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德国为何国富民强？北欧为什么幸福合谐，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世界为何又陷入长期性危机？中国应对的方法在哪里？大危机就需要大变革。只有放弃旧思维，才能找到新出路！
澄清谎言：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对经济危机种种错误陈旧、似是而非、利近害远的归因，总结了与福利有关的七大谎言。
分析时局：分析了德国“社会国”模式、北欧“合作主义”模式、美国“伟大社会”模式、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等之优劣利弊。内容翔实，理论扎实。
指出道路：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福利社会”，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高连奎将之称为世界模式3.0，是一种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作者高连奎，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学者，“新福利社会”理论创始人，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 高连奎/文
除了以上比较具体的方面，哈耶克在哲学思想方面也是不可接受的，比如哈耶克反善，必然受到作恶者的欢迎；哈耶克反理性，必然与狂热者混到一起；而哈耶克反智慧，必然会成为愚民的工具。而哈耶克的理论基本上就是建立在他的这些哲学观念上。
其实人类发展已经表明，任何极端主义都要不得，因为只要是极端主义肯定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哈耶克主义则是所有极端主义中最要不得的。哈耶克不是中国实现变革与进步可以借助的力量，哈耶克主义这是中国大变革时代的投机力量，一但与中国的变革与进步搅在一起，就必然导致尾大不掉，甚至会喧宾夺主成于斯而又败于斯。自从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退潮之后，哈耶克主义就成为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但是哈耶克主义从本质上是反福利、反人权、反民主的，当前中国在社会保障和人权保障方面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其本质并非因为政府的强大，而是因为哈耶克主义的过度应用，中国要想走入文明社会，就必须放弃已经流行了20多年的哈耶克主义。
为何学者会陷入哈耶克的思想误区
哈耶克早年是研究过货币和经济周期，但是哈耶克在经济方面毫无成就，货币波动引起经济周期性危机，根本不是哈耶克的发明，而是马克思的发明，哈耶克是讲授马克思经济学的讲师，对马克思的理论了如指掌。货币波动引起经济波动早就是公开的知识，与哈耶克没什么关系。
针对货币波动引起经济波动的现象，西方经济学早就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存贷比等措施的设定，要世界不发生系统性的改变，这些方法就足够有用，当然人类如果发生系统性的改变，那谁也改变不了，人类毕竟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
对此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也出过两个“馊主意”，弗里德曼主张“单一货币”规则，也就是货币定期定量的增加，除此什么都不管，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规则，是愚蠢的，也是永远不可能实行的东西，而哈耶克则提出让私人银行发行货币这更是学术界的笑话和历史的倒退。
哈耶克早年信奉马克思主义，后来信奉纳粹主义，最后皈依资本原教旨主义，其后面的人生不研究经济学了，现在人们所说的哈耶克主义，其实属于行政管理学，哈耶克在经济学上的成就根本不足以称家，从弗里德曼到凯恩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哈耶克嗤之以鼻。确切的说哈耶克是个行政管理学家，但他的行政管理学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哈耶克的书确实有点魔力，他不是用正面辩论的写法，而是背后说坏话的方式，因此迎合了很多人的阴暗心理，而正人君子或是真正的饱学之士从来不研究这种邪门的歪学问。中国研究哈耶克的主要有两大支脉，一个是秋风为代表，一个是邓正来为代表，两人都不是专业学者，两人都是学英语出身的，几乎对现代社会科学毫无了解。
信奉哈耶克人其实是被哈耶克的一个说法所误导，哈耶克认为，政府权力是自我扩张的，只要给政府一点权力，政府权力最后就会扩张到无限大，最后人民都成为政府的奴隶，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哈耶克的政府权力渐变论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社会变化有两种，一种是物极必反，一种是渐变。集权的出现往往是社会突变的结果，而不是渐变的结果，集权只有在社会烂到极点的时候才会出现。在社会最混乱时刻出来一个独裁者，按阴谋论的说法，是这个人贪权，实际上，是这个人更多的是抱着“拯救心态”，但不管怎么样，都是最坏的社会导致最大的集权，社会只要不出现最坏的时刻，就不会出现大的集权，甚至是独裁。
社会出现最坏的时刻，往往不是政府权力最强大的时候，而是政府最软弱无能的时候，只要信奉了哈耶克，社会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最坏的时刻”，信奉哈耶克主义反而避免不了集权，而是必然招致集权。如果社会是慢慢变好的，根本就不会出现集权。
在当今世界，北欧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但是北欧人却是公认最自由的，就连美国最保守的基金会也将北欧评为最自由的经济体，在北欧，政府官员一二十年都没有一个人贪污，总统出门都不带保镖，这与集权政府的高腐败，秘密警察制度完全相反。如果认为北欧这样的福利社会会出现独裁，那才奇怪了呢！
