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一书于2013年3月出版。该书对当前人们所关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从实际与理论的结合上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作者个人的观点，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被列入今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引起学界和读者的重视。作者李琮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现为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就该书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对李琮先生（以下简称“李”）进行了访谈。访谈分六部分刊出。
■ 本报记者 启文
【访谈第一部分】
记：首先，请问李先生，您为什么选定当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这一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并写出这样一部篇幅可观的专著，它的意义何在？
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自16世纪算起，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纵观其发展过程，呈现着明显的阶段性。每个阶段都具有不同于前一段的新的基本特征。为了对资本主义有更深刻的认识，必须对各阶段的基本特征，从而对其基本矛盾和基本趋向进行研究。众所周知，当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转变到垄断阶段后，列宁曾对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基本特征着重进行研究，对其矛盾的激化进行揭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并对当时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掀起的社会革命起了巨大的理论支持和有力的推动作用。
自从那时到现在，又已过去约一个世纪，在这一时期内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在继续。中外学者也都不断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我国学者对此尤为重视和关注。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学界曾对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数人认为早在二战后（有人认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开始）资本主义已从一般垄断（私人垄断）阶段转变到了国家垄断的新阶段；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已从国家垄断阶段进入国际垄断阶段（有人认为是跨国垄断阶段，或其他名目），并且列举了这些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矛盾。我们之所以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的阶段性发展特别加以重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自力更生外，还必须与世界其他国家加强互助合作，包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往。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愈益密切，双方在经济、贸易、投资、金融、科技、文化、人员等各方面的关系都不断扩大和加强，以致互相密切依存，不能分离。在这一过程中，双方有协商和合作，也有摩擦和斗争。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共处因素在起着重大的作用。我们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快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新发展、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此外，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新发展和新问题，对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必要的；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放眼看世界，树立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也是有助益的。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近70年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国家垄断阶段和国际垄断阶段有关问题，我国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已很多，不需我再重复，我试图从另一角度，提出一些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如，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如此明显的阶段性？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与所谓“经济长波”（长周期）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有时会发生特别严重的大危机？大危机对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起着什么作用？对国际经济关系有什么影响？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影响？对世界大趋势有什么影响？最近发生的这次罕见的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也可能是人们更为关注和更感兴趣的。我最近出版的《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一书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写的。
记：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具体表现在哪里？或者说，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什么？
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制度，或基本社会生产方式，其实质、基本矛盾、基本规律，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是不会有根本改变的。但当它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时，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会发生局部的质变。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这是不会变的，但在自由贸易阶段，是个体资本家占有制，或少数资本家的股份制，而到垄断阶段，则是垄断资本集团占有制，到国家垄断阶段，是资产阶级国家占有制，而国际垄断阶段，则是国际垄断集团占有制。占有制度发生部分质变，企业规模和形态，组织管理方式，内部关系也都会发生相应的局部质变。在国内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对外经济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列宁所列举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转变到垄断阶段后生产关系方面发生变化的体现。与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一定变化。
记：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为什么会发生阶段性变化，使它能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新阶段的转变？
李：人类社会不论是什么制度，在其出生到衰亡的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一定阶段。只不过在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如封建社会，其生产力还不高，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的技能是世代相传的经验逐渐积累改进，其水平提高缓慢，其发展的阶段性也就不那么明显。而到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科学技术兴起，科学在生产力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乃至革命性作用，成为第一生产力。这样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也改变了旧社会那种几近停滞的状态，一日千里的前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强烈要求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发生改变，与其发展相适应。这就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快步前进。
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是经常会发生的，一般性的发展和创新不会引起社会生产关系的阶段性发展，只有特别重大的、基础性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创新问世，并且广泛应用于生产，导致新的产业群的产生和成长，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大变化，生产率和利润率得到明显提高，才会导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局部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就会从原有阶段转向新阶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从18世纪中叶，在英国发生的第一次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是由蒸汽动力普遍应用于生产而发生的。这场革命推动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步发展；19世纪中叶以后，电力的应用引发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转变；19世纪50年代兴起的以半导体电子技术为主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拉动了垄断阶段转入国家垄断阶段，80年代兴起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又一次高新科技革命高潮，拉动了资本主义国家垄断阶段过渡到国际垄断阶段。
