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连奎/文
『编者按』
德国为何国富民强？北欧为什么幸福合谐，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世界为何又陷入长期性危机？中国应对的方法在哪里？大危机就需要大变革。只有放弃旧思维，才能找到新出路！
澄清谎言：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对经济危机种种错误陈旧、似是而非、利近害远的归因，总结了与福利有关的七大谎言。
分析时局：分析了德国“社会国”模式、北欧“合作主义”模式、美国“伟大社会”模式、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等之优劣利弊。内容翔实，理论扎实。
指出道路：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福利社会”，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高连奎将之称为世界模式3.0，是一种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作者高连奎，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学者，“新福利社会”理论创始人，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为什么福利社会难实行
社会并非为资产阶级所控制，也并非为中产阶级所控制，而是被以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媒体人、高级律师、高级职业经理人等为代表的四大“高产阶级”所控制，他们是危害社会的隐形利益集团。
很多美好的事物，有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极大成功，在一个国家却很难落地，这里面必定是有利益集团在阻扰，但是这样的利益集团并不一定明显，很多是隐形的，并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隐性利益集团的危害性并不比那些被公认的显性利益集团要小。
显性的利益集团，会受到舆论和公意的制约，他们一般不会赤膊上阵，也不可能赤裸裸地与公意为敌，也就是当一个利益集团一但被显性化了，他的能量就会大打折扣。但是隐性的利益集团却不然，他们可以打着“人民”、“公民”的旗号为自己的集团谋取利益，因为他们还没有被以一个利益集团的身份得到确认，所以他们这种代表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不仅是迷惑着执政者，有时迷惑着真正的人民。
其实福利社会在中国不能实行，就是被这样的隐性利益集团所阻扰着，因此我们必须对这种情形进行清楚的分析。我们可以先从人群上，对反对福利社会的人进行总结，一般情况下，反对福利社会的大概有这样几种人：
1、盲从者
任何一种思想、思潮都有其盲从者，有名人就必然有粉丝，粉丝有时并非喜欢名人本身，而是看重的他的名气，或是精英身份，任何一种思想的传播者都是知名的知识分子，因此出现盲从者并不新鲜，所谓“盲从者”在生活中并不忙，甚至有不少的空闲时间，他们有时间泡在网上（以前是看报纸），了解各种最新的思潮、资讯，但他们并不具备思考能力，别人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他们的思想也不过是流行思想的大杂烩而已，这些盲从者也不过是一个思想传销者。
出于“新闻性”的要求，很多极端思想、偏激思想、与民众想法相反的思想，更容易成为媒体宣传的对象，比如明明社会是“仇穷”的，但媒体却将个别“仇富”的观点拉出来，给人造成一种社会普遍仇富的观感，这虽然是媒体追逐所谓“新闻”性所决定的。但是经过媒体无限放大的东西，自然就具备了正确的属性，很多非主流的东西，一旦出了名，一旦占据了媒体的大部分版面，那自然就是主流了，不是主流也是主流。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盲从者就更多了。
2.书呆子
在初级经济学中，确实有不少强调市场的东西，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政府大 了，必然会损害市场”，其实是错误的，盲目崇拜市场，或是过度市场化，盲目市场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产生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而盲目排斥政府又是这些问题难以解决，或是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原因，经济学中，确实存在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张，但并不是主流，主流经济学更多的是发现市场失灵，并解决市场失灵。当代中国大部分学者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即使是接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也只是了解了一些初级的经济学知识，往往比较迷信市场。
现在媒体舆论基本上为“公知所把持”，而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任何的经济学训练，他们也只能从那些只接受过初级经济学训练的人那里了解一些二手的知识。
其实福利经济学，一直是经济学重要的研究方向，是任何一个真正学习经济学的人所绕不过的，但是现在大学里的经济学教程，只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而福利经济是单独的，既不属于宏观经济学，也不属于微观经济学，因此大部分学校是不开福利经济学课程的，因此了解福利经济学的主要是经济学专业内的人，外人了解得很少，这也就是中国缺少福利经济学声音的原因所在。
其次，现在中国经济学界的风云人物，大多年龄在50岁以上，从小到大，都饱受马克思主义的浸染，而当马克思主义退潮，西方经济学兴起之后，这些人片面地以为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反过来就是西方经济学，中国很多错误的经济主张都是这样产生的，这虽然听起来很可笑，但现实确实如此。