哈耶克倾其一生来咒骂北欧福利社会，北欧国家不但没有陷入奴役，反而获得了最大的自由和幸福，这是对哈耶克最大的讽刺，也宣示了哈耶克主义的破产和失败。可惜的是还有那么多的哈耶克主义者执迷不悟。
就此原因，其实是那些相信哈耶克的人几乎都是陷入了一个思想误区，这种思想误区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总是以一种烂社会的道德水平来臆测一个好社会，殊不知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是与这个社会好坏程度成正比的，在好社会，人们的道德水平都比较高，在坏社会必然出现道德滑坡。如果以坏社会的道德水平来臆测好社会的公民行为，那必然犯错误。现在人们对福利社会的所有指责其实都是以坏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水平去臆测的。殊不知，人家北欧的道德水平比你们高多了，北欧人才不会出现这种阴暗心理呢！
在北欧福利社会，各方面的保障都非常齐全，社会幸福、和谐，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出现独裁呢！中国那些信奉哈耶克的人，赶紧从哈耶克的巫术中反省出来，当今中国急需保障公民权利，加强社会福利，而这些都是哈耶克主义所反对的，为民族计，为社会计，中国都必须反对哈耶克主义。
中国社会失序的源头是什么
著名学者秋风认为精英败坏是社会失序之源，笔者赞同他这样的说法认为他只是找到了一个源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源头，那就是生存成本的升高和生活压力的增大。
秋风认为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精英已经流氓化，这类流氓型精英在整个精英群体中能占到多少比例？很难估计，但可以确定地说，该比例一定处于史无前例水平。是的，中国社会的精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败坏的。
至少从尧舜时代开始，健全的华夏治理机制就是“君子之治”。《舜典》提出，以“乐”教“胄子”也即当时的精英具有下面的德行：“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君子德行养成科目。可以说，华夏文明之自觉，始于君子养成之自觉。这样的君子乃是完整的人，他们同时具备德行，具备治理的技艺，也具有庄重的威仪。周代就是依靠这些君子进行治理的。孔子立教之根本目标，正是在传统君子走向衰落之时重建君子之教，在新的环境中养成君子，以为邦国、天下治平之本。从根本上说，儒家之学就是君子养成之学。
华夏文明为什么会走向君子之治的机制？可能与华夏天下之规模庞大有关。华夏天下的规模是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难以想象的，这样的规模决定了天下只能分散地、多中心地治理。君子就是基层治理之中心，每个君子就构成一个治理中心。君子们通过联合，维系一个“和而不同”的天下共同体———它还具有强大的秩序扩展能力。
秦灭六国、一合天下之后，试验了一种新方法：以单一的权力中心统治每一个人，结果是迅速失败。这与交通、经济、政治控制技术等的效率无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第二次尝试这种统治模式，同样失灵。董仲舒、汉武帝之后，君子之治模式得以部分恢复，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尝试之前。
实际上，孔子的一句话已清楚地说明了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与多中心的君子之治模式的根本差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单一中心的统治以人性之恶为预设，以政府强制执行刑罚、人们对刑罚的恐惧维持秩序，主要由官员构成的精英与被统治者是敌对关系。由此，人性之恶也就迅速成长，每个人都在寻找秩序的漏洞，维持秩序成本迅速攀升，以至于无法承受。
相反，在君子之治的机制中，君子依靠人们的信赖而享有软性的治理权威，由此，精英与大众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就像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社会治理的成本比较低廉，而且，这种治理经常是以大众的同意和参与为前提进行的。当然，这种治理正常运转的前提是：第一，政府保持节制，给社会充分的自我治理空间。第二，有一个健全的君子群体分散在基层社会方方面面。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无所不在的权力让社会丧失自治空间，君子也就不复存在。
晚近二十年，这个单一权力中心统治体系之外，成长出一些商业、社会、知识精英。但是，他们远不是君子，其中很多人不过是有钱的流氓而已，在当代中国，金钱系统地制造了心理上、社会上与政治上的不平等。
其实秋风的解释有一定道理，笔者也认为道德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但是道德体系的建设并非一日之功，这需要“大师”级人物，倾其毕生精力来进行人性和伦理的探索，才能建立适合人类现代生活准则，目前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并没有出现，而无论是回归宗教还是回归中国的儒家君子传统，其实都改变不了社会现状，因为宗教和儒家传统都是在传统社会基础上诞生的，现代社会需要新的道德伦理体系，而现在这个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也不可能短期内建立起来。
而现在所能做的就是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其作出违背道德事情的冲动。现代人如果要养老至少需要几百万的资金，而这个资金大部分人都赚不够，因此为了赚钱都不择手段，医生给病人小病大治，商人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教授到处走穴，这些都会损害社会的长期竞争力，因为大家都只顾眼前利益。因此建立有保障的生活才是解决社会败坏问题最简单有效的手段，也是最快的手段，其实这只需要十年时间，就会有大成效。
文粹主义：影响社会进步的另一股力量
文粹主义的实质是文人至上主义、文人主导主义，其危害比民粹主义更大。