因此，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其生产力的社会化与其生产关系社会占有方式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另一基本矛盾，是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哲学、文化和意识形态，一定的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它反过来，又作用于生产关系。这里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经济学说，资本主义各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被当政集团看中和推崇，成为主流学说，当政者以这种学说为指导，制定一系列经济政策，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维护和增进统治阶级的利益，增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中兴起的凯恩斯主义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主流学派，70年代西方经济滞胀时期得势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主流学派，并都对相应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我在本书中，对此着重进行了说明。
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飞跃在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策和上层建筑也起着重大的影响和有力的反作用。这两方面的作用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资本主义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
除此之外，历史经验还表明，资本主义阶段性转变是在一定国内和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如环境有利，对于其转变会起着促进作用，反之则起着阻碍作用。对此，本书也进行了具体说明。
【访谈第二部分】
记：让我们再回到资本主义阶段性问题上来。我注意到，您在本书中，有一章（第二章），专门对经济长波问题进行了评介，肯定了长波的存在；并且把长波与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本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这是您独特的见解。请您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说明。
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以周期方式进行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生活时代（19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及其规律性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认为这是生产过剩性危机，大约每十年或七、八年发生一次。19世纪末期，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发现，除这种再生产周期外，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还存在着每次持续五、六十年的长周期（或长波）。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入研究，1924年他发表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一文，以更丰富的资料，以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18世纪末以来一系列经济指标的变动，证明了在这大约130年的时间内，资本主义经历了两个半长波，每次长波都包括分别约25年的高涨期（增长期）和调整期（下行期）。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苏联，受到反对和批判，长波问题的研究也成了禁区。但在西方学术界，长波问题却引起了极大兴趣和重视，并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从那时起到现在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直持续进行。其中，多数人肯定长波的存在，但对长波产生的原因，则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其间，如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比利时经济学家E·蒙代尔等人都从不同视角对长波的产生和特性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在苏联，直到八十年代，才对长波学说重新予以评价，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有关长波问题进行讨论。我国也是在这时，才把长波学派及其在国外研究的情况，介绍过来，并把长波作为一个条目，列入《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之中，但至今尚鲜有专门研究和深入讨论。
我于1979年把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一文译出，发表在《世界经济译丛》（1979年第7期）上，此后，我对这一重要问题特别关注。我肯定经济长波是存在的，认为它与每七、八年一次的再生产周期一样，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有规律性的现象。因为，自从20世纪20年代康德拉季耶夫发表《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以来，至今已近100年，资本主义经济又经历了两个半长波，一个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80年代初，这期间前20多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少有的繁荣景象，被称为“黄金时期”，它实际上是又一次长波，即第四次长波的“增长期”；后20年，即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繁荣消失，滑入滞涨的困境，直到80年代中期（1984—1986年）才得以摆脱。这是第四次长波的“下行期”；接着，于9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又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局面，直到2008年，这是又一次长波，即第五次长波的增长期。2008年9月一场罕见的金融危机的发生，宣告这一次长波的增长期结束，转入“下行期”。如果说康德拉季耶夫发表其关于长波问题的文章时，他只掌握了此前两个半长波的资料，仍不足以使人相信长波的规律性，无怪当时有人认为长波不过是偶然的现象，康氏本人也没有对长波形成的原因做出明确的说明，但在1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五次长波的接连发生，就有足够的证据和更大的把握，认定长波的存在了。
其次，我之所以认为长波规律的存在，也是因为一百多年来，国外学界对长波的研究和争论不断深入，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不乏具有科学性的见解。对此，我在本书中，进行了简略介绍，认为这些见解值得重视、借鉴和吸收。
记：为什么您又认为经济长波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性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认为它们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李：我在前面说到资本主义发展之所以具有阶段性的根源和动力在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具体地说：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时会出现革命性高潮，有力地推动生产关系不能不随之发生一定局部变革；另一方面，为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政治、政策、意识形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并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这两方面的合力，推动资本主义从原阶段转向新阶段。其实，这些也正是经济长波的形成原因之所在。随着一场科技革命高潮的兴起，生产关系与经济体制开始发生变革，使生产力得到发展，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新产业迅速成长，产业结构得到大调整，新企业不断增多，新资源得到开发，企业管理得到改进和创新，生产方式进行转型，生产率和利润率明显提高，市场不断扩大，经济生活呈现繁荣和高涨，这就是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后一定时期内经济生活的景象，也就是长波高涨期（增长期）的景象。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内部矛盾又逐渐积累，比例失调，市场停滞和萎缩，企业利润率下降，创新潜力也挖掘殆尽，投资和生产增长就开始趋于迟缓和停滞，经济危机严重、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低迷、疲弱景象，这也就是同一长波从增长期转入下行期的景象。总之，从根源和动因上说，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性与经济长波二者是并行的，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可以概括地说，经济长波乃是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在经济运行方式上的体现；反过来说，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在经济上最明显地表现为长波的传递及其增长期和下行期的交替。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