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写 汪洋
“‘粮食危机背后的政治背景，比能源危机更为深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与经济研究所博士藤飞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则透露，人大经济学院完成了一项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研究报告，‘在这份向政府高层提交的报告中我们指出，不能排除有大国政治与经济阴谋的可能’。面对危机四伏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该如何应对？”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已经从吃饭财政的困境中舒缓过来，95%的自给自足，不会再为粮食短缺而焦虑。安全、民生、国际成为中国粮食的关键词，中国粮食不富裕，但中国有能力解决安全问题。粮食的自然属性和商业属性决定粮食是商品，粮食并非是政治，一旦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联系在一起，就带有政治色彩。我们希望回归粮食本来属性，而不要以粮食之名，把政治与粮食捆绑到一个战车上，尽管这种愿望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幼稚。至少单纯地对待粮食问题，比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以国家核心利益为主，主打粮食政治牌，制造粮食危机对世界稳定更有利。
“中国粮食威胁论”居心叵测
当全球粮价暴涨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始作俑者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的乱，而是看到中国更稳定了、发展更快速了，粮食供应充足，社会秩序井然。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粮食不仅让国民吃饱，还毫不吝啬地出口各国，服务世界，这一奇迹的根源在哪儿？就在于中国的国际视野和大国胸襟。
全球1/4土地高度退化，粮食减产成为趋势，全球粮价暴涨成为必然，多个国家掀起反涨价风暴。作为吃饭人口最多的中国，却奇迹般地成为这场风暴的绿洲。目前中国主要粮食不但价格稳定，而且供应充足，粮食库存5000亿斤，可供中国半年食用，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安全线，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依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我国政府自1996年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以来，在维护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近15年来，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中国作为一个粮食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在粮食生产、流通和进出口方面的举措对世界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上，中国粮食消费、进出口和库存等一些数据已经成为研究世界粮食问题的重要参考。
每当世界波动、粮价上涨，国外总有少数人散布“中国粮食威胁论”，渲染“谁来养活中国”的悲观论调。2011年日本不去检讨地震海啸引发核危机给世界造成的核污染危害，反倒在《SAPIO》杂志刊登一篇文章，宣称：“中国要把地球吃光”。我们常识得知粮食是再生资源，土地可持续种植，其用心值得怀疑。
近来国际上又有人重弹“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导致世界粮食价格暴涨”的老调。这是与中国粮食供求状况完全相悖的错误看法。我们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世界：中国不仅不是世界粮食价格暴涨的推波者，而且是重要的稳定因素。近年来，与全球粮食总产量下降和储备减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增长，供求平衡，储备增加，市场供应充裕，粮价也仅是温和性、结构性上升。从2004年到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依次达到：46946.9万吨、48402.2万吨、49749.9万吨、50150.0万吨和52500万吨、53082万吨、54641万吨、57121万吨。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8年增长。与粮食连续增产相适应，国家粮食储备连续增加。截至2008年，中国的粮食储备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数量，占当年全国粮食消费总量的比例超过35%，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的17%—18%的粮食安全线。与此同时，中国一直保持高粮食自给率，始终在95%以上。当然，中国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粮食自给，还有很多方面的事要做，保持耕地的数量，提高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控制耗粮工业的无限发展(把粮食转化为工业淀粉，用于造纸施胶，转化成工业酒精等等），我们现在自产粮食虽然能够基本自足，但仍然要警惕各种不利因素的存在，切不可盲目乐观。
弹丸之国的菲律宾由于耕地质量退化、面积减少，如何养活9300万人口已成为菲律宾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而菲国人口还在以每年200万人的速度迅速增长。约一半菲律宾人为购买一日三餐需花费超过56%的收入，越贫穷的家庭购买食品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大。同样是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柬埔寨粮食非但自给自足，还是大米出口大国。可以类比，粮食短缺与人口增长没有多少关系，而取决于对粮食政策的制定和决策。
在粮食问题上要有国际视野
