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8月10日 星期六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中国•企业家日报

探索信息时代的经济规律

来源:企业家日报 作者:——杨小凯的贡献及其现实意义

  杨小凯教授逝世已经九年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杨小凯教授的传奇人生和杰出贡献,并不仅仅是对于一位优秀同行的怀念,而是有非常现实的动因和目标的。

  ■ 陈禹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九年来,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许多不寻常的事情。杨小凯以毕生精力关注与思考的那些议题,不管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还是中国的宪政建设,都更加尖锐、更加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也更加需要人类去认真思考和研究。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基本理念之一,时间之矢是有方向性的,人类社会,包括经济,是一个不断演化、不断发展的进程。它的丰富多彩、变化万千,超出任何最大胆的想象和最精细的设计;它会迂回曲折,但是绝不会倒退。站在2013年的中国,我们回顾近半个世纪之前的1966年,任何言词都无法形容中国和世界的根本性的变化,包括我们自己思想和观念的变化。甚至在2004年,在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在关于重庆模式的争论之前,许多问题都还没有像今天这么现实、这么清楚、这么迫切。

  我们比杨小凯幸运。这九年来,我们又看到了更多的新的现象和事件。九年来,历史再一次显示了它的伟大的力量。世界和中国的现实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源头活水,使我们更加坚信,没有任何一个僵化的理论框架能够束缚住活生生的现实。年轻的时候唱过一首歌,其中有一句词:“现实比幻想美得多”。几十年来的经历使我们更加坚信,现实永远会比梦想美得多!

  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杨小凯教授,正如陈平教授在他的书面发言中所强调的,“对学者的纪念,是研讨他提出和留下的问题。”作为同时代的人,作为同行,我本人从杨小凯教授身上学习和领悟到的东西实在是非常丰富的。限于时间关系,今天在这里只能简要地列举出印象最深的三点,作为对于杨小凯教授的纪念。

  一、挑战权威,追根溯源——从对于分工的重新思考谈起

  众所周知,早在文革中,作为一个中学生,杨小凯就以“中国向何处去”显示出了他挑战权威、追根溯源的豪气和眼光。作为经济学家,他以同样的风格和胆略,对于主流的经济学界提出了他的挑战。正如布坎南的评价所说的:“一点也不夸张地讲,杨小凯跳过了二百多年带有误导性的经济学分析,把我们带回亚当·斯密那里,领略斯密的基本洞见,并且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现代分析技术,重新对斯密的思想进行阐述。杨小凯的贡献由此深入到经济学的核心领域。”

  我们不妨深究一下布坎南所说的“误导”的具体含义,以及在今天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种种表现在哪里?亚当·斯密的“基本洞见”是什么?经济学的核心领域在哪里?这些问题不可能在这里进一步展开。我只想说:分工创造财富,1+1〉2,这就是被经济学界忽略了“基本洞见”和“核心领域”,正是由于传统经济理论拘泥于追求“一般均衡”和“最优分配”,才导致了今天经济学的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说, 正是杨小凯再一次显示出了他的豪气和眼光,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和黄有光教授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这不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界的肯定和关注。这确实是值得华人经济学界引以为骄傲的。

  现在我们正在试图认识和理解信息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正在努力解读互联网经济的复杂性。对于分工的重新认识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点。当然,更重要的是杨小凯那种挑战权威、追根溯源的研究精神和科学态度。

  二、注重质变,活用数学——超边际分析的启发

  杨小凯关于超边际分析的贡献已经为大家所熟悉。(例如他的《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我们在研究中对于这一贡献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对比表明,从边际分析到超边际分析,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手段的变化,这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方法的转变。简单地说,我们认为这是认识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的一个重要突破。

  仔细研究杨小凯关于超边际分析的论述,可以看到这样一点:传统的边际分析忽视了在定量分析前的决策选择,也就是说选哪个方案已经定了,需要研究的只是资源的安排、量的多少的问题。杨小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更重要的往往是决策选择的问题,资源的量的分配则往往是其后才需要考虑的、较为次要的问题。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杨小凯运用了“现代分析技术”——角点解,创造性地引进了超边际分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哲学理念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强调了“质先于量”的原则。这恰恰打中了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通病——片面地强调量的分析和数学模型,而忽略概念的、质的差别和分野。

  冯·诺伊曼曾说过:“用精确的方法处理根本就不明晰的概念和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他还说:“数学必须有能与微积分的发明相比拟的新发现,才能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决定性的成功。”“请记住这些观察分析结果以及目前人们过分强调微积分、微分方程等的应用是数理经济的主要工具的现状。”冯·诺伊曼这些话是在1944年讲的。

  按照冯·诺伊曼的上述观点,杨小凯的贡献就在于针对经济现象的具体情况引进了新的分析工具。这就是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性的进步,它克服了传统经济学只见量不见质的偏颇。我们并不是不要数学,而是要针对经济系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数学工具。正如冯·诺伊曼曾指出过的:微积分是在近代物理的推动下才形成和完善起来的,而不是先有了现成的工具。我们对于“科学的成熟程度的标志是利用数学的程度”要有正确的理解,不要指望数学能提供现成的工具。要知道,数学本身也是在与时俱进的。

  总之,超边际分析给我们提供的思想方法上的启示,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三、关注中国,立足现实——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

  杨小凯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斋中的学者。他对于实际议题的关注从来没有中止过。就说经济领域,他对于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步,都给予极大的关注和积极地参与。仅举一个例子,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

  现实的经济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几乎任何一个政策议题度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进行考察,并得到不同的结论。现实的政策研究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权衡。所以,过分绝对化的答案从原则上来说需要质疑的。当然,面对每一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和议案,此时此地应该向左,还是向右是要有明确的答案的。这就是讨论现实议题和理论议题的区别所在、困难所在。正因为这样,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常常会躲避难以回答的实际议题。然而,杨小凯不是这样。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从不回避两难选择,而是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哪怕这种见解不合时宜,有违众意。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认真的态度,这种较真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今天,中国经济面对的实际议题成堆,我们更加需要提倡面对实际的、有的放矢的、实实在在的研究和讨论。相比之下,空泛的、悲观的、无所作为的议论充斥着媒体和网络。对于这种状况,斥之为“清谈误国”也确有一定的道理。我们需要杨小凯这样的精神和作风。

  结束语

  从杨小凯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1966年以来,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世界的格局和形势,其变化可谓是沧海桑田、天翻地覆。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对社会的看法,对未来的期望,对人生的思考都已经远非我们当年的理想所描述的那样,当然也不是一句简单的对错所能概括的。没有改变的只剩下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信仰、对真善美的向往。

  纪念杨小凯,正是要表明我们对于他所代表的科学精神的坚持,正是要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集体失忆或集体失语。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人类的未来、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