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培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学陷入了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两大泥沼，各国继续“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实用主义政策，只能给世界经济带来越来越深刻的危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电子商务、维基生产、3D实物打印服务对传统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网络互利主义精神开始向各经济领域渗透。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和“理性经济人”这三大假设前提上的传统工具开始锈蚀。
诺奖经济学家布坎南早就发现，“当代经济学在快速发展中迷失了救世的激情与公平的梦想！”他毕生既反对官僚支配，同时也反对经济个人主义，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另一位诺奖大师斯蒂格利茨说，“始自亚当·斯密，经过200多年发展的经济学核心—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并不能很好地能反映市场经济，其中很多结论都是错误的。”“凯恩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都难以估计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我们正在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全球化时代的可持续增长指引方向”（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 2007年版第一卷上册）。
纵观历史，农牧时代的人信奉地心说和一元论，折射到经济领域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民族主义，工业时代的人改奉日心说和二元论，折射到经济领域就形成了分散和集中、差别和均等、个体和整体的严重对立。信息时代的人们已经发现复杂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多元协同规律，必须尽快构建全新的经济哲学和伦理体系，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重新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1、核心生产力从分体工具、动力系统到信息网络
农业社会人们直接使用镰刀斧头生产，形成那个时代的核心生产力；工业社会人们操纵动力机器生产，形成工业社会的核心生产力；进入信息社会，50%以上的劳动者利用信息和知识，通过信息网络以服务方式从事生产，正在形成信息时代的新型生产力。
马克思指出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204页）
信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就是生产中的许多环节正在从物质生产流程中分离出来，形成服务外包生产模式，使原来的生产者变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或服务者。传统的生产流程、管理方式、劳资关系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218页）。
云计算、物联网、3D打印制造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的来临，人们将利用信息网络和监测控制系统，直接为生产与生活提供全景式的服务，进入以信息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新时代。
2、生产方式从个人独占、集团垄断到社会共享
农业时代，生产工具在个人独占的条件下发挥作用，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工业时代产业工人被绑定成为机器系统的一部分，生产工具归大型利益集团所垄断。信息时代的网络工具只能采取社会共有、有偿共享甚至无偿共享的生产方式。
计算机的发展历史就是人类生产方式演化的缩影，最初的计算机采用单机运算方式，后来组合成信息系统，替换了个别生产工位和生产环节；直到网络化、云服务化以后才真正改变整个生产流程和组织形态，导致共享型生产方式的出现。
其实恩格斯早就预料到，生产资料从私人所有过渡到国家所有“并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应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下册438页）
3、社会需求从初级产品、标准化商品到多元化服务
农业时代的社会需求主要是维持生存的初级产品；工业时代的主要社会需求是标准化的工业商品；信息时代的社会需求将主要体现在多元化商品和个性化服务上。
当前许多国家的第一产业劳动者比例降到3%以下，工业劳动者比重稳定在20%左右，服务业劳动者比例达70%以上，其中50%左右属于信息劳动，包括信息职业劳动和信息行业劳动。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服务化，企业内部各类生产环节，特别是信息劳动环节正在从直接生产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型服务业群落。
过去一个农民耕种十几亩、几十亩土地，从春种到秋收各个环节都是农业劳动，现在一个农民经营上千亩土地，翻地外包给机耕服务公司，浇水有灌溉服务公司，发生虫害有飞机服务公司，收割靠收割服务公司，多数生产环节都进入服务业的统计序列。
