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德国为何国富民强？北欧为什么幸福合谐，美国是如何建成“伟大社会”的，世界为何又陷入长期性危机？中国应对的方法在哪里？大危机就需要大变革。只有放弃旧思维，才能找到新出路！
澄清谎言：批判了目前流行的对经济危机种种错误陈旧、似是而非、利近害远的归因，总结了与福利有关的七大谎言。
分析时局：分析了德国“社会国”模式、北欧“合作主义”模式、美国“伟大社会”模式、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等之优劣利弊。内容翔实，理论扎实。
指出道路：中国的未来在于“新福利社会”，是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高连奎将之称为世界模式3.0，是一种市场化的福利社会。
（作者高连奎，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研究学者，“新福利社会”理论创始人，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 高连奎/文
劳资双方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瑞典成立了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它是政府、工会和资本家共同管理市场的机构。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由董事长(一名)、副董事长(一名)、雇主联合会的代表(三名)、工会联合会的代表(三名)、还有其他方面的代表所组成。在全国各省有分支机构。为了保证经济不断发展，这个机构与各个方面直接有关：劳动力计划、职业培训计划、就业服务、失业救济、长期经济计划等等。它实际上成为瑞典经济运行的中心，成为瑞典政府借助于劳资双方的配合，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助手。
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大事。从战后起，瑞典就建立了企业内部"共同决定"生产条件、劳动条件的制度。1946年，劳资双方制定了关于建立"生产委员会"协议。直到1976年，议会通过了《劳动生活共决法》，法令主要是废除雇主联合会章程的第三十二款，就是原来由雇主单独决定问题，改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工会有权参与投资、生产战略等过去由资方决定的事情。其主要点：①企业主在决定对企业经营作出重大改变以前和决定雇员劳动条件以前，要和工会进行谈判，工会可以要求对任何其他问题，举行地方一级的谈判或中央一级的谈判，这种要求一经提出，企业主就应推迟作出决定或推迟决定的实施，直到谈判结束为止；②要求企业主将经济技术情报以及人事政策的指导原则，经常向工会通报；③工会有权查询帐目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文件。
这项法令导致劳资关系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合作。瑞典前首相帕尔梅把它称作历史性的文件，认为它的意义堪比普选权。它增强了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规定工会可以就有关招工解雇等劳动组织和企业管理事项与资方进行谈判。
参股制度。1983年，瑞典议会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这使工人开始拥有掌握资本的权利。这大大改变了工会在社会生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它是社会民主党82年上台以后通过的。这项基金的来源是增收两项企业税：每年从各股份公司中征税后超额利润的20％，将公共附加养老金费用提高0.2-0.5％。该基金主要用于在各类股份公司中购买企业股票，也就是用来投资。
这实际上是对私人所有制的一种限制。当然这种局面也不是轻易得到的，也需要长期的斗争，在此之前，瑞典的三个非社会主义政党及其社会利益集团的21个组织，曾经拒绝参与讨论这个方案。在议会召开时，瑞典主要企业家们为向议会施加压力，曾组织了7万多人的反对游行。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资本家大游行。所以，帕尔梅不得不在原先计划上一再向各方让步。瑞典最终通过的法令，要比原来的方案温和得多。当然，即便如此，如果该法令继续执行下去，也会对瑞典的私人垄断资本起到限制作用。但它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瑞典劳资之间在这方面的斗争还会继续下去。这一事实也雄辩地证明，瑞典的阶级合作并不是没有斗争。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保持了长期稳定统治，执行阶级合作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民主党认为，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两者不是阶级敌人，而是争取社会中的伙伴，是影响经济福利和阶级和平的力量。我们听起来觉得这不是阶级斗争观点，对，合作才是瑞典工人运动的传统！由于合作，人们往往会达到较好效果。
合作主义社会有何好处
北欧、德国作为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合作主义国家，其经济在世界上也都是最成功的，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实行高福利，但从未欠下巨额债务，这足可以认为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是不会阻碍经济发展的。
在西方，有工会的传统，也有反工会的传统，而且一遇到经济不景气，他们就认为工会必须对经济不景气负责。反工会者认为，如果能够撤销工会，就会立竿见影地恢复厂商或国家竞争力。
