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记者 林华 报道
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传达出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及推动多方改革的决心，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或出现新一轮官员下海潮，官员下海将改变国进民退局面，支持更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
有关专家表示，由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传达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以及推动多方改革的决心，并且本届政府在下放审批权、打击腐败、提倡节俭、财产公示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甚至有调侃称，目前是“官不聊生”。
分析人士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官员下海司空见惯。民众担忧下海官员利用以前的资源进行隐性权力寻租。因此，应该完善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充分消减离职官员的“权力磁场”，在推动官员下海的同时，也要防治“权力下海”。
新一轮官员弃政从商
“下海”一词，起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当初，主要指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职位去创业经商、谋求新发展。
改革开放35年来，官员下海现象往往与市场作用的强化联系紧密。20世纪8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量计划体制内的官员纷纷下海经商，出现第一轮官员下海潮。
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精简力度空前，再次诱发新一轮官员下海现象的出现。
一直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人，首先闻到了这个市场和改革的春天气息，这里的官员以观念优势作出了更准确的市场反应、更勇敢的市场行动。
今年9月，官至副厅级的广州市南沙区常务副区长孙雷选择了辞官下海，担纲浙江传化集团子公司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一职。
无独有偶，格力电器也迎来了一名前政府官员。9月5日，格力电器发布公告称，经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陈伟才为公司副总裁，负责格力的人力资源和安全工作。
陈伟才加盟格力电器之前，担任广州市公安局人事处处长，从事公安工作20年，为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近来，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官员弃政从商！几个月前，尹龙还是银监会创新监管部副主任。而今，尹龙已经加盟民生银行民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此前的2008年，银监会银行监管三部主任徐风加盟爱建股份，并担任爱建股份董事长。更早以前，银监会财务会计部主任乔志敏，就曾调至民生银行任监事会副主席；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也曾调任光大集团与光大银行，任董事长。
金融系统官员弃政从商潮，在证券监管机构上演尤甚。据统计，近年来证监会离职官员去向中，选择去基金公司的，有42人；选择就任证券公司高管的，有7人。这部分证监会离职官员，多数处于处级、厅级，部分官至副部级，甚至正部级。
同样的情况，也在保险业监管机构时常发生。近两年来，共有11名保监会官员先后下海，入驻保险企业任高管。
7月9日，安徽省人社厅出台《关于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第7条“允许公务员提前退休或辞职创业”和第8条“允许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岗创业”。从安徽省出台这项政策的初衷来看，是为了“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以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下海并非新鲜事。早在2008年，河南省商丘市出台《关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全民创业的若干规定》，政府出资数万元至数十万元，鼓励公务员辞职经商，也引发了公众热议。
近年来，昆明、吉林等多地也都出台过类似政策——2008年9月底，昆明市人事局出台政策明确规定，对辞职创业的国家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除一次性发给相当于本人5年基本工资的辞职金外，工龄20年以上的，发给一次性奖励金20万元。
2012年，吉林省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出，其中也提到鼓励公务员从事创业活动，并为其保留2年职务。
分析人士表示，新一轮下海潮中的官员，他们的专长不再是多年积累的权力资源，而是经济专长或管理经验。一些企业也正是看中官员的这一优势。
有关专家表示，官员弃政从商是正常的人才流动现象，只有双向的人才流动才是健康的。政府应建立一种机制，保证政府和企业能互通人才，而不能只是企业到政府的单向人才流动。
官员纷纷下海为哪般
自1993年中国公务员制度正式确立的20年以来，国考报名人数从起初的4400人增长到如今的152万人。特别是2009年以来，每年报考人数均超过百万，而录取比例近几年稳定在60：1左右，最热岗位竞争比竟然高达7192:1，真可谓万里挑一的中国第一大考。
众人趋之若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几年公务员隐性福利高于常人、政府权力不断扩大等社会现实。仅从福利待遇来看，公务员在养老、医疗、住房、户籍等方面一直享有隐性福利，令人羡慕。
然而，中国公务员的甜蜜日子长不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定调后政府面临全面转型，从管制向服务转型，权利放开意味着政府失去审批权，将给公务员群体带来巨大影响，不止是实际待遇问题，更多是职业前景预期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冲着公务员高福利扎堆国考的青年人前景不妙。
由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传达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以及推动多方改革的决心，并且本届政府在下放审批权、打击腐败、提倡节俭、财产公示等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表述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强化了非公有经济的市场地位。而未来国企改革将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并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一决策将减少未来政府对企业行为的干预，引发国有企业整合潮，出现更多的投资机会。
有关专家表示，在改革开放35年来，官员下海现象往往与市场作用的强化联系紧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传达出发挥市场化决定性作用以及推动多方改革的决心，将加快新一轮官员下海潮的到来。
