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6月1日03版）
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理性速度
二十年前的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会，大会作出了加快发展的决策和战略部署，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中共十四大的三项决策逻辑性极强，第一项是发展目标，第二项是经济体制保障，第三项是政治体制保障。
中共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中共十四大对经济发展速度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决定将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由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增长8%至9%。这是中国经济增速“保八”的由来。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在经济发展领域被具体化为“保八”。
1992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保持8%以上，已经上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条“政治红线”。近几年来，每年“两会”讨论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政府都把经济增长的“保八”放在首位。这不禁让百姓们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保持在8%以上才合适？低于8%会出现什么问题？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GDP年增长率都没有中国这么高，为什么中国非要“保八”？
二十年来，虽然对“保八”有一些争议和存疑，但各方已经基本达到了共识：“保八”本身并不是目的，因为这将直接关系到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的水准之下，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稳定。所以，增长率问题的重要性不在增长率本身，而在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国家走向昌盛繁荣、老百姓走向共同富裕所必需采取的手段。2005—2011年，中国政府设定的GDP年度增长目标每年都是8%。
2008—2010年，关于“保八”的争议达到了顶峰。一场由金融海啸带来的经济危机在全球巨浪滚滚，2008年四季度中央开始启动扩大内需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力争“保八”。参与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副司长向东做客深圳卫视《22°观察》，讲述了“保八”背后的意义：“保八”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尊严。2010年4月，温家宝在《求是》杂志发表《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指出，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方针；经济增长只有保持在8%左右，才能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低了就会出问题。
二十年前确定的“保八”目标，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出现了调结构与保增长的纠结，需要进行修正或调整了。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从追求量的增长到追求质的提升的新阶段，发展的内涵也发生了新变化。
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四个估计不足”：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严重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严重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欧债危机、美债问题、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二次衰退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全球去杠杆化、债务—通缩、资产负债表通缩、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背离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十八大召开之时，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已连续七个季度增速放缓，再次向我们敲响警钟——过去“持续快速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了。凭借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和资源红利的快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增长依靠投资，投资依靠信贷，信贷依靠货币扩张的粗放模式不可持续；依赖出口快速增长的外向模式不可持续；低水平竞争和产能过度扩张的山寨模式不可持续。
这“四个不可持续”预示着：中国调整经济增速，既与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也有自身加快结构转型、提升发展质量的考虑。中国经济本身已到了转型攻坚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模式将发生改变。“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将2011年至201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多年来的最低值“7%”。2012年，中国政府8年来首次下调了年度增长目标：全年GDP增长目标为7.5%。
中共十八大显示出对经济减速更大的容忍度，以及对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清醒认识和力克经济体制改革难关的坚定决心。中国政府正在进一步淡化国民经济“加快发展”的提法，取而代之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说法。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加快”：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一词不再定义经济发展，而用来定义完善市场体制和转变发展方式。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李克强说，我们不片面追求GDP，将来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个中速增长期，很难长久保持两位数，但是只要保持住7%的增长，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就完全有可能。他强调，发挥好改革对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作用、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2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保持经济增长，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离京到广东考察，在广州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强调，科学分析明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既要正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又要看到具备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既要坚定必胜信心，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扎实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共十八大闭幕至今，从中共中央新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的表态中，便可窥探些许今后经济工作的定调脉络。中共中央高层已经认可经济适度放缓的现实，逐步放弃了“保八”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政治红线”，“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成为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收入分配、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的推进以及扩内需保民生等将成为未来的政策着力点。
2012年12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3年的宏观调控定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增强操作的灵活性。
稳中求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总基调。“稳”是稳增长、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使经济平稳发展的态势保持下去，进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条件。“进”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求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只有通过“进”，才能够不断巩固经济增长的新基础，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才能够尽快开启新的一轮更高水平、更可持续、更小代价的增长。稳中求进应该坚持数年，一直到完成中国经济的重大转型，即从粗放和数量扩张的特征转向集约和质量效益的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减速，并不代表中国经济将“硬着陆”。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未来十年，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国外多家媒体引用中国近期经济数据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具备广泛基础，未来经济仍将保持发展势头。根据2012年11月9日经合组织发表的2060年经济展望报告，最快到2016年中国GDP将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未来我国投资和出口难以保持高增长，消费受到多重制约，劳动力供给逐渐放缓，主要能源供给存在瓶颈，经济不得不适应L型的长期低速状态。中国经济要走出L型，需要有新一轮“创新驱动”红利来支持。中国经济在L型的底部至少要完成四个事情：房地产去存货化、竞争性行业去产能化、清除银行体系坏账，以及打开经济未来增量的空间，即以打破垄断、节制资本和权力、改革税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为突破口的扼腕式的结构改革，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四项政策推进的力度决定着经济底部的时间长度。
在当前的情况下，指望中央政府在基建和投资链条上下大规模的订单，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允许效率低下的企业“关厂”，可能是解决当前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唯一途径。企业减税已经从小微企业扩至中小企业，在2012年8月20日召开的全国减轻企业负担政策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工信部官员明确指出，减负工作已成为稳增长的一个重要举措，要把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作为落实中央政策的重中之重。看来，2013—2014年，中小企业将集体经受生死大考。
