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周报》去年就开始酝酿要搞一个关于打造市场经济的中国版本、东方版本的系列探讨，并且于去年年底在清华组织了两次论坛。这一次我们想集中从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切入进行探讨。为此，本报主编管益忻教授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部长进行了深层次交流。以下为二人的对话实录。
一、建立上海自贸区是推进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和试验田
管教授：我们以为，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或者也可以说是新阶段开始的一个宣言书、动员令。这样一个大事件，它是不是也就是像李克强总理说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本的一个样本，一个经典。今天主要想同您讨论一下关于建立上海自贸区的几个问题。我们草拟了五个题目，供参考。
魏部长：好。
管教授：这五个题目，头一个是战略意义；后面是制度创新的内在逻辑；第三个是挑战TPP、TIPP等等；再下面是关于“负面清单”的问题；最后是想从资源配置这个角度做些分析。
魏部长：上海自贸区，应该说是李克强总理审时度势，积极、科学应对整个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变迁趋势，同时结合中国时下改革开放进程、情况，作出的中国经济下一步战略的一个落子。我把它看做是今后十年到二十年的一个战略发展实施的突破口。当然，这也是当前整个我们三中全会，十八大即将开放的下一步改革的一个试验田。
我不太同意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上海自贸区仅仅是一个应对TPP、应对TIPP的一个先行试点,以后将进行推广”；我也不太同意“它作为一个我们国家的金融、财税、货物贸易、对外投资和人民币当中单独某一项改革的一个试点、试验区。”不是说这些看法不对，也对，只是比较片面、浅显了一些。
中国当前要看到这样一个形势：自从奥巴马在2011年APEC会议提出TPP以后，美国对竞争、对市场经济的看法有了一个新的很大的转变——它不再提自由竞争，提什么？提公平竞争。所以当前我们国家要想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要想创造一个更好的竞争环境，要想能更大限度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实现十八大将要提出的三个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
二、权利平等与“公平竞争”
魏部长：首先是权利平等。十八大提出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我把十八大整个内容归纳成“一、二、三、四、五”。“一”是一个翻番，就是我们的GDP在去年十八大的时候53万亿的基础上，到2020年翻成106万亿——这叫一个翻番。“二”，就是两个同步，即国民经济的增长同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同步，国家财富的增长同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第二个同步似乎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比如说一个杯子，虽然我们投入的成本比较多，但是我们生产率不高。相对来讲可能美国生产这个杯子这需要1美元，我们需要2个美元甚至3个美元，就是我们的生产率不高。这就是两个同步。但是这两个都不是主要的，我认为主要的是第三个，“三”是平等，即“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四”就是四个考验，执政能力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等等。“五”就是五位一体，把生态环境建设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并存一体，叫五位一体。我个人理解十八大的这个报告里，前两个是目标，后两个是基础，而我们重要的工作途径就是三个平等。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国庆64周年招待会上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就是让所有的百姓在公平面前取得成功，这是当前发出的最重要的信号。所以上海自贸区的战略意义就远远超过了我刚才所提的那几个看法，它不仅仅是在考虑经济、经贸金融改革范围、外向型经济、TPP等中的某一个方面，实际上是要在这里实施一整套方案。
