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全世界人民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聚焦于中国——这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古老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而且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路向好，2005年底，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占世界GDP约5%；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却面临着一定的制约和不同的选择，其中以消费拉动与市场促进的选择，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最佳选择。
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
当然，有一种现象我们必须注意，这就是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也随之提高，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无疑增加了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最近两年，西方世界由于遭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开始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中国中央政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扩大内需方面，以减轻国外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从过去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模式，转变为以消费为主体拉动的新模式。这种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经济政策，无疑是完全符合中国现实和国际现实的英明决策，这将创造一个极大的市场，其市场容量将与美国和欧洲的市场等量。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巨大市场，不仅国外的企业家们要加强研究和学习，国内的企业界同样也要加强研究和学习。而且，国内的企业家们更需要对中国营销与营销中国进行研究，以便他们更加有效地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经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在过去的30多年当中，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持续大幅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同时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等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并且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低收入群体没有支付能力。
根据相关的经济数据进行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消费，在经济增长的拉动中占将近80%的比重，而投资大约占到20%的比重。我们国家现在的比重投资占到50%，而消费仅仅占到39.1%，所以我们要促进经济增长，首先要调我们的经济增长结构。
而居民消费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大致相当于投资率提高1.5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因此，未来中国的消费率若能再提升10—15个百分点，基本接近国际平均消费率水平，那么就足以弥补因投资或外贸下降所导致的经济总量的变动。可以说，消费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所在。
在经济上中共十八大的主体精神就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同样，要实现“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必须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先来看一些经济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的GDP为47万亿人民币（约为7.3万亿美元），世界第二；人均35083元（为5432美元），世界第89位。据财政部的数据，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是10万多亿元，（其中个人所得税为6054亿元。由于个人所得税计算在居民个人收入里，因此，要把它从财政收入里剔除，政府分得的“蛋糕”为103740亿－6054亿=97686亿元），占GDP的22%。
接着分析居民个人从“蛋糕”上切走了多大一块。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5月2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2452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
同是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人数为1.23亿人，工资总额为42452×1.23亿≈52216亿元。剩余的3.5914亿－1.23亿=2.3614亿人应该是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为24556×2.3614亿≈57987亿元。这样，我们得出城镇职工工资总额为52216亿+57987亿=110203亿元。
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农村人口6.5656亿人，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农村户口劳动者（含2.5278亿农民工）总收入为6977×6.5656亿≈45808亿元。
于是，我们可大致算出2011年全国7.642亿从业人员的总收入（为110203亿+45808亿=156011亿元，扣除6054亿元的所得税）， 约为15万亿，占GDP的32%，月平均工资（收入）为156011亿÷7.642亿÷12≈1701元，大约为260美元，不到美国人月均工资的5%，仅相当于卢森堡熟练工人法定月最低工资标准的1/10。
“蛋糕”被政府和劳动者切走后剩下的就是企业的，大约为27.2万亿（企业分得471564亿－97686亿－156011亿=217867亿元），占GDP的46%。2011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4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9.1%。也就是说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不到40%。