中国会按照自己的步调行事，在主权原则问题上是不会给它任何机会的。同时中国专心做好粮食安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农业先进技术，先进农业理念，为农业的持续丰收做好准备。
中国在粮食问题上要有国际视野，在全球粮食危机、粮食战争打响的当今，保持高度警惕，解决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普世价值。如今世界金融秩序依然不见好转，全球粮食供应依然偏紧，粮食价格没有回落，中国粮食尽管已经取得连续八年的增产，连续出台了多项保农增产的政策措施，目的只有一个，稳定稳定再稳定，安全安全再安全。
中国担当具有两个基本路径，一肩挑民生，一肩挑国际，这是中国在粮食问题上的自律行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五谷者，万民命，国之重宝”，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是一国国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粮稳则天下稳，粮安则天下安。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既肇始于粮食生产从思想解放到制度突破上为中国各项改革“杀出了一条血路”，也在于粮食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科学发展和未来伟大复兴可以信赖的基石。
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阿巴桑对中国粮食安全的评价最为中肯，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政治稳定。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农业经济政策，其目标始终如一，即如何帮助本国人民。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农业政策包括许多预防措施。现在中国粮食能够自给，而且还有少量出口。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给世界粮食市场加重负担。中国农产品市场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做出的重要贡献。”
维护全球粮食稳定，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粮食危机必须有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国际评论由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G20，正在取代G8，成为左右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新舞台。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将获得更多的世界经济秩序发言权，金融危机远未见底，粮食危机远没有见底，金融峰会的承诺能否落实，所确认的原则能否贯彻，这是救人和自救的关键。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历史将对此做出评价”。
2012年的G20墨西哥峰会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抗经济危机的储备注入430亿美元资金。中国在上一轮IMF增资中贡献了500亿美元，占全部增资额的1/10。
中国承载具有五千年光辉历史的荣耀之一，那就是中国统治集团始终把农业进步，或者称之为农业革命，视为国家战略安全，这是中华文明始终没有中断的核心保障。如今中国在解决了13亿多人口吃饭问题，把先进水稻技术无偿给予亚洲稻米生产国以及非洲水稻国家，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所作所为。
以前我们常常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今天我们要说：全球胸怀和国际担当。
“粮食帝国”海空一体化战略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吃饱先给钱，没有钱给资源，没资源请靠边。粮食帝国的“粮食援助”总是看起来很美，实质却暗流汹涌，用心险恶，那只不过是用来操控他国的政治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粮食“毒品”罢了。那么，粮食帝国和巨头们是如何控制我们的胃，从而控制我们一切的呢？
全球粮食危机已经到了非常关键时刻。尽管全球主要产粮大国和地区的粮食产量在增加，然而，非洲大部分国家，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亚洲朝鲜、阿富汗等国家粮食紧缺的现状依然没有改观，且恶化继续。导致粮食动荡的元凶不是中国，而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食品巨头形成了“粮食帝国”，他们控制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命脉。而美国粮食政策如美国军事战略如出一辙，实行“海空一体化扩张战略”，即定价权、农业补贴、粮食自由贸易、粮食援助、转基因技术五大王牌。
信奉民主共和制度的美国人像服膺权力政治的欧洲人那样热衷于海外扩张。美国的扩张历史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大陆扩张、海外扩张、全球争霸、全球独霸。对此，美国著名“新左派”外交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教授的《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一书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解释。该书主要研究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的美国外交。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美国跻身列强之林并成为头号经济强国。内战后权力大为强化的联邦政府与新型公司资本主义一道，将彼此孤立的地方性社区整合为工业化的民族国家，从而为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沃尔特·拉夫伯认为，美国对外政策不过是国内经济利益的延伸。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商业巨头经营的公司推动了对国外市场的扩张。为了缓解经济萧条造成的国内压力，美国政府也竭力襄赞此事。虽然不同的利益集团对领土扩张有不同看法，但对寻找新市场的必要性却绝无异议，问题只在于何种途径最有效。我们来看美国的全球粮食扩张政策是怎样演绎的。