针对这些攻击，中左派学者曾经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过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不能用简单的工资绝对水平来衡量其增长的幅度，而应与其生产率的增幅进行比较，较高且平均的工资水平使雇主们不愿意随意解雇工人，而情愿通过再投资，对工人进行再培训，以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
培训使工人们得到了更高的技能，从而使劳动力本身产生了一种“柔性”，为提高企业竞争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获得就业保障的工人不仅更容易接受公司的培训，而且在公司内部营造了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合作氛围。在合作主义条件下的企业里，集体协议和共同决策等制度使公司拥有了较高的雇佣稳定性。高生产率、工人权利、弹性、工会化和经济竞争力是可以相容的，他们共同构成了高效率商业体系中的要素。
第二，工会是经济发展中一种“重要约束”。工会的存在不仅阻止了“血汗工厂”的短期行为，避免了厂商仅靠低工资和提高劳动强度获得竞争力，而且还有助于形成产业资本的长期动力，敦促雇主通过人力资源投资投资来赢得竞争力，这也就客观上推动了企业的产业升级。
工会与经济增长不存在重要的必然联系。作为一个追求劳资权利和福利待遇的机构，工会与厂商已经结为一个整体，他们共同构成了“一致对外”的竞争主体。
相反，产业衰退很可能是工会力量弱小造成的；只有强大的工会才能导致工资适度和收入平等，从而激起产业发展的推动力。这是因为，工会作为企业的一员，他们会凭借自己的影响，在雇员和他们的管理人员之间传递信息和承诺，从而更有可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效率和收入平等强有力的发起者。
工会产生的约束力不仅约束了工人放弃短期利益，去追求更大的长期利益，而且对雇主也产生一种约束力，即强制雇主在进行决策之前，要与工人商量，这就是共同决策；因此合作主义的优势在于使管理层和劳动力都拒绝和排除了投机主义的压力。
通过考察发现，在左派政治强大和工会运动相对集中的地方，一般来说，那里的经济表现就要相对好一些，而那些右翼保守主义执政的国家或时期，经济反而不好，换句话说，合作主义与国家竞争力之间具有某种正相关关系。比如工会势力最强大的德国在出口方面虽然稍逊色于美国，但却一直强于日本，按人均计算，德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商品出口国，“德国造”商品依然保持着竞争力。
总而言之，福利国家就是合作主义的现实体现。合作主义下，强大的工会势力不但不会降低国家竞争力，反而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合作主义起源及在中国的传播
在西方，近代的合作主义主要以两种形式发展起来：一是消费合作社，二是信用合作社。
世界上第一个消费合作社诞生于1844年的英国，诞生在英国早期的工业中心曼彻斯特附近的罗虚代尔镇，所以命名为罗虚代尔先锋社。罗虚代尔先锋社是最早的消费合作社，该镇在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地区，全镇有两万多人，纺织业很发达，该镇工人也曾为推动工厂立法、争取十小时工作制、反对降低工资进行过一系列的罢工斗争，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而没有满意的结果，一些人把改善处境的希望寄托于合作社运动。
1844年，罗虚代尔镇28名纺织工人创立“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当时，每名工人出资一英镑创立“先锋社”，他们组织了一个合作购买的代理机构，以批发价购进商品，以零售价卖出，将所得的利润分给社员，使工人而不是商人得到利润。从这里可以看出，罗虚代尔先锋社是一种供销合作社。
而另一种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则起源于德国。德国的信用合作的创始人雷发巽，1845年任威压布许市的市长，1846年和1847年的农业歉收，使广大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情况下，贪得无厌的肥料商及土地介绍商更趁火打劫。农民失去了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并且他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种情形使雷发巽受到很大的震动，决定设立市消费合作社，向一般社员供给廉价的面包和优良的种籽。1849年，雷发巽转任佛兰马斯菲尔德市市长，在六十多位富裕平民的赞助下，他设立了一个救助合作社，以五年归还为条件，供给农民肥料。但是，农民除了需要肥料之外，还需要金钱，于是，雷发巽决定设立农村信用合作社。1852年，他转任赫德斯多尔夫市市长，两年后在该市设立了合作社，工作范围极其广泛，一连经营了十几年，这个合作社是真正的信用合作社。
这两种合作社都获得了成功，到19世纪末期，罗虚代尔先锋社已经发展到12000多名社员，每年有100万英镑以上的交易额。消费合作社达到1500多个，社员有1200多万。德国也有了上千个雷发巽式信用合作社。
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早在清朝末年，西方合作主义思想就传入了中国。清末时，京师大学堂就开设有“产业组合”课程，向学生介绍了现代合作思想的基本原理。随后，一部分经济学者通过著书立说对合作主义进行了更系统的介绍。江廷襄所著的《银行新论》中的“人民银行”就有大量篇幅谈信用合作问题，刘秉麟编著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则通过介绍“平民银行”以及“消费者之联合”，论述了信用合作思想和消费合作思想。
当时中国的报刊将合作社称为“协作社”、“协同组合”、“协社”.早期介绍合作主义的有覃寿公、汤苍园、朱进之、徐沧水等人。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合作主义的宣传局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变。1919年，曾经留学美国的薛仙舟将其译成“合作社”，从此这一译名就成了标准。
薛仙舟不仅仅是合作主义的宣传家、理论家，他还是中国早期合作事业的实践者。他曾经留学过美国和德国，尤其是在留学德国期间，他逐渐树立了较为坚定的合作主义思想，并终身致力于发展中国的合作事业。通过对德国合作银行制度的学习和研究，薛仙舟相信这种制度对于解放贫民意义重大，能够在中国发展使用。
