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社会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表现，它可以推动投资型的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加快社保体系的建立，改善公共产品短缺的状况。与此同时，它也有利于建立一个公平、有效、自由的市场体制。
■ 秦晓
国企体制是我们当前面对的各种经济问题中最需要突破而又最难突破的问题。说它最需要突破不是因为在国企经营层面上存在治理和管理、效益和效率方面的问题，而是因为国企在体制层面上造成“国进民退”、垄断、民间资本外流等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能否及时、妥善处理，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正当性。
国有资本社会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表现，它可以推动投资型的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加快社保体系的建立，改善公共产品短缺的状况。与此同时，它也有利于建立一个公平、有效、自由的市场体制。
从政治上讲，权力来自人民，执政党的基础归根结底取决于它们倡导的理念、建立的制度、推行的政策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赞同，而不是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从国家发展战略、国计民生的保障来讲是科学、民主决策和市场经济活动互动的过程，而不是政府通过控制企业、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对具有自然垄断和公益特征的行业，前者如电网、铁路，后者如管制价格下的能源，水、电、气等大多数都可以通过颁发许可证、确定价格和收益、公开招标等由私人部门承担。
政府的职责是制定规则和监管运行，而不是通过所有权来实施，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价格管制的行业不能一概被视为公益性行业。
现在有些人在国企制度改革问题上重提姓资姓社，公有私有，这是对30年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共识的颠覆和倒退，也是对市场化转轨取得的成就的否定。这不仅反映出观念的陈旧，更值得警惕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新一轮改革不仅需要观念的更新，还需要克服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领导文萃》2012年9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