说到权利平等，什么叫做权利平等？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城市的居民，还是农民工；不管你是东部的，还是西部的；不管你是富裕的，还是贫困的；不管你是老人，还是青年，都要一视同仁，享受一样的权力。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的大学招生考试就能做到这些，高考制度的创新就是权利平等。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做到了规则平等呢？高考中，各种特长生考试能加几分，民族同志可能又要加几分，运动员也能加几分——这等于是规则不平等。当然，即使规则平等了，机会是否平等？中国这方面，由于老百姓缺少机会，所以很难形成很大的激励。比如，我们的科研成果大部分没有被转化回市场，为什么？因为要遵守部里的规定。而民营企业的科研就很多，像华为、中信等等，它们的科研成果就更多地真正转化为市场上的东西了。我们特别希望能形成中国自己的东西，就好像美国的硅谷那边的企业一样——像甲骨文、IBM。更要紧的是，要给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以机会。现在年轻人在干什么呢？我们提倡创新吗？现在的年轻人却很少去创新，大多是先就业后创业再创新，但是这个过程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为什么多出来了这个过程——年轻人需要糊口，不管他学的课程是什么，要先找个工作稳定下来。但是你看爱因斯坦也好，爱迪生也好，这些发明家、科学家，他们就有个好的环境，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的环境。他们创造出新的东西，他们的创造性的成果会有知识产权保护，也会有资金购买，然后把它们会被转化成市场力，然后人才会得到尊重，才华受到重视，也会得到与能力相应的钱，最后也可能实施生产化，像福特汽车等等。这样的环境，我们中国必须要创造。我们的民营企业能竞争过一些垄断企业吗？我们的油价是不是全部实施了市场化经营？所以，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发展，其战略意义、作用远远不只在经济，远远不只在上海自贸区开拓的这五个领域，更在于中国，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战略发展意义。
管教授：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公平”应该说正在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继续发展的一个主线，一个主命题，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决定一切方面的一个关键环节——甚至全世界都是这个问题。您刚才说奥巴马不再提“自由竞争”而谈“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太重要了，它们美国也是不公平的，毫无疑问公平正在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观察、解读一切社会现象，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线索。
这些年来，我们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不对的。效率优先了，怎么还能把公平兼顾起来呢？必须把公平放在首位。
魏部长：是的，应该把它提到这个高度，我要和你强调的主要是公平。
管教授：过去列宁喜欢说，阶级斗争理论是我们观察社会现象的指导线索，现在看来应该把公平、正义当做指导线索，否则我们共产党人办事就不得要领。你看现在，连奥巴马都这样提了，我们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怎么能不去解决？所以我觉得您刚才列出的这个观点、问题十分重要。
魏部长：是的，比如现在许多矛盾激化到这种程度，它的关键就是不公平。我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财政部每年转移支付，这里就存在着不公平——不透明，而且不公平。干部和老百姓之间也不公平，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也不公平。光是社保，我们就有五种：有公务员社保，有城市社保，有农村社保，有失业残疾人的社保，更多的是普通的企业职工的社保。上面提的这些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公平。我认为，下一步中国要继续发展，首先解决公平问题，而且十八大里面提出的这三个公平就是首先要解决的——“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
管教授：十八大提出的这些内容应该是我们的行动纲领。
魏部长：十八大有好多专家学者去解读。李克强十月一号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标题就是“让所有的老百姓在公平面前取得成功”。莎士比亚写许多文学著作时已经很老了，为什么他还在继续创作？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一个环境，你创造了这个环境之后，年轻人才能发挥才华，才能使他们的创新得到实践。中国是一个善于孕育文化的国家，问题现在的关键就是缺少水土丰沛的土壤，种子下去以后长出不来，水土为什么不足——就是公平竞争力不足。
三、推进改革、释放正能量，提高效率
管教授：现在看来，效率问题是个大问题，劳动效率，生产效率，以及资源监管，配置效率。