第三、福利经济学研究自身，也面临很大的困境，世界上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其实与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并没有太多的关联，更多的是文化和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福利经济学的研究缺乏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的支持，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学者的良知和兴趣，因此不可避免的势单力薄，发展缓慢。
确实，现实中，很多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或是凯恩斯主义者都可能成为政治家的座上宾，但是鲜有福利经济学被政治人物所重视，没有政治的支持和财团的支援，任何学问都很难得到大的发展，哈耶克主义之所以得到发展，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始至终都有财团基金的支持，包括中国的哈耶克主义传播者也是如此。
3.利益集团及其学术打手
很多利益集团反对政府干预，这些主张与反对福利主义者具有天然的亲近关系，尽管福利社会与市场经济、甚至是私有制度并没有任何的抵触，比如在北欧瑞典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福利国家，但也是世界上私有化严重的国家，可见私有化和福利并不冲突，但是那些反对国家干预的人，并没有看到这些，在很多支持私有化的经济学者中，几乎很难找到支持福利社会的。
其次当代中国，人们喜欢用中产阶级来解释这个社会，其实中产阶级的说法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中产阶级范围极其宽泛，从下面看，除了极少数低收入者，大多数人都可以归为“泛中产阶级”，比如在印度，甚至中国都宣传自己有着极大的中产阶级比例，但是这些“被中产阶级“的人，却有着极低的自我认同感。
另外来看，只要不是企业家，无论收入多么高，都会被归入中产阶级，而这也是严重错误的。其实很多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品质、消费水平以及所拥有的财富远远高于部分企业家。比如高级律师，他们的收入是按小时收费，代理一个案子就有几百万的收入，高级经济学家，从中国政府、外国政府、各种组织中申请课题，或是在超大型企业中担任独立董事，都可以轻松敛财巨额财富，而很多高级管理人员其收入要比普通中产阶层高于几百倍，这些人，显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了，这些人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控制力量，笔者认为应该将其称为“高产阶级”。这些人的收入相当稳定，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风险，比如律师只要不违法也是很安全的，高级经理人即使被解雇了，也从不发愁找工作。相反我们可以看看那些从事服务业的小微企业的创业家们，他们的财富其实远远没有这些“高产阶级”多，但他们日常之辛苦，风险之高，是这些人所难以企及的。
其实资产阶级的利益本质上与其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工人有保障，素质高，那么企业的效率也高，在福利社会其私人企业的发达程度并不比自由经济体差。另外我们从历史上看，德国俾斯麦的工厂立法，英国的贝弗里奇改革，都是在资本阶层的推动下完成的，如果从现实上看，现在推动美国增税的也是索罗斯、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资本家。
笔者提出“高产阶级”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要与以往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说法区分开来，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群体，从经济基础到生活方式，都是完全独立的。高产阶级人数并不多，但是却从实质上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有型资源和无形资源，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实质统治者。
中国如果建立福利社会，其实无论是低收入者，中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和政府，其实都是受益者，建成了福利社会，政府的利益可以从社会的和谐、官员清廉中体现。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从高素质的人才中获益，而建设福利社会唯一受损的就是“高产阶级”，他们并不能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因此他们是福利社会最大的反对者。
而在“高产阶级”中，又以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媒体人、高级律师和高级职业经理人最为特别，他们人数其实非常少，但他们社会的影响最大，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媒体人的影响在于舆论，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舆论就是政策的风向标，掌握了舆论，基本上就控制了政策，公民政治，其实就是舆论政治，而舆论无疑是由高级知识分子左右的。这种左右是很容易的，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社会课题，如果不是社会矛盾无限激化，广大公众一般是不参与的，在这个时候“公知”就代言了“公众”。毕竟像“郎顾之争”、“韩寒事件”这种全民参与的公共事件是很少的，在大部分话题上，公众是沉默的。
而高级法律人虽然不把持社会舆论，但是这些人占据了更重要的部分，那就是立法机构，任何政策都只有形成了法律才有约束力，如果对法律人不利的法律，基本上就不可能被通过，甚至被提上议事日程都很难，因此中国很多有福利方面的立法或是政策出台，比如中国现在虽然有了社会保障法，但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法没有任何效力，很多企业都不交社保。
高级经理人更是控制了整个经济，现代企业都是实行的经理人管理，特别是上市企业，股权极其分散，股东、职工在经理人面前都是弱势群体，经理人不顾企业利益为自己设置天价高薪，为自己积累高额养老金，而不管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不受约束的经理人日益成为毁掉现代经济的危险因素。
