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记者 秦小华 成都报道
中国对富人标准的无法统一，正是当今社会缺乏统一、有效、客观的价值评估体系的体现。相比于富人税的争论不休，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完善、全面、系统的税收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分配体系。
向富人征税呼声高涨
没有人比法国那些年薪过百万的特别富人更悲催了。法国国民议会10月18日通过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特别互助贡献”税，怎么看，都有着浓烈的巧立名目的嫌疑。
“特别互助贡献”税也好，“特别富人税”也罢。在媒体的深挖细究下，国外多个大V移民、转移财富以避税的离奇故事，传得天花乱坠。街头巷尾坊间，老百姓更是品头论足，宁可信其有的深信不疑。
在全国人民口诛笔伐之下，向富人阶层征税，也就显得名正言顺而指日可待了。中国的富人们，你们胆战心寒了么？
当然，向富人征税，法国并非孤例。美国国会众议院1月1日晚通过的议案表明：2013年开始，将向个人年收入高于40万美元或家庭年收入高于45万美元的富裕人群征税，该收入群体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将从现行的35%提高到39.6%。
在全国上下热议财税改革的今天，法国“特别富人税”尘埃落定，但中国要不要向富人开征特别税的争论终于有了可资借鉴之典型。在摇旗呐喊者的奔走疾呼之下，中国也可复制法式美式富人税的言论，甚嚣尘上，便有了师出有名的存在依据和标准。
提请注意的是，“特别富人税”与那些喧嚣和鼓噪中的，打着向富人阶层开征旗号的，耳熟能详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不同，它是一个临时期限为2年的特别新税种，是让那些年薪过百万的高级打工者躺着中枪而专门准备的。
时下之中国，富人阶层，其实已成表达收入分配不均、承载所有不公特权，为千夫不满而睚眦所指的代名词。即便那些正当合法的收入，已被横飞四溅的唾沫淹没，但凡沾上个“富”，即便只是土豪金的无意显摆，也会被仇视的心态调侃成低端粗俗甩节操，一地的鸡毛狗血。
在这样的形势逼迫下，自然就更不用谈对富人征税了。坚信不移的是，一旦官方向富人阶层开刀，必民心所向，朝野内外欢声雷动，众望所归。
法定征税标准和依据
只不过，在群情激奋中，找寻到向富人征税的标准和依据，有诸多难度。从古到今，向国民征税都是学问极高且极其严肃的事儿，其最大的前提，是征税的法定。有法可依，必然是法治社会和国民遵从的前提和标准。
不论税收怎么发展，都洗脱不掉“拔更多的鹅毛，听更少的鹅叫”的本质。拔鹅毛是必然事实，而怎么拔就是一门需要修炼的艺术。
建立在激情四射和盲目呼吁上的富人税，一旦脱离法制的约束和政策效用评估边界，会不会成为权力寻租和行政粗暴干预市场的又一个因果？
撇开税收法定进程的缓慢不讲，仅富人的分类标准，已足够令人五谷杂陈了。现在而今眼目下，寻找到一个大家都满意认可的富人标准，分明有些困难。
按法国“特别富人税”标准，今明两年，在法进行工商注册的企业，将为年薪超过100万欧元（约合832万元人民币）的员工，按50%高税率缴纳“特别互助贡献”税。算上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这一新税种实际税率接近75%。
法式或美式富人标准，适用于中国么？中国对富人标准的无法统一，正是当今社会缺乏统一、有效、客观的价值评估体系的体现。
富人财富累积的宽度
另外一个必须弄清楚的是，中国到底有多少富人。目前，没有中国机构可以完整地统计出准确数字。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12年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的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增至全球第三，至2011年底，全球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总数达到了1260万户，其中美国510万户，日本160万户，中国140万户。在全球富人家庭中，中国占比11.11%。
2012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末，我国人口约133972万人，家庭户规模3.1人，照此计算，我国约43216.8万户。百万美元家庭资产数量140万，占我国总户数的0.32%。也就是说，0.32%的家庭，累积了全球富人家庭的11.11%的财富。
我国贫富分化、收入不均是有目共睹的、妇孺皆知的。
国家统计局2013年公布的我国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显示我国贫富差距扩大明显。而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发布的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远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以民间机构的角度和立场，充分揭示了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恶化程度。