魏部长：举个例子，在商务部那边，物流曾是我管的。中国的物流经过五年努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问题是到去年为止，物流的成本占整个GDP比重大，中国虽然已经从原来的23%下降到18%，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他们都是七点几：七点五、七点六、七点八……也就是说，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比例是人家两倍都不止。为什么会有情况？你看，外环上大批的货车，但是有的车去程的时候有货，回来时是空的，甚至是去程的时候就是空跑。比如说跑沪宁线的，甚至去新疆的，回来有的都是空跑！人家美国、英国就不一样，去程时满载，回程时他通过卫星连网也同样是满载。我们大批的物流在烧GDP，这还不包括我们公路上的收费站，不包括我们各式各样的费用、税。现在这个时代，我不太同意一些人讲的“大鱼吃小鱼”，我认为是“快鱼吃慢鱼”。当今这个时代，速度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手机上网还不行呢？因为现在他还没有跟上“网通”的速度。每个人都觉得某个事情需要办，但是谁能达到比人都快，谁就是先占鳌头。比如说你，采访一个人，比其他报纸更早采访到，你发表的东西别人也就愿意看，在这里面抢这个先机，新闻导向一下就上来了。速度不一样，不是说我一定能赢，不一定，但是大反而不一定是最好的。
管教授：在所有制歧视存在，国企垄断存在，中、小、微企业有许多“玻璃门”、“弹簧门”的情况下，“大吃小”是很不公道的。而在这里我还想说说刚才谈到的效率问题，有一个统计数字：从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我们劳动对于GDP的贡献率下降了3倍。现在，我们一定要大抓效率的增长，强调“手段”，而重要之点是要增长。而效率，我认为这要做一个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效率，必须明了。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投入的资本、技术比重大大提高了，因此效率就提高了。但是，我们人的积极性、管理、工艺流程改善状况、企业文化建设等人文效率如何呢？比如说，如何珍惜工时就是个大问题，有的国企，下午3:00上班，这会有效率吗？所以我想效率以后应该分两种：一种叫原生效率，一种叫派生效率——资本的效率、技术的效率等等都属于派生效率，而人的积极性，人文素质参与的效率则为原生效率。原生效率，是第一位的，决定命运的。
魏部长：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效率很高的。现在，提高效率成了一个问题。当然有机制上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个人积极性太差了，都不愿意做更多的探索。为什么那些民企，特别是民营餐饮业、服务类企业能够效率更高，因为机制。他（她）的收入，与其劳动积极性、创造性结合的更加紧密。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老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出来呢？完全可以。现在的机制、制度、体系、劳动土壤、环境，还没有让老百姓觉得“我们多付出，也有更多回报”，现在有些付出多反而得到的更少。这也就是为什么医院、医患纠纷那么多。在台湾地区，病人一来，医生和病人就开始互相交流，让你感到很温暖。我们的医院缺少交流，缺少体贴，缺少关怀。所有这些我觉得都体现到机制到了一个非改不可的境地。
你是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马克思讲过这样一句话，“一切危机的真正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
管教授：这句话属于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可暂且不论。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与此相联系的一点是，在这当中所引发的人文精神世界的那种影响应当高度关注。这就是人们劳动中的价值追求，一般来讲就是积极性问题。这是管理学、经济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可以说，全部的管理核心是研究人的积极性问题。这是我自1989年开始跟踪研究海尔至今，同张瑞敏若干次对话中一再探讨、形成的一个深刻的体会。严格地讲，员工们的积极性不是被调动起来，所谓积极性不是调动而是自我价值实现。积极性是人的价值得到实现的时候所形成的“正能量”，是一种自发的健康、向上的情绪流露。如果他（她）的价值没有得到实现，你无论怎么“调动”，他（她）也不会有积极性。
魏部长：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一个“中国梦”，“中国梦”怎么实现呢？就是要靠他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把个人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结合到一起，就是把自身的、个人的价值，它的实现完全体现，要和社会整个群体、民族的价值结合在一块，这个结合是我们今后的一个难题。
四、重视软资源配置，大搞原创性的制度供给