现在的福利社会还有哪些缺陷
笔者虽然对福利社会不吝赞美之词，但福利社会好的还不够，现在的福利社会还太虚，不够实在，现在的福利项目还有弊端，需要改正。
现在即使是福利社会，其实很多所谓的福利项目，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社会保障，而不是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不一样的，社会保障更多是直接源于自己的缴费，而且多缴多得，只是国家进行了小部分的平均，而福利是免费获得的。目前的福利社会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
1.高税收，直接抬高了商品价格，提高了民众的生存成本
税收，无论是商品税，或是收入税，其实都差不多，商品税抬高了商品的价格，而收入税降低了民众的收入，无论是商品价格被抬高，还是民众收入被减少，都会导致一个最终的结果，那就是“被削弱的民众购买力”。而福利社会又是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因此福利社会的高税收从本质上是削弱民众购买力的，也就是说高福利、高税收，不仅没有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反而提高了民众的生存成本。
现在很多人，总是说中国商品含税高，其实单独拿商品含税进行比较，也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只看商品含税，也要看收入税，其实如果中国减免了商品税，而改成了收入税，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如果从构建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角度，笔者肯定是希望商品的价格越低越好，但我们不能总是从理想的角度看问题，因为税收还存在征收的问题，因为富人逃税太容易了，美国巴菲特的纳税额还不如他的秘书。收入税的征收难度和复杂度要远远高于商品税，商品税直接面向企业，而收入税要面向个人，面向个人，就需要更多的征收人员和监督人员，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本，但是富人最终都是要消费商品的，因此商品税更公平，谁也逃不掉。
2.看似名目繁多 其实普通人能享受到的很少
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看似名目繁多，其实是很少的。首先很多项目属于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不仅仅是福利国家有，中国也有，只要去掉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项目，纯粹的社会福利项目并不多。比如中国目前所实行的福利制度，如果罗列在纸上，那也需要好几张纸，但这些中国人根本感觉不到，也享受不到，比如中国有低保，中国但是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享受不到，也感觉不到，比如中国有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而且这些项目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少的，但大多数人也是享受不到的。另外中国现在面向农村的各种福利补贴已经非常多了，但是面向城市职工的则严重不足。
很多社会福利名目中，绝大多数都是针对特殊人群的，比如伤残人士、失业人士、收入极低者、鳏寡孤独人士、孕妇、特定年龄的儿童等。对于绝大多数身体健康、正常工作的人群，基本上是享受不到太多的福利的，甚至是没有福利的。比如妇女有孕妇福利，但大部分女人的怀孕期只是很小一段时间。
只要以收入为标准采取的福利措施，基本上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是享受不到的，比如美国的食品券制度，即使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年份，也只有六分之一的人享受到了这一措施。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比较，即使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再多，也没有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多，而且要少得多，中国很多人都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也没有那么幸福，这当然与物质贫乏也有关系。
3.小项目多，大项目少
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虽然很多，但都是多在小项目上，真正解决民众实质性难题的大项目上却极其的吝啬，比如住房是大项目，但是几乎所有国家在住房上，都一致的吝啬，包含北欧国家。比如大学教育是大项目，但是真正做到大学免费的国家几乎没有几个。
4.只是保基本，并不能保障生活
福利社会几乎对生活并不起作用，免费教育，但是校服、吃饭等并不免费，住宿也不免费。大学生都已经接近成人，而且大学都要四年，这四年的生活费就是很大的数目，而且生活费比学费的数目并不低，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大学生的生活费用发放全部补贴的，这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有过，大学生一入学，就有生活费，上大学基本不用家里负担一分钱，但是改革开放后，这些措施早就取消了。
医疗也是这样，医疗费很多国家是有保障的，但是医疗期间的误工费、照料费、营养费也都是很大的开支。
另外各国现在很多的所谓福利，也主要是局限于孕妇和儿童，比如发放孕妇补贴，免费为孕妇进行检查，为婴儿发奶粉钱或是提供婴儿车，其实这并非出于“善”或是“维护人权”的角度，更多是为了经济利益，因为现代发达国家，民众生存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养不起小孩，他们采取这些措施，不过是为了鼓励生育，提高人口而已，并非出于多么高尚的人道目的。
其实，我们的生活可以分为衣食住行教五大方面，只是从教育方面，我们能享受到少量的国家福利，而教育又是这几大方面花钱最少的，花钱最大的方面还是前面的“衣食住行”几大方面，在这几大方面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普享型的政策。民众的生存压力主要来源于“衣食住行”，而要减轻民众的生存压力就必须从“衣食住行”入手。这只有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才能做到。