一个工厂自办运输车队，属于工业生产，如果外包给专业运输公司，那就扩大了服务业的规模。现代化工厂一个生产车间多条自动生产线，一般只有一位生产工人，他的工作状态就是坐在车间某个角落，看报纸、喝咖啡，一旦生产线故障告警，他才过去处理一下。而大量白领劳动者被集中在软件车间。近来，企业内部信息职业正在外化为专业软件公司，或者外包给跨国软件服务企业，现在流行的saas(软件即服务), caas(计算机即服务)，daas(数据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naas(网络即服务)，今后这类服务化的趋势将会继续加强。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的普及，还会出现工业设计外包服务、过程监测外包服务、3D打印外包服务，将使得国民经济的产业格局发生更深刻的变革。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丹尼尔·贝尔教授就发现，社会经济形态正在由商品生产向信息服务演变。由于两种经济形态之间存在许多原则差异，将会导致许多新的经济问题甚至社会冲突。随着人们关联域的扩展，社会需要做出的是一种公共决策，它并不等同于个人决策的简单总和，正如一辆辆汽车聚在一起会造成交通阻塞一样，看似理性的个人决策加到一起将可能是一场恶梦。
4、生产效率从收益不变、收益递减到收益递增
农业社会分散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使经济主体的劳动收益维持在一个恒定值上，一个农民只能耕种几亩、最多几十亩土地，要想占有更多地土地，就得由更多得农民耕种。所以人们长期用粮食价格做整体价格平衡的参照系。
工业社会，机器大量吞噬不可再生资源，使得单位经济主体的生产规模得以扩张。但是，产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又必然受到资源边界和销售边界的限制，表现为边际成本上升和边际收入下降，形成收益递减规律。
信息社会的战略资源不再是钢铁、水泥和煤炭，而是集成电路、光导纤维和有效信息。集成电路和光导纤维主要消耗的硅原料来自沙子，且用量越来越省；有效信息则来自人脑和电脑，越用越多。
另外，一个人随着占有物质财富的增加，新增财富的使用价值就会直线下降；而一个人随着掌握信息量的增加，新增信息的使用价值才会更高。
5、经济结构从分散化、集中化到网络化
前工业时代，小农分散化生产是经济的主要特征。大工业时代，生产的集中化必然导致政府干预甚至国家主义。但是千万个企业对着一个政府，政府掌握的信息永远小于企业掌握信息的总和。大量信息被沉淀，长期粗放式资源配置造成结构失调和整体效率低下的直接后果。
信息时代，经济结构走向网络化，企业在信息相对透明的环境中可以及时调整产品方向和产业方向，在家上班的劳动队伍日益庞大，公司经理通过网络对他的雇员进行民主式管理，组织结构也由宝塔型向扁平化发展，共同利益将促使整个社会资源优势互补、高效运作。
6、投资目的从为了谋生、获取利润到追求幸福
资本主义早期，成千上万的小私有者投资工商业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后来金融资本的集中使其日益脱离生产，变为纯粹攫取利润的工具。
随着信息的日益透明，经济行为正在从盲目走向理性。人们最终将会发现，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攫取最大利润，而是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和幸福水平。它除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外，更需要改善两个环境，一是自然环境，二是人文环境，它们都直接影响人的生存质量和幸福水平。
当代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水平几乎没有增加。除了财富分配不公、公共环境恶化之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价值导向出了问题。
人类需求模型可分为生存、安全、交往、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级，如果说生存和安全需求主要靠物质财富来满足，那么与人交往、获得尊重、自我实现都要互动，难以单靠物质财富来满足。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追求物质财富，人类肯定还像工业革命以前那样困苦，如果我们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就像一个喝了大量啤酒的醉汉还要再喝一样荒唐。人类的最佳选择是理性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通过增加信息消费普遍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
7、经济行为从资源冲突、产品竞争到合作服务
农业社会，人们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不断用冲突或战争手段实现族群利益最大化。工业社会人们学会用机器生产力代替人力和畜力，通过竞相改进生产方式的和抢占市场的办法来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信息社会，网络化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从标准化同质产品过渡为多样化异质服务，如果说生产同质产品的市场主体间容易发生对抗竞争的话，那么从事异质服务的企业间则很容易发生合作动机。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渗透，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起来，在同一个地球村庄，将所有交易行为豁然阳光之下，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细，联系越来越广，对抗性竞争不再像工业社会那样有效，经济人必然向社会人演化，人们发现只有与他人平等合作才能获得互利共赢的生存空间。
8、调节方式从自由竞争、政府管控到社会协同