文粹主义者在经济领域，主要是指那些财经评论员。文粹主义其实是一种文人至上主义，是通过文字、文章影响社会的文人人群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人，他们属于文人，甚至往往还代言文人，一度成为文人的主流，但这些人的历史或社会作为并不为文人群体增彩。在社会大变迁时代，这些文粹主义者并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反而是社会进步的阻碍。
文人与学者不同，文人是感性的，学者是理性的。中国现在是文粹主义者泛滥，而缺乏真正的学者。
文粹主义分子的主张，并不是来源于对现实的思考，而是来自于更多的其他方面，比如感性判断，或是对自己已经学习的知识的套搬，或是大众媒体。
文粹主义者也分为几种，一种是文艺腔型，这部分以文艺青年为主，这部分人并不具备专业知识，他们做什么事情，或是拥护什么主张，大多是凭感性认识，属于“很傻很天真”的一类，卖萌和矫情是他们的特色，这种人有，但估计不到三分之一。
另一种是，意见领袖型，这部分以媒体人为主，他们获得知识大部分是通过新闻，他们这些人谈来谈去都是谈新闻，但新闻并非反应的是真实的世界，而且舆论翻转就像翻书一样快。但是这些人只接受大众媒体，甚至将大众媒体当成了社会的全部，但其实影响社会不是舆论，而是学术、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民意，舆论反应了一部分民意，但不等于民意。
第三种，其实是政治野心家类型，这些人作为文人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真的钻研学问，而只是混迹于各种媒体，这种人不喜欢专业媒体，反而特别喜欢民粹主义媒体，比如销量最高的都市报等，因为这些人拥有着体制内的或是大学的头衔，因此媒体都比较喜欢这些人，因为一般的学者是不喜欢混迹媒体的，甚至以混迹媒体，特别是混迹于都市报这样的媒体为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哪个名校教授主动对他们投怀送抱，他们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媒体利用这些人提高了自己的影响力，而这些人也通过媒体成为了“公知”，最起码在大众眼里，这些人就代表了这些学科，这些人有的就是为了出个名，也有不少是有政治企图的。
文粹主义分子最大的特色，就是强烈要求政府按他们的主张办，甚至将自己当成了真理的化身，当成了民意的化身，但文粹主义的危害也在这里，他们热衷于代言学者、代言学术、代言民众，代言知识分子，但他们也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其谁也代表不了，但他们却非常乐意享受这种代表别人的感觉。
文粹主义的主张不是深思熟虑的，甚至信口胡诌的，往往落后的，浅薄的，错误的，没有现实基础的，没有执行的基础也没有执行的必要。
文粹主义者还不同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文粹主义者至少有点真正的理想主义，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则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者，但是两者又是有联系的，而且有时候是很难区分的，因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往往是以文粹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因为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都不可能傻到直接宣称自己是在拿钱说话，尽管也有这样的人，但大多数是不这样做的。
他们往往将自己乔装打扮为自由主义理念的坚定信仰者，或是将自己打扮为市场经济的坚定维护者等，不明就里的人可能真的以为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文粹主义者与公知也不完全相同，文粹主义者从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而公知也是现实主义的，真正的公知是大众利益的代言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但公知一旦掌握了话语权就会很容易脱离公众，堕落为文粹主义者，甚至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文粹主义的产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与文人脱离社会，而成为一个单独的、封闭的社会群体有很大的关系，这些人向上不了解政府、向下不了解民众，而自身也不具备某一方面的专业素养，或是虽然具备某一方面的素养，但是从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说话，而是喜欢跨学科开药方。
文粹主义的产生的另一方面则与知识的专业化有关，现在能称为知识分子的很多，但是真正的学者却很少，比如很多诗人、小说家、媒体人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却缺少现代化的知识体系，他们很想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无奈自己缺少这方面的能力，高远的理想与自身能力严重的不匹配，时间长了就扭曲出文粹主义这样的社会现象。
文粹主义者有时自称“我只是说出了一些常识而已”，不过以他们的知识限度也只能是说出一些常识，但常识就是正确的吗？很多常识是未经科学验证的，或是很多常识只不过是早年的科学发现，现在很多都被推翻了，或是很多常识只是被简化的结论，其成立是需要很多限定条件的，如果不懂这些就大言不惭用这些所谓的“常识”解释问题，不出问题才怪。
文粹主义有时候也并不满足自己做一个“没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会自学一些简单易懂的学问，比如哈耶克主义，中国哈耶克学会的创始人秋风曾经坦言，其他经济学派都很难学懂，只有哈耶克主义最容易学，但其实很多哈耶克主义不知道的是其实哈耶克的学问根本就不完全属于真正的经济学，也只能算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界区域，而且在学术界也有争议，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可惜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将哈耶克主义作为自己的稻草，以为读了读哈耶克主义就懂了经济学，其实这些人连经济学的门都没入呢。
