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曙松 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杨现领博士、华中炜博士也参与了本文的讨论与起草）
（上接12月22日04版）
5、“3D-黄金法则”——经验总结背后的逻辑线索
“3D-黄金法则”作为城市发展的经验总结，之所以可以构成城市化与财富增长的基石，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性，而非偶然：
第一条逻辑线索是消费模式的转变，这是解释人口向城市集中，从而提高密度的内在因素之一。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品支出在总消费中比重趋于下降是一条必然规律，消费者在食品之外的开支如汽车、娱乐、旅行、卫生保健、教育、电子通信等增加。
这种系统性转变意味国民需求结构的变化，同为消费者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经济部门相比，以农业为基础的产品在国民总需求中的占比下降，意味着农业和农业相关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一个自然的结果是劳动力离开农村，迁往城市，从而促使城市人口密度的提升。
如果农民职业转换的速度（从农业到非农产业）跟得上消费模式的转变速度（从食品到非食品），则农民必将进入工资更高的制造业或服务业，从而收入增加，使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正反馈效应。(见图表19、20)
第二条逻辑线索是农业劳动生率的提高，这是解释人口向城市集中，提高密度的内在因素之二。不同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农产品价值是中国的12倍，是印度的120倍，这种差异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勤劳，而是因为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这背后反映的是育种技术、土地制度、肥料、农业机械设备、仓储和配送设施的差异等。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农产品所需求的劳动力减少，从而为非农产业和城市释放更多劳动力，也使城市的生产和生活密度得以提升。对于英国、美国、德国这样的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农业就业比重一直维持在2—3%之间，中国的农业就业比重也从1978年71%下降到2011年的35%，这一比重大约相当于美国1900年代的水平。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落后地区，城市化的关键可能在于农业生产率的改进，将人带入城市的前提是将技术带入农村。(见图表21、22、23)
第三条线索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将工人导向机器难以替代的服务业领域，从而为中心—外围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提供了可能。作为一个结果，这导致存量劳动人口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同时由于不同制造业、服务业对地价、工资、运输成本的敏感度不同，因此，并非所有行业都集中在中心城市才是最优选择，这为外围城市或中小城市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不同制造业对收益和成本的敏感度不同，中心城市的高成本将部分制造业从中心城市拉出外围的中心城市。不同制造业拉出效应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几个平衡关系：（1）运输成本在产品价值中占比大小，这个占比越小，公司越有可能集中在中心城市，从而享受大城市和高密度带来的规模优势；（2）运输输入成本与输出成本之间的平衡，如果终端产品的输出成本远远小于原材料的输入成本，则该产业或公司集中在资源所在地更符合利润最大化原则，但资源所在地未必是大城市。造纸业和铝冶练业是典型的例子，它们都需要集中在木材和电力所在地。（3）对土地和空间的敏感度。有的行业如汽车装配厂需要占用较大的土地，因此，对高地价的容忍度更低，它越需要迁往周边城市。作为制造业，特别是一些中低端制造业，为了寻求更低的土地成本、靠近输入地，往往会在中心城市的外围落户。
另一方面，不同服务业对市场规模和距离的敏感度不同，有些必须集中在中心城市，有些则不然。具体而言：（1）对于消费者必须亲自到场的非贸易服务业，最为关键的变量是市场规模、消费者的出行意愿及消费行为的频度，有的服务如时尚服装店、专业医疗保健、专业教育、歌剧等需要大的市场，且消费频率不高，所以通常会集中在大城市。（2）对于贸易服务业，有一些之所以必须集中在大的中心城市，最主要的约束是面对面的接触需求（如律师、会计师、金融业、管理咨询业等），对这个约束条件不那么紧的服务业则可以落户在外围城市。（见图表24）
二、中国的城市化：曾经，缘何成功？
（一）中国经验：城市灯光更为耀眼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十分成功的，这表现在：
第一，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财富累积保持了正相关关系，如果城市的灯光代表繁荣的程度，那么中国的城市变得更为耀眼。从时间序列数据看：（1）单位城市土地面积/GDP在过去10年增长了5倍，而且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城市化增速与人均GDP增速之间保持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相关关系是动态调整的，且存在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即在2000年之前，人均GDP增速与城市化增速大致相当，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增速之差保持在20个百分点，但2000年之后，我们发现虽然随后的近10年是中国城市化平均增速最快的阶段，但是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却更高，两者之间的增速之差直线上升至60个百分点。（见图表25、26）
（注：该指数衡量的是人均GDP增速与城市化增速的相对变化关系，其中这两组时间序列数据均经过了标准化处理，即初始年份均标准化为100）
第二，财富向中心城市、大城市迅速集中，繁荣的灯光在目前这个阶段似乎还没有开始形成明显的辐射。如果用单位土地GDP和人均GDP作为参考标准将中国的城市进行划分，可以发现，经济密度最高（代表城市化程度高）、最为富裕的城市集中长三角和珠三角，且数量有限（图14）。尽管包头、东营、克拉玛依、鄂尔多斯这几个城市的人均GDP很高，但是单位土地GDP却在极低水平，这种反差意味着这些城市的繁荣和城市化、经济密度的提升没有关系，它们主要是依赖自身的自然资源，如前所述，类似繁荣难以持续。
从另一个指标来看，中国GDP规模最大的十个城市在全国的比重最高时曾达到25%，近年一直稳定在23%左右，而这十个城市的土地面积在全国的比重不足2%。这也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的财富创造和积累是非均衡的，在最终收敛之前，差距拉大是必然的，国际经验也是如此。（见图表29、30、31）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