管教授：所以，我们最近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讲资源配置时，讲硬资源配置，同时更要讲软资源配置。如果不讲软资源配置，就像您刚才说的，三个平等，那就根本做不到。多少年来我们一讲经济就是纯经济。然而把一切人文元素统统剔除干净，单一净化的经济，这样的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制度经济学的大家康芒斯说：交易中的“愿意”，不但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也是一个法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概念。由此也可以说，所谓释放“正能量”、释放生产力，实际上是解放人的积极性。
魏部长：所以我说，建立上海自贸区的根本就是从这里突破，从人家的愿望、价值实现这里突破。我是搞外经贸的。以前我们对外投资，首先是你要投资，看你是什么公司，有没有对外投资的资质——人家从来没有搞过投资现在要做对外投资你在条件中提出他要有几年的资质，这就不对，当然现在取消了。第二，投资什么项目？是三千万美元以下的，要各省市批，是三千万美元以上两亿美元以下报发改委、国务院批，人家的投资你都不了解，那么多项目你怎么知道他这个行不行。即使批了你这个项目，你还要拿着人民币去外汇局去换，外汇区还卡着你。因为你到外面去人家不认你的人民币，现在是有些地方认了，但是还是有好多地方不认。这又是一道层层的门槛，层层的限制。而这次搞自贸区我们就放开这个，放开之后，大家公平竞争。上海自贸区最重大的意义就是体现了下一步中国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或是政治体系改革的一个很大的信号。
管教授：这是一种开辟未来的一个引擎性的信号和思维。
魏部长：你不是讲一个“宣言书”吗？那个你们清华大学提出的“宣言书”。
管教授：的确，这真是我们的祖国走向更大繁荣的进军号角、宣言书。顺便说一下，1991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厉以宁先生领衔，李克强总理、李源潮副主席也参与其中的那本《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当时就是我当的特约编审。
魏部长：李克强总理他在辽宁的时候搞“五位一体”之时就很想在长山附近搞一个自贸区。但是搞这个自贸区必须得到国家的部委，比如说像央行、外汇局、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等方面的支持，所以很难。所以说，今年3月27（28）号到了上海以后，他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研究之后，上海自贸区才被提出来的。所以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不是李克强总理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通过好多的探索，特别是他过去在省里面做了基础的基层工作。如何找到一个跟世界经济、跟国际规则接轨的接口，并且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一些新的规则，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道路，这是李克强总理给我们作出的一个示范。
其实，我们可以说自贸区这个概念早在以前就存在了。比如海南洋浦，再比如上海浦东。浦东新区是1992年为了造汽车，在上海浦东就有了这个FT——不是FTI，而是FTZ，FTZ就是简称。实际上，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自贸区差不多有1200多个，单单是美国自己各州市搞的自贸区就有几百个。发达国家搞的自贸区大概有300多个，发展中国家、25个新兴国家也有400多个，美国自己各地州差不多又有300多个。但是能够真正搞成功的不多，这里面有以加工贸易货物为主的，比如说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也有一些以转口的货物贸易的、免税的，比如说阿联酋的迪拜的杰贝·阿里。杰贝·阿里当时找过我，他们愿意拿一美元一公顷的土地来吸引外资。当然这个自贸区不管怎样开展自由贸易，最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在区内作为贸易、加工贸易，比如说爱尔兰的香侬开发区；还有一类就是说作为货物的转口，比如迪拜。而中国上海的这个自贸区就大不一样了，这实际上是借助自贸区的形式，在这里面实行的是比自贸区更广泛、更高级、更有深度的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社会、金融、政治甚至货币的改革。这是国内外都没有的，是破天荒的一次。我认为这是中国十八大以后一个重大的举措，所以上海自贸区叫做试验区。所以我也不太同意这样的一类观点：“以后自贸区，有一个再批一个”。我认为自贸试验区就是这一个，以后也不会再批了。其他想要做自贸区的城市，就是把它的经验拿过来，复制。要是再批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当然你可以报，比如说天津、广东，大连、青岛、厦门，但我觉得不可能在上海之后再被批“自由贸易试验区”了。在上海揭牌的时候，我做第一财经电视直播的主持嘉宾。我说上海自贸区就是当工兵，上海是没有什么优惠政策的，就像我们打仗一样，工兵是在前面排雷，要做出牺牲的，然后排好雷之后后面的大部队才能跟着上。上海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它的任务很艰巨，压力也很大，更不像外面所讲的上海自贸区有很多优惠政策。所以28.78平方公里这块到底能不能够做好，我觉得非常关键。
