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小华/文
资本市场作为众多公开公司的集散地，长时间的衰败，必然引起资本外逃和投资者恐慌。用实际行动和措施，挽救A股于危难之际，与稳经济增长，同样重要。
救市从三高下手
将救A股还是稳中国的经济增长，放在一块讨论，似乎有些风牛马不相及。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找一个符合实际且靠得住的万能救市措施，不妨借助超市的促销策略。买一送一、买一赠一、八折优惠这些常用于超市促销的措施，嫁接到A股，想必是一定会起作用的。因为，淘便宜货，是全中国人的消费嗜好，也是消费群体心理特征。
君不见，2005年股改时那波波涛汹涌的上涨行情，不正是由国人投资者蜂拥购买便宜货刺激而起的吗？非流通股股东为了获得上市流通权，采取补偿性的送股支付对价，在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下，最终支撑了连续近3年的牛市。
股改时的送股，只在形式上解决了同股不同价问题，并没有解决全流通体制下，供给增加后，市场压力释放的问题。当抢便宜货的热潮褪去，投资者最终发现，自己又一次把自己推上了断头台。
时下之A股，正遭遇IPO财务造假的信任危机，和饱受三高发行的罪恶之果。IPO造假通过显性的财务核查风暴治理，或许会收敛一时。必须指出的是，财务造假的犯罪成本并没有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各种陈旧过时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完善和修改。
2006年5月25日，陪审团判定安然公司主席肯·雷与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有罪。在斯基林被起诉的28项证券和通信欺诈罪中，有19项罪名被判成立。这样斯基林被判处24年监禁。而肯·雷在起诉2个月后过世了，不然，他将被判处高达45年的监禁。
24年的监禁，试问有多少人可以承担得起如此高的违法成本，人生又可以划分成几个24年？在这样的情形下，还有多少人愿意以身试法？
毫不避讳地说，中国资本市场的违法犯罪成本太低了。低到谁都可以承担得起。比如，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绿大地欺诈发行一案，最后的审判结果轻得让人难以相信。绿大地原实际控制人何学葵非法募集资金3.46亿元，仅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0万元。
三高发行的恶果，潜移默化地膨胀着市场的投机能量。允许三高发行，本身就是投机心态的诞生之物。脱离市场实际情况的发行体制，必然滋长二级市场脱离市场实情的恶炒。
如果不敢向三高发行制度开刀，走市场化发行的革新之路，那么不妨重温2005年时为确保股改成功的救市措施。一个最实惠、最吸引人的策略就是，送股、送股、再送股。凡是欲再融资的上市公司，必须在再融资同时再送几股，这样股本无限制地扩大，必然导致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向投资价值理性回归。
从经济学上说，在中国的资本市场，送股会引起股票价格的短期上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是，送股会促使股本增加，流通股份增加，自然会使得高估的泡沫向真实投资价值回归。在成熟的国际资本市场里，精明的投资者采取的套利策略，通常是买入该股的认购证，卖出正股。
多免税解围小微企业
与并不急于挽救A股的托市行为相比，让管理层更上心的是，采取更多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政策，以守住全年经济增速不低于7.5%目标底线。
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被多家媒体解读为，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国务院“稳增长”政策的第一波。
据报道，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研究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
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困难，不时见于各种报端。中小微企业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员，对大中型企业补充作用非比寻常，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作用十分巨大。如此重要地位的中小微企业，却面临着运营资金链断裂、生存困难的窘迫景况。
今年8月1日起，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终于迎来最实惠的刺激措施——暂免增收增值税和营业税。有评论认为，此举将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带来实惠，直接关系几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
为中小微企业松绑的力度，也许在范围上应该更大一点。不过，减税虽然能够缓解中小微企业生存之难，但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资源的自然搭配。调结构，需要有勇气承担经济结构调整的一系列后果，应适当允许部分企业破产，债务违约。
如果没有破产，没有债务违约，错配的经济资源一定不会重新分配，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会出现不彻底的后果。依靠主动性的结构调整，是一次不完善的变革，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去创新变革，承担更多的结构调整成本。不会有太多的人，在丰衣足食的富饶时代，能够主动地节衣缩食，为兵荒马乱做足储备。
利率市场化作用有限
曾有人将调结构的重任，以及解决中小微企业资金难的大任，厚望于利率市场化变革。19日，央行也顺水推舟地宣布，自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其具体措施包括，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下限；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确定的方式；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上限。
利率市场化的优缺点，一目了然。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为了吸收存款，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将存款利率调至市场利率上限，而发放贷款时，则会更加积极地竞争优势项目，以追求超高利率回报，对没有盈利项目或盈利能力不高的项目，会消极规避。简单地说，利率市场化会促使资金流向利润率高的行业，充分展示资本的逐利性。
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专门的融资途径对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方便，那么中小微企业资金困局短时间内得以解决是不现实的。忽略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优势项目的争先放贷，是中国银行业时下流行的传统逐利方式。短期内，这一方式将很难转变。
事实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先天优势，对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形成挤压。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利润优势，一部分来源于中小微企业的补贴。从调整经济结构上说，如果不改变国有大中型企业与中小微企业的差异化身份，那么，仅仅依赖利率市场化调整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相反，如果没有合理的调控机制和监管机制，经济结构失衡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
稳增长难掩投资依赖
24日的会议强调，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之前的国务会议，对高铁投融资采取的策略是鼓励民间社会资本进入。管理层冀望于刺激民间社会资本投身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经济增长的意图相当明显。
一个最抢眼的提法是，“向地方和社会资本开放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资源开发性铁路等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这样的表述，为社会资本进入壁垒森严的铁老大，扫清部分政策壁垒。
2011年下半年，高铁建设的质量，一度因严重的动车事故而遭受来自多个方面的质疑。几乎所有的高铁建设计划全部被叫停。不过，彼时，中国的经济增速下滑并非如今日之明显。随后，铁路部改革撤并，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也得以审判。高铁投资建设肩负起“稳增长”重任。
不过，高铁投资建设再次回归公众视野，一定程度上，同时暴露出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长时间以来，投资、消费、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撑力量。在目前经济增速下滑已成共识的态势之下，消费疲软、出口下降，惟有依赖投资拉动经济，成为不得不的必然首选。
一定意义上，国家经济的增长与企业利润的赚取，没有分毫之别。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净利润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企业内部产品线的不断延伸和扩充，成本控制，财务及管理结构的优化。外部经济拉动型增长，只是外生性增长，与内生性增长有较大的区别。内生性增长才是企业最应该追求和发展的首选方式。
这不由地让人想起“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名句。当然，强调“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并不是否认企业外生增长的必要性。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经济环境变化，外生与内生增长占比发生变化而已。
对一个净利润开始下滑的企业来说，寻找不到新的利润增长点，仅仅靠优化企业内部管理和财务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同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需要寻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形成新旧利润增长点交替补充的增长格局。
资本市场作为众多公开公司的集散地，长时间的衰败，必然引起资本外逃和投资者恐慌。用实际行动和措施，挽救A股于危难之际，与稳经济增长，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