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东涛 欧阳日辉
（上接5月18日03版）
三、深化改革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不少重要词汇是被反复使用的，而频率最高的则是“改革”两个字，在整个报告中“改革”二字总共被使用了86次，成为重复之冠。这清楚而坚定地向世人宣示：改革没有回头箭。
为什么改革没有回头箭？因为我们的脚下仍然坎坷不平，因为我们的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屏障。十八大报告用四个“依然”清晰地指出了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运行中矛盾和困难日益突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未取得真正突破。
新一届领导集体自确立以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及工作会议上强调改革的重要性：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时指出，全面领会十八大精神，必须充分认识加快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11月30日，在中共中央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2012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搞好顶层设计，及时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坚持整体渐进和局部突破相结合，大胆探索，务求实效；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时提出，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考察广东。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他将改革开放称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习近平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视察广东，重温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路线，引发境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法国欧联网刊文《习近平首次离京视察：传递新版“南方谈话”》说，这给人传达了具有正能量的新版“南方谈话”：改革从自身做起，中国未来改革步子还会加快。加拿大《星岛日报》的社论指出，习近平与邓小平两代领导人所处的阶段虽然不同，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却同样是面对改革的新课题。
2012年12月8日，《深圳特区报》3版刊发了曾于1992年2月26日刊发过的评论文章：《多干实事》。编者按提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11月29日，习近平在阐述伟大的“中国梦”时特别强调了这句话。
深圳出产“实干”，信奉“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再次点燃了特区建设者以务实作风开创特区发展新局面的火热激情。
20年前的春天，深圳特区报连续刊发蜚声中外的“猴年新春八评”。其中，第四篇《多干实事》，强调的就是特区事业的发展要靠实干。今天，我们重温这篇评论，“言行之间，行重于言”，“干，才是改造世界的直接力量”，评论中的观点放在今天依然不过时，依然发人深省。
多干实事，首先，领导干部就要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为基层和群众多办实事，突破工作中的难点和“死角”，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现在的问题是，会议越开越多，应酬越搞越多，文章越写越长，所谓“两多一长”。而且，屡刹不住，屡禁不止，几近泛滥。原因何在？从心态上看，这里面有心存眷恋、不忍“割爱”者；有司空见惯、无足挂齿者；有抵制乏力、徒唤奈何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其中，似是而非的歪理也不少，比如，开会不多似乎没做什么工作；文章不长似乎显示不出水平；新张周年不搞剪彩庆典是有失体面；上级不到场就是不支持、不重视，下级不迎送陪同就是不尊重、不热情，等等。相互感染，彼此攀比，因而繁文缛节、形式主义便大行其道。试想，白天下“会海”，晚上上“文山”，中间赶应酬，剪彩宴请、送往迎来，能有多少时间专心致志干实事呢？又谈何提高工作效率呢？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以改革的精神，刮骨疗毒，干点实事。
改革共识已然初步达成，未来中国必将继续高举改革大旗。这样，下一步要具体如何改革则是新的关注焦点。改革千头万绪，未来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扰。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政府从经济活动中退出。从这种意义上讲，政府最大限度地从市场中退出，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转型期，政府是否退出市场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的进退选择也就成了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
一些经济学家将政府配置生产要素，形象地比喻为“政府的有形之脚踩住了市场的无形之手（价值规律）”。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必须收脚让市场真正做主。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又符合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政府经济行为模式是“小政府，大服务”。“小政府”主要是就政府机构而言的，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建设精简、统一、高效的符合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要求的现代化政府体制。“大服务”是指政府为保证经济社会正常、高效运行所具有的功能，主要包括政府为企业和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保障市场秩序、改善经济发展所需的软环境和硬环境等。“大部门制”不是简单地裁撤机构、精简人员和整合职能，而是服务于十八大的“两个完善”和“两个加快”，最终落实于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施政理念。
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应有进有退，有强化有弱化。我们不能把市场化条件下“转变政府职能”、“小政府”简单理解为“弱化政府职能”。当然，过去政府直接办企业等职能不仅要弱化，而且要逐步放弃，政府的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不仅不能弱化，而且要加强，特别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社会需求度高的领域。例如，产品质量安全、环境标准、食品药品安全、劳动场所安全、社会福利等社会领域，需要政府公权力大力介入。
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改革行政审批和监管的方式。完全取消行政审批是不可行的，行政审批改革的方向是把行政审批的程序尽量地科学化、专业化、透明化，而不是垄断在政府部门。比如，将大量不必要审批的投资决策权交给企业家，由市场决定；把核心决策（如环保评估问题）交由临时组成的匿名专家委员会执行。这种匿名的专家委员会相对于目前的纯粹行政审批而言，更加具有客观性，也不容易被利益相关者所左右。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释放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减少黑箱操作和腐败的可能性，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改革是利益调整的过程，自然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摸着石头过河”有利于推行改革，使得中国经济高歌猛进，世人瞩目。但也正这是些相对而言“较易啃的骨头”，或为下一步的改革引来了“拦路虎”。
邓聿文把我国既得利益者细分为七类，强力政府部门中的部分官员、地方政府及相关官员、国企中的一些高管、“洋买办”、房地产开发商、大的民营企业家、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上述七类人还可进一步归类，分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一、二、三类）；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四类和第六类一部分）；实业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五类一部分和第六类一部分），知识资本利益集团（前述第七类）。他们基本囊括了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这些既得利益群体虽然常常以“改革派”的形象出现，但骨子里却是中国改革的最顽固的阻力。
汪玉凯在“中国改革（2011）年会”上提出，既得利益群体应具备四项特征：有足够的权利资源；有足够的垄断能力；有影响官方政策制度的渗透力甚至决断力；通过利益形成边界获取集团利益。若以此为标准，可以发现中国已经存在三大既得利益群体：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能否破解这三大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已成为中国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所在。
要想在改革上有所作为，首先必须着力破解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必须在利益集团和其他社会阶层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新一代领导人正在为打破利益集团做出努力。
2012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坦诚地说，现阶段推进改革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为了最大程度减轻利益集团给改革带来的阻力，李克强说：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
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社会财富越增加，公平越重要。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公平”新概念，是我们党向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必将带动全社会自我革新，使公平正义像阳光一样温暖人心。