管教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很显然，我们在上海办的这个自贸区与世界多国已办的那些自贸区不同。它体现着人类资源配置的一种质的飞跃，应该说这是资源配置的一种高级形态。
魏部长：是高级形态的，包括各种资源配置、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行政资源等等。
管教授：是全方位的、大视野的、大纵深的资源配置，是市场资源配置形态的一场革命。
魏部长：所以，要看到这些，才更能体会到是我们的战略意义所在。
五、不再停留在政策优惠上，全力推进改革与制度创新
管教授：而且他不再是过去的实施“优惠政策”，而是一次制度创新的大发展。
魏部长：以前，邓小平同志讲的做十四个沿海特区，几个优惠，特殊优惠，这次已经不是了。因为国际环境变了，国内也变了，当初的改革和现在的改革不一样了。现在的改革已经是进入深水区的改革，涉及到经济利益层面的改革，制度的改变。所以这个要把它体现出来，要对上海自贸区有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
管教授：是否可以这样认识和理解，我想我们35年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资源配置一次又一次的升级换代。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办特区，开始摸索资源配置升级的积极形态，摆脱计划经济束缚，“杀出一条血路来”，找市场经济的方向，这是第一次；后来到九十年代初，92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正式开放市场经济“春天的故事”的大门，这再一次升级是一次正式开始向市场经济制度迈进的突破；第三次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从国内迈向国际，开始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办事了。现在就更不一样了，不再是单单加入WTO，而是实现实施APP全球化资源配置了。
魏部长：我参加了部分WTO谈判。当时，大概是2009年吧，在中央党校举行了一个WTO的培训班，主要讨论入世利多弊多，结论是利大于弊。当时主要担心遭受冲击两个产业，一个是农业，一个就是汽车。现在证明农业和汽车价格非但不收影响，而且是发展得更快了。我们做了个统计，加入WTO之前中国外贸的发展的十二年中，平均每年10%，加入WTO，2001年到2011年十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年平均增长20%以上，一个国家连续十年有20%的经济增长，很不容易。你像我们的纺织品，加入WTO之前，想要出口要遵守纺织品和纤维贸易协定，出口难得很。衬衣、毛线衫、裤子都叫纺织品和纤维，包括我们各式各样的毛料，这些想要出口都要有主动配额。主动配额就是你今年想要出口到美国，人家新西兰可以出口到20万件，你只能出口到2万件，这就叫主动配额；还有一个被动配额，被动配额就是说人家美国订给你的订单，有可能不是2万件，有可能只是一万五千件，那你只能出口一万五千件。这种主动配额和被动配额使中国的纺织品的出口贸易长期受到压制。但进入到WTO之后，像井喷一样，中国的纺织品有了几百亿件的出口。在这当中，我们要批评美国人，他应当做WTO最大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但是他一看到中国加入WTO以后，得到了比美国更大的利益，就把WTO停下来了。WTO是个多边的，但是WTO“多哈回合”，十几年美国都不去推动。WTO的前任干事长拉米上台，做了两届也没做成，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政治意愿，他认为再推动“多哈回合”会有四千到五千亿美元的贸易增量全部会被中国接手。美国得不到好处，但是美国又不能说不推动多边，因为它是世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于是，美国把多边放下，搞FTA。FTA，就是我们说的双边的自贸区谈判。最早识破美国这一招的是谁？韩国。所以韩国就争取第一个和美国谈FTA。韩国不仅和美国谈，和欧洲也谈FTA,跟我们中国——中韩自贸区也在谈，他也加入了日韩谈判以及TPP谈判。韩国的用意就是，在目前世界贸易体系、多边贸易体系停滞的情况下，FTAA是唯一的双边和区域性能够获得盈利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几个都是WTO的，我和你谈关税减持，我有500种商品，你有400种商品，都是零关税。也就是说经过谈判你给我零关税政策，我也要给你零关税政策。如果说在WTO谈判中，我和你双方谈好了这些货品的协定，而第三方WTO成员虽然没有参加这个谈判，他也必须同样享受这个协定的有利条款，在WTO条款中所有成员要实施国民待遇。WTO体系下，任何国都要享受我享受的。但是FTI就不一样，我和你谈了协定以后，这份协定只能我们两个享受，其他人不能享受。比如说我国和新西兰谈FTA，那个时候是五个第一吗：新西兰是第一个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地位，第一个同我们签FTA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才有新西兰奶粉进来的。当然我也参与了我们和澳大利亚的谈判，2005年3月陪曾培炎副总理去的，但是由于服务贸易到现在都没有谈下来。
管教授：核心的一点：WTO是一视同仁，FTA是一对一的。