比起收入分配不均，更容易让人滋生仇富心态的是，中国骇人听闻的灰色收入。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王小鲁执笔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对全国各地5344户城镇居民的家庭情况调查和最新统计数据测算，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12%。
需要全面否定富人么
不可否认的是，从一系列数字上看，收入分配不均需要税收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多层次分配方式等多种手段来调节。但富人真的令人深恶痛绝以至于需要全面否定吗？
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相当一部分富人，依靠不合规、不合法的方式和手段，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
客观上，社会财富总是向少数人集中的规律，是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的财富积累自然现象。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说，年薪过百万的富人，其所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在中国，责任和薪酬时常是不对等的。
数据显示，全球利润最丰厚的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2011年的薪酬为196万（合30.8万美元），而美国第一大银行摩根大通董事长戴蒙，包括工资、奖金和股票期权在内，2011年的薪酬总计2300万美元。
从责任和薪酬正比关系上看，作为全球最大市值前十名的管理者，姜建清的责任付出和薪酬是严重不对等的。理所当然地，凭借智慧和才能，他跻身于富人阶层是无可厚非的。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需要这样一群睿智的管理者来领导和管理企业。
富人税负痛觉失灵吗
值得强调的是，税负痛苦带给每个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尽管间接税的累退性质，让低收入者比富人承担了更多的税负，但税负痛苦诉求的是情感，是不能用数字百分比度量的。税负痛苦与税制的完善程度成正比。
刘植荣在《世界各国税负比较》一文中，以税负率（税收总额÷ 居民总收入）和税负工作天数（税负率×365），作为度量税负的尺子，并计算出2010 年中国税负率为43.9%，中国纳税人需要为税工作161天。
在完善的税收体制下，美国的税负率为27%，纳税人为税工作99 天，是全球最低和最少的国家。
据称可为法国政府带来2.1亿欧元收入的“特别富人税”，在中国的某些评论家轻描淡写地看来，冠着“特别互助贡献”的名，其实质，不过是一场杀富济贫取悦贫民拉选票、兑现施政承诺的政治秀。
这种观点略显肤浅而可笑。一个简单的逻辑是，赢得贫民的选票，意味着失去富人的支持，政府要靠投资拉动经济，更多地只需游说一个富人同意而已，这比游说十个贫民消费的难度要小得多。且历届总统的选举，都离不开财团的支撑，得罪富人有些得不偿失。
每一个新税种的开征，都离不开多个方面的论证，法国的政客不是傻子，何况法国的民主进程远胜于欧洲很多国家。所以，比起政治秀的评论，我宁愿相信，“特别富人税”的背后，是法国完善税制的一个尝试。
因为，此项新政同时约定，一家企业所缴纳的“特别互助贡献”总额不超过其营业额的5%，这是政策试探的约束边界，也是完善税制最好的证据。
完善税制比富人税重要
另外一个具有蒙骗性的陈词滥调是，富人可以通过转嫁税负、转换投资组合、改变分配时点、甚至改变国籍来降低自身的税负，穷人注定是任何税收的最终受害者。
事实上，在国外，税收体制非常完善，足以堵死多个降低税负的途径。
比如，即便美国人改变国籍，美国政府也可追溯5年，要求其补齐放弃美国国籍前5年拥有的海外资产隐匿不报而逃避的税收和罚金。如果没有依法纳税，按照新的主动申报方案当中的规定，这些人得补交8年的税款和利息，外加一笔罚金，罚金数额为受罚人过去8年当中最高账户余额的25%。
同时，美国法律还规定，放弃美国国籍的特定人群需为超过60万美元的未实现资产收益缴税，即“退出税”(Exit Tax)。据报道，“脸谱”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移民新加坡时，其持有的“脸谱”股权收益需缴纳的税金约为3.65亿美元，当然，萨维林可在出售“脸谱”股权时才缴纳，但需按每年3.28%的利息向美政府付息。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一些收入分配问题表面上看是收入分配问题，根子却跟我们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以及经济体制存在的某些弊端有紧密联系。
由此，相比于富人税争论不休，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完善、全面、系统的税收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分配体系，以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