2011年，美国名义GDP总值为150944亿美元（上调67亿美元，同比增长3.9%），人均48373美元；实际为133153亿美元（上调19亿美元，同比增长1.7%）。美国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为58%， 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77.6%，拉动增长1.3个百分点（其中个人消费贡献率88.8%），拉动增长1.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含统计误差）18.1%，拉动增长0.3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4.2%，拉动增长0.1个百分点。
发展经济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所有国民摆脱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疑虑，让人们生活得更体面、更祥和、更幸福。实现这个目标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我们所说的“公平分配”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让中国人民的收入倍增，因此加快收入增长，将是一个趋势，收入增长加快的路径，必须首先表现在城镇最低工资的上升方面，因为这些年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蓝领阶层的收入增长相对较低。制造业、蓝领工人收入的上升，继而传导到农村收入的上升。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一个特征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就是制造业的工作和务农的工作，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同一拨农民工，可以在城里打工，享受每年15%—20%的最低工资上涨。如果他们留在农村务农，他们也能看到自己养的猪、自己种的菜价格也在上涨。
这个现象在中国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以来所形成的一个“中国特色”现象，因为过去农民工大量到城里来务工，剩下的农民工相对于土地来说还是过剩的。所以那个时候工资也上不去，农产品价格也不怎么涨。但是现在毕竟有了所谓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应不像过去那么充盈。政府也是比较鼓励收入差距的缩小，比较鼓励最低工资上升的，但是它会间接影响到农村收入上升，表现在农产品价格趋势性成本推动的上升方面。对此，我们认为有利有弊的，利在于推动消费，更何况农民收入涨得快的话，边际消费率较高，会总体推高中国的消费。但是农产品价格趋势性上涨，无疑会引起通货膨胀压力。这自然是一个两难的选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我们设想，在今后的10年内，假如城乡居民的收入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的话（高于GDP的增长），再假定边际消费率为80%的话，未来10年中国年均社会消费总额增长将为12%，2017年达到36.3万亿元，占同期全国GDP（假定以7.5%的速度增长）总额的50.1%（均排除通胀因素）；2022年社会消费总额将达到64万亿元，占同期全国GDP（假定以7.5%的速度增长）总额的61.5%（均排除通胀因素）。这种增长模式无疑会从根本上降低中国GDP的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国际经济发展变化态势，更符合十八大的经济社会发展主题精神和中国人民的愿望。
重点消费市场与消费能力的培育
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消费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的增长将是全面的，但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关注：
农产品的消费。对于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会日益增大，这种需求来自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饮食结构的改变。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现在不是解决怎么吃得饱的问题，而是想着怎么吃得好。现在大家吃饭、吃面的少了，吃肉的多了。牲畜对粮食的消耗远远大于人类，如果饮食结构改为吃肉的话，对于粮食的间接消耗明显增大。6斤粮食才能换来1斤猪肉，1斤牛肉要消费13斤粮食、饲料。我们认为粮食的价格，农产品的价格长期来看会是趋势性地增长，这既有之前说的成本推动因素，就是城市和农村争夺劳动力，也有民众饮食习惯的改变带来粮食需求增加的因素。假定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每人每月多消费100元的农产品，全国平均每年在这方面的新增消费大约为1.62万亿元，平均每年可拉动3.4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家用电器产品在农村的消费增长，将成为一个新的亮点。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而且是相对较快速度的增长，农村居民对家电产品的需求，将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目前城市居民家庭已经必不可少的类似家电产品，也将会成为农民家庭必不可少的产品，因此这个消费市场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完全可以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的市场因素。如果全国约1.7亿的农村家庭，都能够在未来的5年内拥有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庭用电器，我们估计这将会创造出一个大约3.1万亿元的巨大市场,平均每年可拉动1.3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会有很大空间，主要表现在中国中高收入人群以及大众对名牌产品、高品质产品的青睐，这就预示着中国将来的行业发展的方向和新的投资机会。过去找投资机会总是看我们哪些行业出口增长快，有的时期是航运，有的时期是服装制造业，或者家具，这些行业可能就有投资机会，将来可能不是选择。过去流行made in China，将来要寻找投资机会，应当是寻找行业落脚点在made for China。国外品牌汽车、首饰、服装、化妆品等等，中国人买得最多的这些领域，有更大的投资机会。随着将来城市居民收入的倍增和消费率的提高，可以预见消费增长特别是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将是非常迅猛的。
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需求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到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会进一步上升。文化、娱乐、旅游，这种满足精神层面的消费在中国的基数还是比较低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外，金融服务业。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规模日益增长，高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的投资和理财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过去人们投资大部分人都选择买房子，如果将来能有更多的投资渠道，金融服务业将有更大的发展契机。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还非常低，因此，要提高消费对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政府应该积极培育消费能力，特别要注重培育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为此，我们提出一个政府作担保由银行发放10年期农村居民消费无息贷款的建议，发贷对象以现有农村人口计算，根据地区和收入差别每人每年发放1000—3000元人民币的无息消费贷款。让们简单地说明发放此种贷款的经济和社会学意义如下：
