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东涛 欧阳日辉
自从2008年以来，我们每年撰写出版一部《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2012年以什么为主题？我们确定了《以民为本：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0年（2002—2012）》。因为自2002—2011年，每届中央全会的主题都是有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到2012年整整十周年，这必定仍然是十八大的主题。我们的预测是准确的，我们的著作出版5个月后召开的十八大，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央所作政治报告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我们在该书绪论的开首写道：“在中华民族几千年迄今的历史长河中，《诗经·大雅·民劳》开启了小康之言，司马光诠释了小康之涵，汉唐清留下了小康之鉴，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当代小康之基，改革开放开启了小康之门，十六大丰富了小康之说，十七大提升了小康之略，十八大必将进一步深化和弘扬小康之慧。” 这是巧合吗？不是，这是我们长期预策和跟踪中国改革发展走向的必然结果。
一、中共十八大，高亢的理性与理性的高亢
欧洲有一个老牌的强国德国，其人口数量居中欧各国第一：8200万，但每年都在递减。东亚有一个古老而新兴的人口大国中国，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数，与德国国民总人口数量旗鼓相当：8260多万，而每年都递增200多万的新党员。
这个诞生了91年、执政了63年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于2012年8月8—14日召开了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以清新的气氛，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一是气势如虹、高瞻远瞩地高举“两个一百年大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二是高举经济建设、民生和小康社会建设大旗，提出了以现在为基点，到2020年全国人均收入翻一番这一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三是高举科学发展观和环境大旗，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四是高举廉政大旗，进一步从严治党治政，高调和紧锣密鼓反腐倡廉；五是高举改革发展大旗，在各个方面寻求改革和发展的新突破。
十八大闭幕后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紧锣密鼓到各地调研，尤其是新任总书记习近平首先出行深圳，重走1992年在深圳走过的路线，给了全国和全世界一个重要信号：十八大领导集体将继续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
中共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了十八次，而第十八次大会国内外的呼声的高亢程度是少有的，被媒体称为“全球最重要政治会议”。面对全国全球对十八大召开的普遍赞誉，看到全国人民对十八召开的欢欣鼓舞，长期跟踪思考探索中国改革发展历程的我们，反倒有着许多冷静和理性，更多思考的是“后十八大”面临着哪些严峻问题，又怎么解决面临的严峻问题，从而确保十八大的宏伟蓝图顺利实现。因此，在冷静的思考中吟出了一首词《满江红·后十八大之喜与忧》来。
小小红船，南湖水，扬帆劈浪。
拯苦难，漫天星火，党旗飘荡。
风雨征程九一载，神九蛟龙航母壮。
十八大，再举改革旗，人心向。
多少事，当考量；
钱袋胀，幸福晃。
筑和谐社会，几多关障。
贫富悬殊深治理，公平正义高擎杖。
勿等闲，风起巷窟间，掀滔浪。
上词最后一段三句“勿等闲，风起巷窟间，掀滔浪”，受启发于《战国·宋玉<风赋>》。十八大之后的路子好走吗？我们想起了战国后期著名辞赋家宋玉的《风赋》。上词就是受其启发而填。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的历程，面对十八大的召开，笔者看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到豪迈而又舒畅。而面对“后十八大”，既看到激动人心的豪迈和意气风发，又看到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感到十八大新班子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这使我们联想到战国后期学者宋玉与楚顷襄王的一次对话。
战国后期辞赋家宋玉相传是屈原的弟子，曾事楚顷襄王。一次，宋玉陪同楚顷襄王游兰台宫，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挡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宋玉的回答真是极品“马屁”。
楚顷襄王更不逊色，展示了“与民共享”的大王之气，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
宋玉话锋一转，阐述了“风”的科学：“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即是说：“风”不是空穴而来的，而是制度有了空子，“风”就会乘机钻营，而且“风气殊焉”。
看来，宋玉并非是“马屁精”，而是要向楚顷襄王兜售自己的治国理念：不要被表面虚假的因果关系所迷惑，要寻找隐藏在背后的真正原因。
王曰：“夫风始安生哉？”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看来，宋玉又在“拍马屁”了。是吗？再往下看：
王曰：“善哉论事！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故其风中人状，直憞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篾，啖齰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宋玉最后从对 “俗人之风”的描述，引申到治国方略：老百姓造反起义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这个“俗人之风”，“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这是提示楚顷襄王要对社会底层“穷巷”间贫民要给予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
要预防“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要避免“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党的十八报告充分展现了全党的忧患意识和清醒头脑，明确指出：“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
二、“托克维尔悖论”与穿越“历史三峡”
无独有偶的是，十八大前出版的几本著作，也与党的十八大的忧患意识耦合一起蹿红，使得京城一时“洛阳纸贵”。一本是1856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另一本是2012年3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合著的《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Why Nations Fail，Profile Books Limited）。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怎样的书？这样一本旧书，能给当下的中国带来何种新的启示？《旧制度与大革命》阐述的却正是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话题：在大革命发生以前一段时间，财政政策的调整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发在这个总体情况相当不错的时期。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二十年，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甚至“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蓄意追求财富的民众与日渐介入市场的政府之间，发生了最终的激烈决裂，于是全法国陷于这样一种滑稽而又悲惨的境况之中：“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当民众发财致富的欲望被政府刺激得不可抑制，而又被政府的各种错误政策、执法阻碍实现的时候，经济繁荣反倒点燃了革命的烈火。
托克维尔还发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也就是说，一旦这种压力减弱，民众对周围的压迫变得敏感起来，各种欲望被调动起来，革命的欲望常常随之而来了。
托克维尔归纳的革命爆发的两个“悖论”，有些类似经济学家诺斯总结国家与社会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矛盾的关系：“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出于统治的需要，一种经济上低效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却可能是合理的。国家在界定与保护产权过程中受交易费用和竞争的双重约束，会对不同的利益集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从而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从而导致经济衰退。公平同样是政府做事的出发点，必要的时候为了公平，有可能牺牲效率。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如何发挥其对于经济的正面激励效应，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制约难以驯化的权力，也就是政治学家福山所谓解决“坏皇帝”问题。
