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文政 梁建章/文
2013年12月上旬，中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12月6日，上海空气污染指数AQI接近400，陷入六级重污染。这些现象说明严重的雾霾天气已趋于常态化并成为全国性的环境灾害。中国气象局11月1日称，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最多。中国空气质量可能已恶化到了质变的水平。
雾霾的成因是大量悬浮颗粒物在特定气象条件下在空中堆积。通常认为，悬浮颗粒物主要来自汽车排放、燃煤、工业污染和建筑扬尘，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倘若没有高度的工业化和巨大的人口规模，也就没有严重的雾霾天气。鉴于此，很多人相信人口控制有利于缓解雾霾现象乃至改善环境质量。2013年11月11日国家卫计委发言人毛群安在罗列坚持计划生育的主要理由时，就提到了环境容量不足和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而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一书曾掀起人口过剩思潮。
假设人类完全消失，人为的环境问题如雾霾现象自然会消失。由环保人士在1991建立的“自愿人类灭绝运动”就宣扬，为了避免对环境的破坏，人类应自愿绝育，直至最终完全灭绝。尽管该组织只提倡自愿绝育，不像中国强制性限制生育，但绝大多数人不会接受他们的理念。很多认同人口控制有益于环境的人，也只是希望把人口规模降到某种理想程度，既能提升人类生存环境，但又不至于危害社会。
这种想法听似有道理，却经不起推敲。何种人口规模才是理想的？根据什么指标来确定理想目标？这些指标是否合理？对环境污染的机理有何假设？这些假设是否可靠？控制人口能多大程度改善环境，还是会因为挤压投入而起反作用？
可以肯定，上述问题不存在有意义的答案。其实，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环境保护措施远比人口政策对环境的影响更重要，比如，上班族自己开车所造成的能源消耗、空间占用和环境影响，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Vivier, 1999）。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政策差异对人口总量和环境的影响只有百分之几或几十，相比交通方式差异完全低一个数量级。
从1980至2012年，中国年能耗增长400%多。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确认，计划生育只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对幅度不到15%。若为经济发展可接受能耗增长400%及所带来的环境压力，降低15%的人口有何意义？如果用同等力度来提高使用效率并减缓能耗对环境的影响，效果岂是降低15%的人口能比拟的？生育政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对人口规模产生可感受的影响。而在这期间，如果对环境问题认识到位、措施得当，完全可让环境改天换日。
比如，伦敦曾被称为雾都；1952年持续五天的大雾霾导致12000人非正常死亡（Bell等，2004）。此后，英国痛定思痛，通过一系列法案加大措施治理空气污染。虽然伦敦都会区的人口比1952年增加了15%，但现在伦敦的空气质量在全球143个人口200万以上的城市中居第38位（世界卫生组织，2011），空气污染指数不到中国省会城市中空气质量最好的南宁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