李克强提出“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就是为了实现“三个公平”服务的改革措施。而“三个公平”的实现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即除了“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以外，还要求“所有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换言之，共同富裕之路不是等天上掉馅饼，而是要靠自己的劳动致富！
李克强没有直接把改革矛头对准既得利益集团，要求既得利益集团立马出血吐肉。李克强把本来浑然一体的“利益”分拆成两部分：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对存量利益，优化即可；对增量利益，则要大“做文章”。李克强接下来强调要“调整改变预期利益”的说法，实际上是在给利益集团敲警钟。这就好像拎着利益集团的耳朵教训：以后你们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
如此看来，中央领导层对利益集团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阻力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李克强关于分拆利益的提法、利益增量上做文章、调整改变预期利益、“三个公平”与劳动致富的双向互动，可能会成为今后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实招。
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在视察广东提出的“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则呈现出柔中有刚，稳中求变的“习式风格”。香港《文汇报》2012年12月12日的社论称，习近平视察广东，释放两大讯息，一是表明将坚定不移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二是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12月1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则指出，习近平提出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其实就是要打破各种利益集团对社会资源的垄断，这种局面已经严重阻碍了改革的推进和普通百姓的上升通道。
“利益固化”有哪些表现？利益固化首先表现在“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一些重要的、急需制定的法律起草不出来，还有一些法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分歧很大，多次审议协调不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部门与部门之间争审批权、许可权、处罚权，实质是争本部门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再从公共决策方式来获得，而仅是来自于少数部门、组织甚至于个人，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往往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把其利益制度化的工具。其次，“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一些政府官员不仅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实质性资源，而且主宰了制度安排的制度性资源，权力大小成了获利多少的工具。当前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社会流动性固化、国有企业垄断等现象都是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有关。因此，重新界定政府官员职能应该是十八大后中国重大制度改革的难点。最后，“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公司化”。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民众反响最大的少数人“利益固化”表现之一，也是一块多年要解决而没有“啃下”的硬骨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之所以迟迟未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制于垄断行业利益集团的“利益藩篱”制衡。
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在广东视察的时候没有直接讲，但是他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应只是“自上而下”，民众与基层智囊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意味着新一轮改革将允许“自下而上”的改革创造和实践，以进一步推动改革。联想到习近平在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上19次提到“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能拘泥于由少数精英操弄的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当然，“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能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式方式，而是发挥人民推动改革的“正能量”。最近国内网络上的反腐行动搞得热火朝天，看来毛泽东说得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要取得改革的突破，就必须“强拆”利益固化的“藩篱”。利益固化的藩篱不仅会使改革受阻、经济发展失去活力，而且会严重阻碍各领域的人员横向和纵向流动，这样将导致整个社会进步失去动力。为此，必须重点考虑三项改革：加快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建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质性地突破收入分配改革。这三项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兹事体大，非容轻议。
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关于依法治国要求和精神的基础上，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空间（全面）和时间（加快）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革自己的命是很难的，法治建设在于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真正实行宪政——以宪法来治理国家。这既是体制内精英集团最容易达成的改革共识，也是遏制侵吞人民利益的官僚腐败和公权滥用及其衍生的种种社会不公的有效手段。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重点在于切实全面推行民间呼吁多年、政府文件要求多次的政企分开。不斩断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脐带、铲除行政性垄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想获得“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三个公平”是很难的。在“玻璃门”外，民间资本四处游荡。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畸形既是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重要根源，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障碍。但是，政府要扼自己的腕、断自己的后，是何其难啊！
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事关社会稳定、公平正义，而且关系到中国能够成功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制度的建立，涉及很多方面的改革。我们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重点还应放在初次分配上，即如何提高工资等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但是，增加和开征按财产和收入负担的直接税，包括开征固定资产税、遗产税、赠与税乃至移民脱籍补税，都会是这个一揽子改革方案中的必要配件。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是涨工资，如果不动富人的“奶酪”，改革就只能是蜻蜓点水，走过场。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视为判断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来年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风向标。根据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要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同时从解决当前突出矛盾出发，及时推出改革新举措；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2013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是推进多项重点领域改革，就路线图和时间表而言，收入分配改革有望提速，而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工作将继续推进。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与首创精神相结合，但一味等待顶层设计则可能错过改革的良好时机。根据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地方的“微改革”会风起云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能够解决切入点和突破口的问题，基层和地方从群众怨声最大的小事做起，探索和形成经验，中央总结、梳理，形成可操作性的顶层方案。
再好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方案都需要可行的落地实践，否则，顶层设计只能漂浮在空中可望而不可即的彩云。这就是经济发展宏观目标的科学制定和实践操作。而中国历年的GDP增长率，都是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