文粹主义者的优势是嗅觉敏锐，善于发现问题，但文粹主义的劣势是思想浅薄，文萃主义的错觉就是将自己当成了知识分子，其实现在如果仅仅是认识汉字就是知识分子的话，那中国几乎没有不是知识分子的了。
文粹主义者具有中国古代士大夫喜欢议论时政的“清流”遗风，但是文粹主义者却缺少中国古代士大夫那种“为民请命、为国尽忠”的历史使命感，文粹主义具有西方公共知识分子关注时事的特色，但鲜有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体恤公众疾苦，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公民责任感。文粹主义者有时候也喜欢引用一些初级的学术词汇，但是他们又极其缺乏真正的学者那种低调严谨的作风。
现实问题往往比书本要复杂的多，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绝对不像做科普那么简单，文粹主义如果发展适度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但如果过度了，那就是社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为什么政府决策必须绕开精英阶层
中国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的阻力，不在政府，也不在民众，而在于经济学家。
首先中国经济学家制造舆论阻碍收入分配改革，其实中国经济学家研究收入分配改革，甚至为收入分配改革发声的很少。
学术就是舆论，如果舆论反对的事情就很难实行，而收入分配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难的，因为涉及面广，涉及的利益群体多，仅仅是一个个税改革就几乎牵动了所以人的神经，如果中国要进行全面的收入分配改革，将是全民参与的一个大事。
另外收入分配改革是世界性的难题，世界上除了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贫富分化的问题，仅仅大多数国家都承认贫富分化不是好现象，但都没有解决，因此中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肯定也是有难度的，而且中国政府不是不想改，而是一直想改，关键是没有好的方案。
政府中主要是官员，政府内部的研究人员也是有限的，何况面临的是这一个世界性难题，因此如何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参与，而收入分配改革无疑是一个经济学范畴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学者几乎没有人研究这个问题，在中国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代表性学者。这与当年研究企业改革的盛况简直是天壤之别。因为企业改革学者也有利益可图，而收入分配改革，其中没有任何利益，必须靠兴趣和良知。
学者不在这方面进行研究，政府没有方案可以采用，这才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无法推行的直接原因。
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是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核心。中国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最大的障碍就在于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信奉哈耶克主义的经济学家，中国现在低人权、低福利的民生现在信奉哈耶克主义所致，而如果中国改善民生，也必然遭到中国哈耶克主义经济学家的反对。中国要为收入分配改革扫清理论障碍，树立正确的舆论风向，就必须先过经济学家这一关，而要过经济学家这一关就必须先从经济学的角度为分配改革正名。
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西方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但是经济学可以不讲道德，而经济政策必须讲道德。那些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他们天天将亚当·斯密挂在嘴上，好像亚当·斯密就是不讲道德的鼻祖，其实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在成为经济学家之前是道德学教授。他在发表了国富论之后，又再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而不讲道德，不讲价值选择的经济政策，必将是摧毁一个社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罗斯福认为，利润动机必须让位于更高贵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高于私欲，而社会价值选择的推行需要政府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讲究的是均衡，而不是公平。均衡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一定律，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第一戒条。但均衡不是效益，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均衡可能如同一张铁幕，掩盖着许多难以详述的灾难。反对政府干预的观念，根源于两个误解。第一，认为市场经济永远是均衡的，第二把均衡当成了社会效益。均衡确实是迷人的，曾经迷住了很多初学西方经济学的人，用几何图形和微分、积分方程来推演微观经济学原理和均衡，那些精美的数学模式确实让人感叹不已，但很多人也因此忘记美轮美奂形式掩盖下的错误假定。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