自由竞争可以较好地完成工业资源和产品的配置任务，但在信息服务领域则暴露出严重的市场缺陷。因为信息服务是互动的和非占有性（对商品占有而言）的，按照完全竞争规则根本形不成有效的生产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成功解决了工农业产品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但是却不能很好地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随着工农业生产比重减小和公共服务比重的增加，市场选择和政府干预的缺陷双双凸显出来。人们陷入“没有政府干预不行，有了政府干预更糟”的诺斯悖论。而网络经济正在完成自由市场和政府管控的双重超越，由于人们的关联度越来越大，非正式约束（道德规范）和社会协同机构将承担更多的公共责任。
9、核心价值从利他、利己，到互利
中国先哲告诉人们“人之初、性本善”，结果几千年来，总是老百姓多善，权贵寡善。汉宣帝推崇性善和仁慈，太子直言要求皇帝说到做到，应该对百姓施以仁政，结果宣帝骂他不谙世事，被逐出殿外。
西方哲人提出性本恶理论，造就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辉煌。但是随着社会日益透明，“过善者遭人欺侮，过恶者惹人唾弃”，两者都会被时代淘汰。只有与人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才能获得更多机会。换句话说，对多数人而言，他们既不想当恶人，也不想当善人，他们只想当一个既能平等对待别人，也希望别人平等对待自己的凡人。
不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除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天然法则就是“一还一报”。近百年人类过度工业化，对大自然掠夺性开发，正在遭到自然环境的报复；人们奉行的经济个人主义，又严重破坏了人文环境，肯定也要遭到人文环境报复。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以往信息传递的时延太长，能量积蓄缓慢，这种报复机制来得太慢。互联网技术不仅使信息传递时延缩短，同时也使能量积蓄速度或动员速度加快，人类必须自觉适应“一还一报”的法则。未来的企业只有向社会提供有用价值，才能从社会得到合理的回报，人们终将发现,遵循平等互利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几次不义之财更有意义。
10、经济伦理从族群理性、个人理性到公共理性
农业时代的基础伦理是“族群理性”，就是通过利他主义实现封建主利益最大化；工业时代的基础伦理则是个人理性，也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于是形成每个人都想贪婪占有物质财富的经济规则。而信息时代正以“协同、互利、共赢”的互联网精神实现社会公共理性。它的重要机理就是“随着信息日益透明,一个市场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也要成功的基础之上”。
我们不知道人类未来能不能进入以“利他”行为主导的君子国社会，但可以预见的是，人类正在摆脱个人理性市场经济，进入一个以平等、合作、互利为主要特征的公共理性市场经济阶段。因为信息网络创造了透明、平等、互利的刚性条件，在网络环境中，惟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更快得到报复，只有与他人真诚合作、平等交易才能获得“客永存、我永利”的持续发展机会。
11、组织结构从无组织化、被组织化到互组织化
开放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力学途径，比如万有引力使天体作有序运动，磁场使磁性分子有序排列，这些都是在力学作用下被组织的有序状态。另一条则是靠信息途径使生命系统进入自适应、互组织的有序状态。
在工业时代，人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控制中心通过高度同一的组织体系来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结果人们发现社会总是在过组织或欠组织的状态下摇摆，一放就乱、一控就死，很难稳定在最佳控制点上。
事实上，被组织化只适应单一目标的符合机械决定论的全结构化系统，不适应日益多样化的非结构化的网络。问题出在超出人脑这种复杂系统之上，起维系作用的主要不是能量而是信息。在一定的信息环境中，各社会单元和经济主体不断地进行互组织，才能达到复杂网络结构的次优状态。
如果说农业社会是无组织社会，工业社会是被组织社会，那末，信息时代将迎来一个崭新的互组织化的社会。
12、哲学思维从大一统、两元对立到多元协同
农牧时代的人信奉地心说和一元论，折射到制度层面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民族主义。人们最重视的是土地，而且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士、农、工、商，都要统一到“王”的光环之下，否则就会用武力维持统治。
工业时代的人改奉日心说和二元论，折射到制度层面就形成了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对立。人们最重视的是能量，必然遵循牛顿力学哲学思维，吸引还是排斥、精神还是物质、好人还是坏人、敌人还是朋友。对立斗争被奉为普遍规律，两两竞争、零和博弈成了社会发展的源动力。
信息时代的人已经发现复杂宇宙和社会的多元化规律，分工日益精细，体系日益复杂，原来的同质化竞争必然被异质化竞争关系取代，只有自觉遵循多元协同规则，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200多年前，蒸汽机革命使世界经济重心从中国移到欧洲；100多年前，美国电气革命使世界经济重心又从欧洲移到美国；正在深入开展的这场信息网络革命，完全有可能使世界经济重心再次向东方回归。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方个体还原论思维不再适应复杂信息社会，而东方文化中的整体思维和多元协同哲学更适应人类未来，中国应该更自觉地适应客观规律，为建设信息时代和谐公平的新社会主义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