中速增长之下，地方政府发展思维和执政理念需要转型。首先，经济增速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将会降低，地方政府必须适应就业、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等更加多元化的政绩考核；其次，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财政低增长情况下，政府一方面要消化过去刺激高增长背的债务，一方面还要履行必要的职能支出，恐怕要习惯过“紧日子”了；再次，调结构和提升效率的压力将大大增加，中央强调的节能降耗、创新驱动等战略都必须在实践中来体现，但创新转变成提升效率又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这需要持续地扶持和投入。最后，地方如何找到未来的发展抓手？这变得很重要。比如，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如何在新形势下可持续地解决融资问题？这些都具有现实意义，需要各级政府仔细思考。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之后，未来中国政府将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稳定性和协调性、更加关注增进人民福祉，重返民富之路，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家园”。正如英国电影《女王》的经典台词所言：“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并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为了安静而有尊严地活着。”
五、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载体或者说依托是什么呢？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看来中央已明确确定，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
十八大报告在“十二五”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明显地，城镇化已经成为十八届中央经济发展战略的共识和重头戏。更有细心的人竟然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数一排二掌门人习近平、李克强的“履历”中去寻求“城镇化”大政方针的渊源：
2001年12月，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卖得出去，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需要的钱只能从市场中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靠市场进行合理配置来实现有序转移。”
1991年，李克强硕士论文题目为《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长篇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曾获1996年度（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1994年李克强的博士论文《论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国际比较与中国的经验》，也以城镇化为题。
或许是因为英雄所见略同，新一届领导人一拍即合。以城镇化为主导目标的“十二五”规划，事实上也在中央的全盘统筹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负责协调起草工作。
另外，十八大高层官员“西部化”趋势对于未来的中西部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十八届中央25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1名具有西部履历（习近平、王岐山、刘云山、刘奇葆、李建国、汪洋、张春贤、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龙），中共中央书记处有6名书记，全部具有西部履历。他们应该切身感受到中国大半壁江山西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
2002年12月，李克强担任河南省委书记，2003年提出“东引西进”，强调“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力推“构筑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近年来，李克强已经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指出“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推进城镇化有利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2年2月16日，李克强在《求是》杂志发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李克强在文章中指出，调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不仅可扩大投资，而且能促进消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并举。扩内需的最大产业潜力在服务业。
2012年7月13日至14日在湖北考察时，李克强指出：要发挥城镇化拉动消费、扩大和优化投资、改善民生的多重效应。9月25日，李克强在全国资源型城市与独立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及棚户区改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城镇化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2012年9月7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李克强说，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城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有利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居民收入。从需求角度讲，城镇化有利于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从供给角度讲，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有利于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意味着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2012年11月28日，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又强调：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可助力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13亿人的现代化和近10亿人的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这条路走好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贡献。
分析认为，10亿农民的城镇化计划是李克强主导经济的最高梦想。“三农”问题日益突出，这不仅是中国继续前行的最大挑战，反之也是最大机遇。李克强或许希望在自己任上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能够实现农村的整体转型、农民的集体转型、农业实现现代化转型，缩小甚至消灭乡下人和城市人的差别，让现在的农民过上和城里人几乎没有差异的生活。10亿人的“乾坤大挪移”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的”，是最实实在在、不掺杂任何水分的利国利民的大功绩。李克强任上若能对城镇化这一件事情起到决定性的奠基作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将在城镇化这个载体上成为现实。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积极”和“稳妥”两个关键词尤其值得注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化既要以人为本地积极推进，也要遵循规律稳妥求质前行。12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大力推进城镇化，将成为李克强主政后经济布局主攻方向。新一届领导人正在设法把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四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以产业为支撑，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四化”协调发展。新“四化”的作用，短期在于拉动投资，长期在于改善结构。2013年政府换届完成之后，将是新“四化”政策密集出台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需要着力解决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职业、行为和心理转换，努力实现“人的城市化”。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称，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去年已接近2.3亿，达历史新高，占全国总人口17%。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融入城市意愿比上辈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发生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双向流动”向“扎根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地区出现农民“被上楼”现象，大量土地被征用作为城市建设用地，居住在土地上的农民“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但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让农民工真正转移成市民，不仅关乎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未来，也是实现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政府决不能简单让农民进城就算完事，必须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首先要解决这些准市民的居住问题。居者有其屋，正是考量城市化是否真正成功的最重要指标。安居工程、保障房、廉租房等政策不仅针对市民，也应该对进城生活困难的农民倾斜。未来住房市场政策或房地产宏观调控，会更加注重让住房价格回归理性，以便为农民市民化做好准备，并以此来增加中国经济的活力与动力；其次要解决这些准市民的就业问题。帮助进城农民尽快转换角色、调整心态、培养技能，完成农民向城市产业工人或服务者等城市职业者的华丽转身，是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最后要解决这些准市民的子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短期来看，加快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剥离户籍附带公共福利。中长期来看，可以考虑将户籍制度改革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联动，将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联动起来，分步将农村人口城镇化。
此前几年，房地产为经济的支柱产业，过度扩张的房地产信贷政策与过度优惠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让房地产市场炒作盛行。有分析认为，下一步的城镇化，与传统的房地产商是无缘的。城镇化中的房地产政策将更加透明，如果农民的土地补偿大幅度提高，城镇化房地产开发因操作难度加大而变的缓滞。房地产开放商发展滞缓，并不会影响城镇居民住房改善。如果城镇化的土地改革能够配套，多种形式的自我改善将成为未来的主流；如果反腐败力度加大将挤出空置房，现在绝大部分城市也真不会再缺房。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房地产商或有90%被消灭，这是社会的进步，房地产商越多，房地产商赚钱越多，经济的市场化越远。（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