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各个重点领域提出的改革项目中少不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全会指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全会强调，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近年来，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在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有专家指出，当前我国社会收入分配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人民群众强烈的现实需求。
1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长71倍，年均增长13.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增长58倍，年均增长12.8%。
过去35年，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速高达9.8%，高于人均收入2.4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速不敌GDP，国内很多地方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只有四成左右，并且继续呈现出下降趋势。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会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拉动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大部分居民收入低，面临高房价、高医疗费等，都愿意将钱存入银行，即使存入银行的钱在收缩也不愿意及时消费。
过去十年，反映贫富差距的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都在0.4的警戒线以上。资料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上升到23倍；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近13：1。
国有垄断企业收入分配过高也使得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国资委数据显示，所有国企及其上市公司的2012年在职员工工资为111357元，是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的2.4倍，城镇私营单位职工的3.8倍。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企业收入分配过高，挤占了过多的公共福利。
“我们国家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很突出，老百姓对追求合理分配格局的期盼非常强烈，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此方面改革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需要。”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
做蛋糕与分蛋糕
我国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在不断的对收入分配进行改革，且在2004年开始启动收入分配改革调研。
今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收入分配改革提出了提纲挈领的总目标，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意见》明确要求坚持市场调节、政府调控，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且特别强调，各有关部门要围绕重点任务，明确工作责任，抓紧研究出台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并及时跟踪评估政策实施效果。截至目前，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实际问题还未能得到解决。
我国收入分配在不断的改革中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分配模式，其他各国收入分配制度也有各自不同的模式，我国或许可以借鉴。社会民主主义式，主要是在北欧的国家，最为典型是瑞典。瑞典是一个“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国家。公民享受的福利包括子女、教育和住房补贴，最低工资，男女同工同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合作主义式，合作主义是指政府、雇员成立的工会、雇主成立的雇主协会间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合作协调关系，如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国。自由资本主义式，以美国为典型，美国采用的所得税税率主要由联邦税与州税两部分组成，所得税制度都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其边际税率增加的累进所得税。互惠式的再分配机制，如日本的再分配政策构筑了政府与受益群体之间的互惠关系，即政府为某些社会群体提供政策优惠，受益群体为政府提供政治支持。
收入分配改革的难度是超乎想象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民众，就不仅要致力于“做蛋糕”，更要致力于“分蛋糕”，必须进行坚决的改革，打破利益壁垒，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使之更多向普通和基层倾斜，以扭转收入分配失衡。
（本版撰写/张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