大同社会不是理想社会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那些优秀的、具有前瞻性的学者，就在考虑人类社会的终极形式。西方以柏拉图的“理想国”最为著名，中国以“大同社会”最为著名。
中国的大同社会主张“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社会，一言以蔽之，其实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笔者翻看过“大同社会”的出处认为，孔子提出大同，其实只是对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概况，而并没有说这种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是大家应该追求的社会，追求大同只是近代康有为才提出的目标。
如果按照大同社会的字面标准进行衡量，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制度完全符合大同社会的标准。但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并不是很幸福，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条件非常落后，物质生活非常的贫乏，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因此民众幸福的时代必须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代，是物质产品极其丰富的时代。如果缺少了这一条件，即使达到了大同社会的标准民众也不会感觉到幸福。
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不理想
西方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最为有名。在理想国里实行“哲人”的统治，哲人就是那些受过道德教育的人。其实这一点，在我国古代已经实现了，但结果不是非常的理想。因为即使统治者受过道德教育，也不一定能控制住自己的贪欲，而人的贪欲是由物质的贫乏、生活来源的不稳定以及人自私的本性决定的。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来保证物质生活的丰富，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保障制度来保证人们有稳定的生活来源，那即使对人进行再多的道德教育，也不能控制住人的贪欲。我国古代官员都熟读四书五经，经过了严格的道德教育，这种方式虽然也造就了一批严于律己的清官，但大部分官员并不能控制住自己的私欲。可见要保证官员有良好的道德，仅靠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在国家的结构上柏拉图主张一种“生产建设兵团式”的国家结构，这样的社会如果没有物质产品的丰富，又不能给予人民一定的自由度，即使实现了同样也不能带来幸福。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与古代希腊的情况相对应的，古希腊主要有两个大的城邦国家，一个是雅典，一个是斯巴达，雅典尚文，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雅典人，斯巴达尚武，实行的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国家结构，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就是这两个国家优点的结合而已，并无过多的神秘之处。
按现代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人关于社会模式的构想还是太简单了，现实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其他学派的社会理想
墨子曾经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因此后世的墨家一般将“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劳者得息”作为社会理想，这一社会理想到了战国时期又有了发展，他们加上了“冤者得理”，这体现在《鹖冠子》一书中，原文为“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此圣人之所期也”。这一社会理想到了明代，又有了发展，东林领袖之一高攀龙成立的同善会，可能是全国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他号召人人向善，希望建设成一个“寒者得衣，饥者得食，病者得医，死者得櫘”的社会。可见，中国古代并非追求大同，而是追求消除人们的苦难。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一般被称为“五有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内涵。
建设世界模式3.0
现在世界各国都进入了现代社会，由传统文化所导致的社会差异已经非常小，而且会越来越小，现在市场经济就是世界各国最大的共性，因此世界共同的模式，也应该是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模式。
回顾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把古典自由主义指导下的低福利社会称为世界模式1.0，而福利社会则可以称为世界资本主义模式2.0，现在回归1.0模式是肯定不行，而2.0模式也并非理想，因此现在人类必须发展出世界模式的3.0版本。而笔者认为，这种世界模式的3.0版本就应该是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提出，旨在解决现在人类所面临的难题，而现在的难题就是人们相信市场，又不想放任贫富分化的加剧，人们渴望福利社会，而又不加重税收负担，总结起来就是两对矛盾，即“市场经济和贫富差距”的矛盾，“福利社会和高税收”的矛盾。而这两大矛盾，只有“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才能解决。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