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些官员不得不退出仕途之路下海经商，因为现在做官风险较高。本届政府上任后的一系列反腐倡廉举措提高了腐败成本。包括提倡厉行勤俭节约，廉洁从政。今年以来餐饮消费从以往的两位数增长回落至个位数便是佐证。
中纪委监察部将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制定出台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警卫、公务接待、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切实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同时，对领导干部离职退休后的待遇也要进行明确规范。
长期以来，各级领导干部在住房、配车和福利等方面享受远超普通干部的优厚待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针对一些领导干部生活待遇超标，中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宣布，官方将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适时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反腐、实名举报、财产公示等措施加大了反腐的透明性。根据中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的数据，截至今年10月底，各地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共计17380起，处理19896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75人。
在公务员群体中，追求权利带来超额利益的人大有人在。但是，近年来政府部门取消了很多隐性福利如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等，仅有一点阳光收入的公务员生活水平越来越低，底端公务员已经成为冷门职业。
再有，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如能落实将有利于人员的双向流动。而一旦诸多高学历、视野开阔的技术性官员投入市场经济，也是个利好。
分析人士表示，经历过官场之人，凭知识、见识、人脉，都高人一等。所以退出高风险的官场下海经商也是相当不错的发财之路。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必然会迎来官员下海的一个新高潮。
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了官员下海潮也有助于催生一批优秀的企业家，而这将改变国进民退的局面，支持更多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
筑起官员下海防火墙
7月9日，安徽出台《关于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第7条“允许公务员提前退休或辞职创业”和第8条“允许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岗创业”，引发有关“公务员带编下海”的质疑。
从安徽省出台这项政策的初衷来看，是为了“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但公众普遍质疑其法治性和公平性，并担心会出现权力寻租。
有关专家表示，中国之前也已经有过至少多次公务员下海潮。历史证明，所谓的公务员创业，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利用原单位的公权力、利用原单位中积累的人脉来赚钱。
据称，公务员下海表面看是回归了普通公民身份，但在一定时期内，其原所掌握的公共资源还会发挥作用，从而损害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
分析人士表示，以优惠政策为公务员参与市场竞争“托底”，不但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机会平等的法则，而且也易成为贪官洗钱暗道。
在业界看来，公务员下海，容易凭借对政策的熟知和对人脉的掌控优势，利用职权或职务和地位形成的方便条件与民争利，而且该政策还可为一些贪官洗钱提供新的捷径。
比如，有些贪官在位时拼命捞钱，捞够了趁还没东窗事发，借口辞职创业，通过办企业、开公司，以下海经商的名义，最后把黑钱洗白，把自己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财产”。
而这种腐败形式，由于没有即时收益的腐败行为，较之于传统腐败手段，其“安全”系数更高、隐蔽性更高，所以反腐难度更大。
实务部门也表示，鉴别这种腐败形式困难重重。高档住房、名牌轿车虽长期使用，但产权却没有正式归入领导干部的名下，腐败证据难以查证。
分析人士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官员下海早已司空见惯。民众担忧下海官员利用以前的资源进行隐性权力寻租。因此，应该完善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充分消减离职官员的“权力磁场”，在推动官员下海的同时，也要防治“权力下海”。
首先，应探索建立官员离职公示制度，要求离职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在所属政府网站以及当地主要媒体上公示其履历、离职时间、去向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确保离职禁限期真正得到落实。
必须将《公务员法》相关条款加以细化，包括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等规定予以细化，还可以要求公务员离职或退休后在企业任职情况在一定期限内向组织汇报或备案，甚至对于前政府官员担任高管的企业到原政府部门办事时予以特别监督，或设立回避制度。
同时，建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离职官员进行监管:离职官员违反离职禁止性规定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接受单位明知离职官员违反离职行为禁止规定仍接受其任职的，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暂停营业等行政处罚；存在权钱交易行为的，按刑法相关规定处罚。
其次，在全国范围内对离职和退休官员企业任职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因为官员在任时为企业谋取好处，卸任后到企业任职收取“期权式”报酬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也被称为“权力旋转门”。只有通过摸底调查，才可能发现违法情形，进而加大查处力度，这样既有利于官员到企业任职正常化，也有利于维护政府公信力。
另外，政府部门需要深化改革、简政放权，让公权运行更加公开透明。这样，即便官员离职或者退休，他们除了个人能力，并不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优势，其人脉资源无法直接兑换成商业利益。
分析人士表示，唯有从制度层面构筑起对干部的监管法网，才能有效遏制腐败。而其中最难绕开的，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
从国外成功经验表明，官员财产申报是防止官员贪污腐败的有效措施，是反腐倡廉的一项基础性制度保障。要真正做好对领导干部去向的制度性安排，现在就应该获得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