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曙松 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杨现领博士、华中炜博士也参与了本文的讨论与起草）
（上接1月5日04版）
第三，中心城市和邻里效应使得中国产生了长三角和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等区域性增长中心。深圳作为珠三角的中心城市，也是第一个经济特区和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场，在80年代实现了快速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在这个十年里，实现了平均高达40%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造成了珠三角城市圈的整体繁荣，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区域性增长极。上海作为长三角的中心城市，在90年代获得了最快的成长期，并与杭州、南京一起构造起长三角城市圈的增长与繁荣的支点，使之成为中国第二个区域增长极。（见图表32、33）
（二）中国城市化：曾经，缘何成功？
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化的成功并非偶然，成功的原因也并不特殊，从上述分析的逻辑框架调查，应当说是基本契合了“3D黄金法则”，那些认为政府主导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看法可能误解了这个城市化过程中的真实推进故事。（见图表34）
第一，密度的提升。流动人口和资本向城市集中，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密度，使生产和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发挥。过去20年，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从内陆迁移到沿海， 那个时候，农民从最穷的省份流出，如贵州、四川、安徽、河南，在1990-1995年间、1995-2000年间、2000-2005年间跨省流动人口分别达到1000万、3200万、3800万，这些人口先是流向沿海的广东、深圳，然后是浙江、江苏、上海。目前，这些省市的人均GDP在2010年已经和瑞士、澳大利亚差异无几。（见图表35、36、37、38）
从城市常住人口的结构来看，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大中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8%、65%、300%，由此可见，流动人口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对城市生产密度、消费密度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构成城市繁荣的基础推动力。
从资金流动来看，过去20多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FDI一直占据绝对权重，最高时期曾吸引了全国80%的外资流入；从城市层面看，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三个FDI流入最多的地方，最高时，三者合计占比曾突破20%。这也再次验证，不同城市在吸收人口和资金方面的能力是绝对不均衡的，城市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首先是城市分化的过程，其次是逐步收敛的过程。
从知识密度和知识投资强度来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超过300亿元的有江苏、广东、北京、山东、浙江、上海、辽宁和湖北8个省（市），共支出5774.7亿元，占全国经费总支出的66.5%。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达到或超过全国水平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苏、陕西、广东、山东和浙江8个省（市）。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的省市，研发支出比例越大，从而使得知识密度提升与城市繁荣形成正反馈效应。
（见图表39、40、41、42、43）
第二，距离的缩短。经过1997年前后、2002年前后、2009年前后三轮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中国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有形的物理距离在显著缩短，使得商品和服务流动的时间和交易成本显著降低。从数据上看，过去10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增长30%、公里里程增长280%、高速公路由无到有增长10倍以上，民航航线里程增长80%。
第三，分割的减少。中国于1980年前先后指定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为四个经济特区，这四个地方远离北京政治中心，实施务实的经济开放政策。作为位于沿海地区的开放区，且与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邻近，市场和贸易分割的减少使经济特区在吸收外资方面获得了明显的效果，1981年这四个特区吸收的外资在全国的比重高达59.8%，其中超过50%被深圳吸收。这种成功使得当时的决策者很快把这种开放式政策推广至14个沿海开放城市、6个长江沿岸城市以及11个沿边城市。（见图表44）
三、中国下一阶段的城市化：如何运用好“3D-经验法则”？
历史的成功不会自然导致未来的成功，未来十年，决策者试图将城市化作为中国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转型的一个主线索，在我们的“3D-黄金法则”框架中，如果中国的未来城市化可以能够复制历史的成功，使城市化与增长和繁荣之间持续保持正相关关系，关键不仅仅在于政府如何规划、如何推动，而更在于以“3-D”为核心的市场力量如何发挥作用，具体而言：（1）处于城市化初期的省市，将走向以提高密度为核心的“1D-城市化”；（2）处于城市化中期的省市，将走向以缩短距离为核心“2D-城市化”；（3）处于高级城市化的省市，将走向以减少分割为核心的“3D-城市化”。（见图表45、46）
（一）参照国际经验来设定1D区、2D区、3D区的界定标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