回国以后，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他开辟了宣传合作思想的根据地，阐扬合作知识，造就了一批合作人才。1919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薛仙舟和该校的一些教员、学生发起并组织了中国最早的合作组织——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其宗旨是“补助小本营业，提倡合作主义，鼓励同胞储蓄，解放平民经济”。他们希望“以这个银行为经济解放的起点”，“以合作的精神谋平等之利益，废除特殊阶级”。
1920年5月，复旦大学学生组成了一个旨在研究和宣传社会改造方法的团体——《平民》周刊社。1921年12月，《平民》周刊社改组为平民学社，以“研究合作主义、提倡平民教育、发展平民经济”为其宗旨，大力宣传合作主义思想。
平民学社很快变成了介绍和研究西方合作主义的团体，结合合作主义思想来探讨中国的现实问题。“五·四”以后，《平民周刊》是中国宣传合作主义的最主要阵地，也是中国致力于发展合作事业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中心。据统计，到1924年7月《平民》停刊止，五年内共发表800多篇有关合作社的文章。
平民学社一开始竭力提倡在城市建立消费合作社，并试图以此来解决中国城市社会与劳工问题。随着中国社会各阶层关注农村问题，学社逐渐把关注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广大的农村。在寻求西方合作主义与中国农村社会结合点的过程中，农村合作社受到了各阶层很大的关注。合作主义者认为，信用合作社是中国农村社会根本改变的第一步：由国家举办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合作运动是改造中国的唯一路径。
合作主义者主张以平民合作、阶级合作、和平渐进的改良方式来建设新的社会秩序。其原则可以概括为两点：不通过阶级革命；不借助国家政权。温和的合作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为鼓吹和建设合作主义而努力，同时也吸引着政治和社会的领导者们，进行着一些改良农村的尝试。
此后几年，留学生发表了40余篇有关合作社的文章。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徐沧水认为：中国的城市需要消费和信用合作社运动，以减轻城市平民的贫困。覃寿公也指出，中国最需要的是雷发巽式的合作社运动，因为中国到处都是贫困的小农，信用合作社可以使他们免受高利贷剥削。一部分知识分子把它看成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最适当方法。他们主张通过组织合作社来进行生产、分配、消费、社会教育，以致建立政权，并幻想用不流血的和平改良办法，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其中，薛仙舟和他所组建的“平民学社”对早期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影响甚大。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合作主义开始和中国落后的农村社会逐渐结合，实现了合作主义的本土化。
所有的合作主义宣传者都认为，合作社是有益于穷人的经济组织，中国应该实行。这一时期，合作主义者的宣传吸引了一大批的志同道合者。在合作主义思想的吸引下，华洋义赈会、乡村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国民政府、共产党都在农村兴办过合作社。
美国是如何建设成“伟大社会”的？
起于老罗斯福的“进步时代”，终于“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中间经历了小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的公平纲领，这60多年是美国文明一点点从兴起到巅峰的时期。
1870－1920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镀金时代”，在那短短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然而，在这一惊人发展的背后，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和追求财富的本能的结合。资本的力量肆无忌惮地掠夺着自然资源，无所顾忌地消耗着水、森林和土地。依靠这些资源的消耗而形成的诸多工商界“强盗大王”，垄断了石油、煤炭、钢铁、电信和铁路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
伴随着财富而来的还有剥削、苦难、不公、失业、贫困、肮脏不堪的城市贫民窟和动荡的社会。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在这片丰饶的国土上，从来未能满足下层人民衣食住的需要，周期性的萧条更使千百万人陷入了实际的贫困。在那些大城市里，贫民窟飞快增长，疾病、罪行和恶习四面传播。”
在“契约自由”的旗号下，工人起码的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正如老罗斯福总统在其《自传》中所写：“那些煤矿业大公司，可以随意地开除矿工；但矿工却不能抛弃公司。他得有工作才行，找不到工作，老婆孩子就要挨饿。”
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如此不公平的现象不会永远持续。下层民众虽然没有富人那么多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但他们有人数众多这一独特优势，一旦团结组织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于是，19世纪末期以来，要求社会平等和揭露黑幕的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对各级立法机构形成了强大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通过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维护中下阶层利益的立法，以纠正市场自发秩序带来的不公正。