魏部长：或者是区域性的，比如说两三个，比如说两个一对一的，或者是一对几，但是就不是所有成员的。所以TPP原来是四个，后来改成是九个。TPP有些条款就是遏制我们的。而且TPP最近又做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前九个成员有权否定后面的新成员的加入——就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一样，制定新的规则，遏制新的成员参加。所以中国以后要参加的话就难上加难。这是美国想出来的一个策略，由此可见美国是很讲战略的。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战略，更多去提出一些对今后的战略性的建议。美国智库在这方面是很厉害的，比如彼得森研究所，他提出来人民币被低估了40%。虽然后来我们亲自去找他，他也承认他的计算有错误，但是他的报告，经常被美国两党、美国国会拿来攻击我们中国。彼得森研究所是美国很著名的一个智库，领衔人物叫伯格斯滕。
六、发挥智库作用，多出战略“绝招”
管教授：我们《经济学家周报》也正在考虑同一些著名的具有高端视野、大战略思维的国内、国际智库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甚至直接组织一些重大课题研究，像日本野村、美国哈佛等都正在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内，这个“彼得森”我们也可以找它。
魏部长：所以说智库的作用很重要，像这次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智库、思想库的作用，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战略发展思想。更急需做到的是，智库要“出招”，要给中央出招，不是出一般的“高招”，而是要出“绝招”。你看彼得森研究所就给奥巴马出了TPP这个何等重要的“绝招”，这个是不容易出的。
管教授：您刚才说到美国人好从战略角度上分析问题，解读现实，这个问题极其重要。我认为毛泽东的兵法——毛泽东善于外线作战的战略理念，非常值得我们用到实战中来，用到国际关系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策划、设计上来。毛主席还有林彪、粟裕打仗，经常从内线打到外线去。其实，邓小平办特区，就是开始从计划经济这一内线打到市场经济这个外线去。这次，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决定建立中国（上海）自贸区是又一个由内线打到外线的战略设计和部署。您看您刚才说一开始我们进入WTO，进了以后美国感觉到吃亏了，它就搞一个FTA架空我们——我们办上海自贸区这也是打到圈外面去了，也是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是变内线攻势为外线攻势。这些是军事上，战争年代屡试不爽的战略战法，在今天，许多领域好多战略设定、策略设计和运作上完全可以加以运用，您刚才说彼得森出这个点子，也有这种做法的影子。
魏部长：钓鱼岛事件，实际上是美国五十年前做出的一个针对中国的战略安排。东德西德、韩朝问题、中东地区，包括两伊战争这些都是他们战略策略的一部分。他们的战略还有多种选择，人家告诉我自从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美国智库提了好多种方案摆在那，怎么撤，撤多少，奥巴马要不要出访一个国家到议会演讲或到大学演讲等等，他们都有很多方案备选。而我们就不行，这就是差距。
管教授：我有时候想，应该有几个战略的智库，也应该有点竞争，要出有用的、大的“招数”。
魏部长：我以为，作为智库，首先要“出招”，然后出“绝招”，最后还要“解惑”。领导人有时也有“惑”的，你要给他解释清楚。老百姓也有疑惑，地方企业也有疑惑的，你也要给他们作出解释。比如有人说我们的对外援助太多了，还有人认为我们支援非洲是“新殖民主义”，这些都要解惑。韩愈《师说》里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出招、解惑以后要干什么？指路——给政府指路，给企业指路，给老百姓指路，这是你智库最关键的一个功能、职责。所以我不太同意“智库是解读政策”这种职责定位，智库应该要引导政府，制定政策。比如说，北京市地铁售票要增加，不要让政府先出面，先让智库出面，谈成以后政府再出面。不要让老百姓把火、怨气全都归于政府。但是我们现在这一块还不行，现在我们不像奥巴马一出策略就有好多个，有时候我们的智库只出一种方案，这种方案实施的时机、掌握的力度要领导人自己去拿捏，这不是给领导人出难题吗？所以领导人希望——或者说，领导人应该希望有智库先给做好功课，而后亲自出马，不要仓促上阵。为什么这次十八大报告这么重视发挥智库的力量，这么呼吁要多听智库的声音。我们要提高我们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多元化，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多元化。多听听也有好处，作为一个领导者，各方面都听一听对他的决策是有好处的。
管教授：前年年底，我作为经济学家去了一次缅甸，选择皎漂作为缅甸仰光的替代港口。这是从（西）实兑港，（东）土瓦港相比较中，最后选定作出决策的。仰光港口淤积，已经不行了，他们想把皎漂办成像我们深圳那样的特区，这就都涉及到关于整个缅甸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了。在那里，我们为他们设立了一个缅甸经济战略发展金三角。
