力无边，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现世的愿望都得到实现呢？我们为什么必须寄希望于来世或天堂呢？耶稣和释迦牟尼既然给我们描述了未知世界，也指出了离苦得乐的途径和方法，为什么不能够现身说法地证明给我们看呢？我想：如果释迦牟尼佛能够给我们演示由众生修炼成佛的过程，或由其彻悟信徒演示因果轮回，而不仅仅是阐释如来的真实意，吾等众生必然会对“无上甚深微妙法”深信不疑，一心信佛，而无旁骛。所以，宗教只能把现世定位为苦，要求我们在苦修中憧憬着乐，把乐放在来世或天堂去实现。我们从宗教中得到的只是一碗心灵鸡汤，而不是真快乐。
因此，快乐与否，不在外力，而在内心。我们之所以苦，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太多，期望太高，违背了天道。我们想突破生命界限而求长生不老，但日月皆有寿，四季得交替，日夜常循环，没有不变，没有永存，没有死就没有生，没有减就没有增，生住坏空是万事万物之常道。我们想万事万物别人皆随我意，我之愿景皆能成真，但与外物外人相比，我如微尘，微不足道，飘渺而不能自主，此想真乃痴心妄想，了无根据，哪能实现？
向内用力求快乐，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导向。道家说，要快乐，就得顺其自然，做到自然而然，节欲顺变，勿妄勿贪勿争。诚如老子所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如果纠缠于得失成败名利荣辱，就必然会“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心神不宁，永无快乐。故，求财富者，当知“知足者富”；求荣誉者，当知“知足不辱”；求成就者，当知“知止不殆”；求长寿者，当知“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求快乐者，须知“夫唯不争，故无尤”。总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儒家说，要快乐，就得按君子标准修身养性，内本己心守忠，外推他心能恕，乐于人处，乐善好施，尽人事、听天命，即使不能如颜子，也要做到非小人。做得儒家君子，不仅能慎独，得内心清净，而且富同情，得良好人缘，何乐不在？何乐不来？
总之，科学给了我们向自然进攻的锐利武器，膨胀了我们本无止境的欲望，妆点了我们本已纷繁复杂的世界，丰富了我们本已被物欲充斥的生活，野蛮了我们与自然跟别人和平相处的心灵，但也扰乱了我们本该平静的心，剥夺了我们本来与生俱来的快乐。宗教给我们描绘了理想世界，指出了通往理想世界的道路，但是既不能给我们演示进到理想世界的方法，也不能拿出一个存在的理想世界供我们参观，还不能先给我们一个快乐的现世，我们除了得到安慰之外，于真正的快乐仍然一无所获。还是相信我们的文化吧！抱持平常心即无苦痛，超越自我即得快乐。
补言：晚上看了根据李素之大夫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门巴将军》，更觉得儒家君子之修为才是快乐之源。人生真正的快乐之源是质朴，是大爱，是无私，是奉献，是将心比心。电影中，藏族老哥对李大夫感激涕零，称他“菩萨”，而李大夫感谢藏族老哥的信任，说“您的信任就是我的福分。”多么朴素的伟大呀！有此大爱，守此善良，有功不倨，焉能不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