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儿”是我当年插队时房东女儿的小名，我在她所在的山村学校代课时才知道她的学名叫“张惠芬”——一很土，很扑素的一个名字，一如她常穿的那件兰花小褂。
我遇到“小三儿”的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十六七岁，一个很干净又充满想象力的年龄。
“小三儿”的父亲赵老倌，一个在1949年以前闯荡江湖的人。在那个时候，他的正面形象时而是卖百货的货郎，时而是带领一帮人钻山开洞采玉石的袍哥小头目，至于这背后的细节，老人们仿佛都对我有所忌讳。他的传奇故事像山野的林风刮遍了安宁河谷下游，那是我们将在另一个故事里描述的情节。
“小三儿”父母的结合颇具当地乡土特点。在六十年代初饥荒时期，赵老倌已经是公社一个非常普通的汉族看水员，每天主要的工作内容便是根据各亩田地的用水量去截断或疏通溪水，顺便查看一下地里的庄稼。我们那个地方有“月城”之称，可见月光之明媚。在一个如水的月夜，成熟的庄稼在夜风中躁动，林子里不安分的野物的求偶声此起彼伏。就在这样场景下，单身壮年的看水员赵老倌遇到了偷粮食的年轻寡妇赵氏。按照当时的规矩，赵氏的下场无疑将很悲惨。但是赵氏健美壮实的身板和她那乞求的眼神肯定使赵老倌腿软心动，最终，赵老倌与赵氏的遭遇结果便有了野合的性质。事后，同样按山里的规矩，赵老倌娶回了赵氏。从此之后，赵老倌结束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在赵氏和带来的张姓男孩和女孩包围下获得了围着炉火发号施令的权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直到有一天一个城里男孩的到来才改变了这种平衡。记得赵老倌听生产队长说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他们家里的一员时，昔日的豪情表达得淋漓致尽——当即让小三儿和哥哥张应祥叫我“哥”，并把一大碗蔗皮酒——一种用榨糖后的甘蔗皮烤的酒要我喝完。这便是认了亲。错误就在于我多年后才知道这种认亲的深厚的山野习俗和内涵，但那时已经与事无补了。
从此之后，小三儿总是在山上、田里出工的时候、芭蕉林里砍野芭蕉的时候左一声哥，右一声哥地围着我转，而我也傻呼呼的应着。我和小三儿、他哥干活、打猎、采野菌、抓石蛙……总是形影不离。通常是，我和张应祥发动主攻，小三儿负责外围后勤，那时侯她总是流着汗涨红了小脸，两条小辫在碎花小兰褂上快活的摆动。看到这种情景，队里的大婶大娘就和赵老倌一块儿神秘地笑，笑什么，问他们也不说。
坦率的讲，小三儿是个勤快体贴的好姑娘，她真的是把我当作了哥哥。插队三年，小到手绢，大到蚊帐被褥从来不用我动手清洗，而绣满各种精巧图案充满川滇风情的鞋垫更是装满了张应祥给我做的小红木箱。到了我插队的第二年，我成了大队专业队队长兼中心学习组组长，又是小三儿上学的学校的代课老师。每天晚上，当我写材料或备课时，小三儿便在灯下为我补衣袜，添茶倒水，反正她有的是理由留在我旁边。后来，我的枕头下经常还会发现煮鸡蛋。再后来，张应祥不愿意同我们一块儿活动了。再后来，小三儿看我的时候眼睛里便有了一道特别美丽的光彩。她对我的照顾更加无微不至，乃至于在蚊帐里赶蚊子这样的小事她都坚持要亲手做……
那个时候，我对男女之事完全是个文盲，自以为我们真的是兄妹，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直到有一天赶场，一个知青问我：“兄弟，听说你和一个村姑好上了？”我还一头雾水。我想，我是一个知青，肯定是要回成都的，怎么可能和小三儿好上？那个时代，社会阶层的鸿沟深入每个城市人的心底，知青是拒绝山村爱情的。
后来，父亲借到攀枝花市（当时叫渡口市）出差的机会顺道上山看我，从他那绷紧的面孔上我读到了一些东西。他和赵老倌、小三儿在柴烟熏黑的里屋谈了很久，而把我打发到公场上去打麦子。送父亲回公社小旅馆的路上，在松明火把的照耀下，我看见了小三儿眼里闪烁的泪花。没有多久，公社书记亲自调我们专业队到另一个地方去开山修路，我便带队离开了小三儿和我的生产队。
再后来的那个冬天，父亲老战友的部队工厂专程到西昌招工，我被从西昌专区到县委的父亲的一系列战友们直接扭送上了北上的火车，以至于根本来不及和小三儿告别……
1999年国庆期间，我和几个当年的“插兄”回到了当年插队的地方——四川省凉山州的一个小山村时，我已经是北京一个独资公司的CEO了。当我问起当年的朋友——张应祥、小三儿的近况时，他递给我一支烟挡住我的追问，王顾左右而言他。晚上，一个当年要好的农民兄弟告诉我：我走的第二年，小三儿哭着嫁到了安宁河对岸的深山里，出嫁的第二年死于难产。
是夜，宿小街旅店，老板娘的SONY录音机放着一首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你的多少妹妹都嫁给眼泪？……”
一夜无语, 听山风独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