魏部长：我以前在商务部是分管金三角的那个替代种植项目的。
管教授：我说的不是那个金三角，我说的是从缅甸的皎漂港到仰光，再到新的首都内比都，这样一个三角；再往北走就是缅甸老的首都曼德勒这里还有一个三角，这两个三角将会决定整个缅甸的经济、社会战略发展前景如何。我说你如果笼统的只去学深圳，你怎么学，那是没有意义的。
魏部长：所以我认为十八大以后，可能不仅要出一些具体改革，比如财税改革，政治改革也开始了，将会对我们的机制、体制，围绕百姓民生这一块具体怎么做，他会有更多的战略推进。
管教授：就是把原定上海自贸区的地方性自贸区提升为国家级的自贸区；而且不再是保税区的简单加总，是一个全方位、多视角的一次资源配置的革命的改革。这个改革其实是美国人先“将军”干起来的，咱们是美国人“逼着干”的。美国人说投资要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我们都怕上美国人的当，但实际对我们大大地有利。不过，反过来讲对我们带垄断性国有企业非常地不利，这把它们的特权拿掉了。而且“法无禁止即自由”，这是对企业，对于民众来讲的，这可以大大释放人的创造力。反过来讲，对政府、对管理机构就是“法无授权即禁止”，没有授权给你，你不能干预、干涉别人，这里真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才是它的重大战略意义，这个才是有全局意义的，不仅仅是一个具体领域比如金融、财税、人力资源等等方面。当然，这些都十分重要，但是它的根本理念、根本战略思维，是一场具引擎性的深水区改革、创新的革命。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正在进入一个同以前大为不同的新阶段，这个“新”，“新”在内在逻辑。原先就在靠资源，靠优惠政策来推动；现在尤其要靠制度，靠制度创新来解决问题，根本的内在逻辑大变化了。
魏部长：所以对我们来说，研究自贸区的出现有更多的好处。现在中国社会、中国经济发展到现今这个阶段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是继续延长我们前三十年那种拼资源、拼劳动力成本、拼污染、拼消耗，重在GDP；还是通过一种卓越的创新，改变我们目前现有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走一条科技创新的道路来提升我们国家整个的经济实力呢？这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刻。大家都知道雾霾，这是最典型的难题。气候是产生雾霾一部分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我们人为造成的，烧高炉、炼铁，还有我们治理污染不得力等等。这个现象以前英国也有，但是人家已经治理了。大家都盼望着今天有个好的天气，对身体健康也好。其实好多外国人也在看我们走的这条路子，我们如果走得好，那是真正成功的中国模式；如果你走得不好，那该怎么办呢？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美国模式这种东西它不会持久的，美国这种“民主”是虚假的。尤其最近“棱镜”、“监测门”这个事件，再加上美国的债务上限、预算、倒闭，两党在国会吵个不停，它已经没有更多的动力。我们以前总觉得美国这样好那样好，美国政策其实不行。它有没有好处，也有好处，比如说创新的环境，你要说它一无是处也不客观，你要说它一切都很好，这当然也不对。大家以前相对比较一致——从前总有人说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月亮圆，但是现在慢慢的人们觉得，美国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行的。这才是客观，才是符合事实。但是既然要符合客观事实，我们要看看自己，我们自己该怎么做呢？我们还有哪些地方不足？我们还有哪些地方改正？特别是我们中国这个经济体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的地位，虽然是讲第二，但是好多技术创新、制度、体制需要得到改善。怎么使社会环境更适合人的发展，怎么培养出一批像诺贝尔奖项获得者一样水平的人才。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对医改、教育、住房这三块最有意见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以前改革力度小。过去对对外经济这一块改的力度就特别大，很快就把过去的一页翻过去了，现在所有的人都可以进行对外贸易。我记得那时候万客隆这家超市刚进入我们北京的时候，店大得很。当时有人说像王府井这些我们自己的百货商店怎么弄啊？营业员就业怎么解决？这怎么竞争？后来我们想通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消费者得益，让人民得益，如果减少中间环节那不是更好吗？万客隆他们说试一试，试一试果然马上就成功了，现在不仅万客隆办得很好，我们自己的大百货也没有受到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引进国外企业，要把它好的一面，开放的、创新的，有利于社会管理的，有利于老百姓增强福利的东西引进来，而把那些不好的、不适合我们的东西排除掉。就像当初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像我们当初中国改革开放那样，尽量地多吸收一些国外更好的东西来壮大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像毛主席讲的那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点我觉得是关键。到了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如果我们仍然不前进——像美国还抱着冷战思维，所以总是转不过来，这是美国一百多年甚至两百多年的资本主义长期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结果。美国现在就很危险，它也处在十字路口，它如果能“转”，也可能转变得比较好，转换不了那可真就变成列宁讲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垂死的最后的阶段”了。