很多人认为，托克维尔所描述的200多年前的法国，与今天的中国有几分相似。托克维尔提出的“两个悖论”，也在警示中国改革的发起者。2012年2月，经济学家华生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更新了一条评论：“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2012年4月26日，地产大佬任志强在他的微博里提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马克思的同代人。有助于反思中国的‘文革’产生的条件与土壤。值得疑问的是为什么‘文革’之后，中国没有进入民主。”此后，国内思想界爆发出一场大讨论，《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知识分子传阅的读物。
这是否反映了高层的某种共同认识？终于在2012年11月30日的中纪委座谈会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对与会专家学者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全国载歌载舞庆典十八大召开的时候，作为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绝不会是个人行为，而是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的共同思考。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姐妹篇《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类社会为什么有的会繁荣与昌盛，而有的却停滞与衰落，繁荣与贫穷的根源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是老问题，早就有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探讨过这些问题：国家为什么会有兴衰？国家兴衰的根源何在？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一国家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什么发展有快有慢？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为什么有些国家获得经济繁荣，而有些国家却遭受贫困和衰败？
《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论述了到底是什么创造了社会的繁荣与贫穷。“体制、体制、体制”！本书的第十三章以这样的题目再次强调他们的论点。贯穿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一个社会的体制决定这个社会的命运。成功的、繁荣的国家和社会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用这两位学者的术语来描述，这种体制是“包容性体制”，是多元性体制；而历史上那些将失败或已失败的国家，无一不是因为采取了一种糟糕的体制——攫取性体制，这种攫取性以榨干多数人而为极少人服务为目的。
攫取性体制在世界上占大多数，最大收益者是统治者，而且不那么容易被改变或推翻。攫取性制度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促进经济发展，但由于它的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整个国家制度建立在剥夺多数人而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基础上，大多数人没有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因而，国家不仅不能持续繁荣，很难有技术创新和进步，还经常面临为争夺权力而引发的内乱和不稳定。无论是从效率还是公平上讲，包容性制度都优于攫取性制度。
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包容性的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保障财产私有（私有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保证个人创业积极性与法制），鼓励投资和科技创新。包容性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确保国家基本设施教育医疗等的建设等等。作者认为，两个体制之间的关系是互为保障的，仅仅有经济包容性体制，没有政治包容性体制，经济发展没有持续性，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停滞以致失败；政治包容性体制为包容性经济体制开路，并促使其进一步发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最终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走向繁荣和富强。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这部书“最引人入胜的是作者关于美国与中国的警告。”作者们对中国的论述（第五章和第十五章）是很精确的。本书详细地讨论了中国1949年以来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经济体制的不同带来的不同的结果。前三十年中国采取的是攫取性的经济体制，公私合营、合作化运动等等，最大收益者不是普通的人们，而是掌管国家权力的极小部分人；后三十年中国采取了部分包容性体制，中国的经济起飞，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要是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具备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的让人惊异的发展速度会慢慢地蒸发掉”，除非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遗憾的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并不完全了解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并不是掌管国家权力的极小部分人攫取了社会的财富，使得人民贫穷，而是那个时代对“先进指导思想”的教条主义理解，以及对“私有制”理念和制度的全面扫荡，使得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普遍下降，从而全面造成国穷、官穷、民更穷。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届又一届中国中央领导集体是越来越聪明、智慧的领导集体，都努力寻求“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平衡之道，不断完善包容性体制。并通过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探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力争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从而实现一位美籍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多年前提出的“穿越历史三峡”假说。
1996年9月，唐德刚先生在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三期发表的《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中，率先提出“两百年出‘三峡’说”。唐德刚把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共出现两次转型。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围绕着“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这十二个字的转变，秦国自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经过了两三百年才最终完成。
唐德刚在文章中写到：“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做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200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奋斗目标：“2049年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与唐德刚提出的“2040年穿越历史三峡”，时间非常接近。这无论是巧合，还是偶合，都将使中华民族真正昂首挺胸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无论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49年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还是唐德刚提出的“2040年穿越历史三峡”，都不会自发地实现。都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矢志不渝地坚持：改革、改革、改革。改革没有回头箭。（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