其一，这样可以从速加大内销市场。以中国农民现在的生活水平谁说他们没有需求？只不过是有需求愿望而无需求能力而已。对比给公务员加工资来说这种方式更为有效，因为给公务员增加的工资可能绝大部分还是存到银行了。
其二，这样做可以刺激日用商品的生产从而扩大城市就业，也就能解决城市下岗职工给国家带来的再就业压力，同时也有利于吸收从农村转到城市的农民工就业。
其三，此种作法可以培养农民兄弟的商品经济意识，通过宣传和教育引导农民，特别是那些有潜力的农民，可以将一部分贷款转换为生产投资，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和附加价值，从而取得更大的经济效果。
其四，这样做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避免入世后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冲击的一个措施，因为农贷毕竟是个商业和消费行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抓不住把柄。而且因为投资主体是农民自己，只要政府稍加合理引导便会使投资产生较好的效益。
其五，这样做可以加强政府在农民中的良好形象，缓和多年来农民和政府的紧张关系，有利于真正落实中共十八大关于发展经济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精神。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避免产生负面问题，则应当事先做好通盘研究。
假如全国的农民为8亿，假如政府每年给这10亿人每人贴息贷款1200元人民币(按每100元/人计算)，那么全国每年新增加的消费就有 8640亿元人民币(1200×8亿90%)，也就是说可以直接增加8640亿元人民币的GDP产出。由于MPC=90%，那么GDP增长的乘数应当是1/10%，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乘数效应，每年全国大概可以有86400亿元人民币的新增GDP机会或可能，从而强劲地拉动GDP增长。
让我们接着算，假如国家的税收是GDP的25%，贴息率为7%的话，那么国家每年将新增加税收2.16万亿元人民币，而国家为农民贴息为0.61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国家因为此政策每年将净增加1.55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收入。国家可以用这笔收入去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高农业商品率，加大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如此良性循环若干年，农民的经济地位将有大的改观，农民收入也会不断提高，届时不怕农民还不起贷款。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考虑这个经济政策的其他经济社会效益，由于内需的扩大，原来失业的城市职工可能会重新就业。假如我们以工资占国民收入的50%计算，以每个工人每年工资收入为2万元人民币计算，那么因为此经济政策的实施，每年可以提供大约5400万的就业机会。由于这部分新增加的就业者有了收入，他们又会带动另一波的市场需求，如此反复，中国的经济自然就会有了全面的更大的发展了，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其他的一些经济社会效益账我们就暂时不去算了，比如通过此政策可以增强和提高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等等。单单就上述谈到的好处就足以说明这个经济政策是可行的。
此外，据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2011年12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85.2万亿元，年底外汇储备为3.2万亿美元。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为34.8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31.4万亿元，同时各项贷款余额为58.2万亿元（短期：21.7万亿，长期：33.4万亿）。我们估计到2012年12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将会达到或者至少接近100万亿元，年底外汇储备为3.6万亿美元，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很有可能达到35万亿元（到11月底已达到33.44万亿）。如何将这一大笔存款盘活，让其在消费市场上发挥作用，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人们的实际支付能力是支配人们的消费的最基本因素。中国国民的实际支付能力提高了，其消费却不随之提高，一定有其内在的原因。尽管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刺激消费”，但“畸形的储蓄倾向”基本没有改变。这种现象背后的，则是制度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短期行为……都与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当制度安排具有明确性与稳定性特征的时候，人们才容易做出较长期的预期，从而做出长期行为的选择。
然而，制度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一种极端化的长期行为。现在旧的制度开始失去效力，而新的制度又未能建立健全起来。这种状况，对人们行为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无疑是相当巨大的。现在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将来孩子上学，个人究竟要花多少钱？不知道；老了的时候，还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养老保险，如果有的话又能有多少？够不够维持生存？不知道；将来病了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有个大病，需要多少钱，医疗保险又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不知道，等等。
这一系列的不知道，形成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在中年以上的人口中就更是强烈。原因就是没有一种明确而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让他们做出预期。因此，我们认为要让中国巨大的城乡居民储蓄活起来，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做贡献，就必须在宏观经济决策上通盘考虑，给人民以定心丸，减少人民在住房、上学、看病等方面的顾虑，那么中国的消费增长还将会攀登一个新的高峰，在更大的程度上拉动经济的增长。
(作者田广系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访问教授，汕头大学商学院外国专家、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