管教授：美国现在很大的问题在于“寅吃卯粮”，甚至依仗着手中的印钞机和美元的某种特权地位，一再QE，原来是“寅吃卯粮”，现在更进一步，成了“我吃你（全世界）粮”；同时，过分强调金融，过分“杠杆化”，导致把实体经济搞垮。这是很严重的，金融崇拜，去杠杆和加杠杆，杠杆用得太多。
魏部长：所以我建议你们《经济学家周报》要组织经济学家们多研究这一块。
管教授：我们总的打算是探索市场经济的东方版本，或叫中国版本，从这个侧面来切入。我们最近作支持开了一个儒商文化年会，在山东大学举办了一个商业文化论坛。我主张“三元文化”底色，讲的就是以马列主义为主导，以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主体，以西方文化为时代参照。主导方向的是马列主义，但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就像张明敏唱的那样“洋装穿在身，我有一颗中国心”，这是主体部分。但是，参照西方的好东西也是重要的。
魏部长：从中华民族的历史看，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包容的时候，海纳百川的时候，我们才有最大的发展。比如说唐代，以及明代开始的时候。明代后来就不行了，逐渐走向封闭，闭关锁国，这对于国家，对于地区都不行。所以有些时候一些小国它抓住机遇也能上去，比如瑞典，爱尔兰、挪威，他们就是在历史的机遇中及时地抓住了，他们一样成功了，他们以前也是游牧民族，也是以农业为主的，现在成了欧洲的GDP前几名。
从总体来看，我个人认为，下一步三中全会开了以后会有一个更好的政策（现在这个“三八三”也在出台）出台，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比这个范围更广的改革、力度更大的改革出台（完）
他山之石
FT社评：行动比承诺更重要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领导人承诺推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有人甚至将这次会议与1978年举行的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在那次会议上，邓小平启动了市场化改革，为之后35年的超凡增长奠定了基础。
那么，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是否已经兑现了它的大胆承诺？乐观者们抓住了三中全会公报中的一个词——中共承诺今后让市场在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些乐观者愿意相信：中国确实正在进入一个经济自由化的新时代。
若对这个词进行大胆解读，这确实有可能带来一系列深远的改革。如果市场力量在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释放，那么人们便可以想象：中国的价格和利率将会实现自由化，人民币最终可以完全兑换，中国国有企业的角色也将受到大幅度的限制。
然而，三中全会公报并未提到上述改革中的任何一项。公报没有明确提到金融行业改革，也没有直接提及“户口”制度改革。中国的“户口”制度使许多迁居城市的农村居民沦为二等公民。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承诺具有潜在的深远影响。但是，三中全会公报的某些内容，似乎与今后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例如，“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个承诺似乎表明，国企的角色将得到保护，甚至还有可能扩大。
值得记住的是，即便在邓小平1978年主持召开具有突破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也是过了很多年后才意识到那次会议的历史意义有多么重大。习近平计划的历史意义也可能需要时间才能显现。
但是，迅速落实某些措施，例如允许农民出售或抵押土地，或者放开能源价格，将至少表明他的改革决心。实质性的国企改革尽管难度更大，但也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过去的35年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也扭转了普通中国人的人生前景。如果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想让未来的10年也同样成就不凡，他们就需要言行一致：拿出真正果断的行动，来兑现有关经济自由化的承诺。
（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