市场竞争中的强者与弱者在政治上的较量，最终化为联邦法院里的司法诉讼。资本的势力依仗既有的宪法原则，强调财产的权利和契约的自由；工人的势力则发掘出新的宪法原则，突出美国宪法序言中的“公共福利”。一时间，最高法院成为了新旧宪法原则辩论交锋的战场。
遗憾的是，美国最高法院一开始却站在了大公司一边。在1895年著名的“美国诉奈特公司”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让“反托拉斯法成为一纸空文”。最高法院甚至将一些州的劳工立法打入冷宫，其理由是“偏袒工人，损害老板”。
在美国司法的保护下，资本主义继续其自由放任，似乎不可一世，但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终于爆发了经济大萧条。罗斯福以“新政”为号召，带领美国走向了一个节制资本、干预市场、倡导公平与公正的新时代。然而，保守的最高法院将其一项又一项规制经济、保护劳工的立法打入冷宫。新政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危险。
但是，司法保守的堤坝不可能永远阻碍追求进步的社会思潮。在强大的民意压力面前，最高法院个别大法官退缩了，一些大法官悄然隐退，新的最高法院认可了罗斯福政府一个又一个的立法。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法律保住了，《社会保障法》通过了，工人组织工会、集体谈判的权利确立了。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不再神圣。
新政最大的成就就是让富人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上世纪20年代，税收对富有群体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家族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有群体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入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入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
新政的大规模征税措施，导致了贫富差距减小，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里根执政之前。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争斗，美国社会终于开始走向基本的社会公正，劳工阶级终于获得了与资产阶级平等的法律保护。在争取平等权益的斗争中，与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相比，美国劳工更多是通过选票和法庭，而非单纯的罢工或暴力手段来获得这些成果的。
至此，美国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受到了约束，牟取暴利的垄断遭到了遏制，“镀金时代”的两极分化得以缓解，苦苦挣扎的社会下层有了起码的保障，从乡村到城市化、从农业到工业化的社会转型相对平缓。劳工争取权益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弱势社会群体树立了榜样，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和残障人士，都开始用法律来保护他们的权益，寻找他们心目中的公正。
自新政后，民主党就一直以弱势群体的保护者自居，其政治理念则是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扩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美国民主党推动美国进行的脚步并没有止于新政。
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
二战之后，继续推进美国迈向进步的是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了战后第一个解决国内问题的咨文，内容包括“二十一点”，这是标志“公平施政”纲领的开端。纲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5年—1947年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在经济复原和着重解决就业问题，使没美国从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取得了较大的成功；1947年—1950年为施政的第二阶段，重点在于改革，即扩大社会经济福利，但只取得了为数不多的实质性的成就。
“公平施政”纲领是杜鲁门政府的施政基础，在其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阻力，1949年第八十届国会对于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反应迟钝，公然敌视。“第八十届国会很快在华盛顿被称为“哼哈”国会，因为它通常麻木不仁，懒懒散散。”除了国会的不予支持之外，南方的国会议员施展惯用的妨碍议事策略来击败杜鲁门在民权问题上的努力，共和党人以及南方民主党人联盟成功地推翻了几乎所有的公平施政计划。尽管如此，公平施政”纲领在社会保障方面，也是有些成就的。
1950年通过的对社会保障法的修正案，增加了一千万新的受益人，范围扩大到农民、公务人员、个体手工业者、家庭仆人以及其他工人，并将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平均增加77.5%。1952年对该法案又加了一条修正 案，养老金再增加12.5%。而且社会福利保障范围的扩大，也使更多的人都能纳入到社会保障的体系中来，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待遇，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在战后对大萧条的恐惧。（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