定价权制约中国
定价权指经济实体对其产品价格制定拥有主动权，若改变产品定价不会对需求有负面影响。拥有定价权的公司在成本上升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提价将新增成本传导给下游且不影响销量。美国掌控着世界多种物资的定价权。美国粮食巨头ABCD （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在粮食买卖上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如果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说，操纵粮食往往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四大跨国粮商垄断了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在近30年的历程中，它们控制了政府逐渐退出的粮食市场，把握了选种、耕种、面积、产量、储藏、运输、定价等所有环节，形成了极强的定价能力。而在加拿大，3家公司控制了超过70%的化肥销售；5家银行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农业信贷；2家公司控制了超过70%的牛肉包装。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农业社会学家比尔·赫弗南曾这样描述垄断的结果：食品集团通过“无缝的纵向联合，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比如，以孟都山和嘉吉建立伙伴关系为例，它们控制了种子、化肥、农药、信贷、收购、加工、牲畜饲料、牲畜生产与宰杀，以及许多著名的食品品牌。
在这几十年的粮食贸易中，最大的获利者是出口粮食的美国。2007年，美国农场纯利润达到870亿美元，比10年前上涨50%。有很多分析认为，这其中有美国的美元战略意图。虽然石油、战争、次贷危机等让美国雪上加霜，但低价的美元促进出口，高涨的粮价挽回其损失，仅此两项，足以扭转美国外贸经常账目赤字下滑的速度。而粮食危机的受害者，表面上看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但真正承担了金融危机损失的国家，是石油暴发户和崛起的新兴国家。
当大宗粮食控制在他国手中时，市场定价话语权就任随他翻手为雨覆手为云，我们自然就成为他国任意宰割的羔羊。
中国粮食进口数量较大，由于在国际粮食领域缺少发言权，即缺乏定价话语权，因此“买什么，什么贵”的怪圈左右着中国粮食进口。“中国需求说一直都是国际粮价出现波动的诱因。2004年我国小麦进口突然增加时，就曾带来了国际小麦价格的暴涨。”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分析师马文峰说。
美国将乙醇的税收抵减政策，必将导致食用玉米短缺，抬高玉米价格。作为世界主要的粮食进口国之一的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国际玉米价格在“中国需求说”的影响下逐步走高，中国将再次被迫高价买入玉米。
2010年12月17日，CBOT玉米期货因乙醇的强劲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收至将近28个月高点。其中3月合约上涨9美分，报收596.50美分/蒲式耳；5月合约上涨8.75美分，报收604.25美分/蒲式耳。由于畜牧业等下游产业发展迅速，中国玉米需求缺口被炒得很热。各粮食出口国都盯上了这个“大蛋糕”。美国谷物理事会称，中国的玉米进口量可能增至740万吨。如果全部来自美国，其玉米出口将会增长15%。
有专家建议低进高出，降低粮食成本。但由于粮食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殊性存在，不能大批量地出售，以免对国内粮价造成很大影响。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首席研究员陈晨不同意低买高卖的策略。他说，低买高卖是一种市场化交易手段，粮企作为市场主体必以追求最大经济利润为目标，但将极大地伤害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以及民众消费者的利益。如果把控不好，很容易打乱我国粮食市场经济秩序，不利于我国粮食安全。
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粮食进出口的配额一直在国家的掌控之下。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中国大豆产业及植物油市场上，教训已经足够深刻，美欧企业几乎垄断大豆进口权，并掌控了中国大部分植物油压榨企业，可以随意影响植物油价格体系而获得暴利。
中国粮食安全要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局面，就必须制定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规划，从源头上改变被动局面，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国际参股和把控我们能够控制的农业资源，国家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扶持与支持。积极参与国际粮食事务的领导工作，力争有一定话语权决策权。中国农业凭借自身体量巨大的市场份额，超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完全有能力换取当之无愧的市场定价权。
农业补贴，欧美强国的撒手锏
农业发达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国家对农业补贴极高。这样的格局便是典型的农业马太效应，发达国家粮食越来越多，越穷的国家雪上加霜。
美国在制造业金融业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唯独美国农业依然强劲有力，而推动这种变化的主要力量，就是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
美国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大量补贴本国农产品，导致美国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其他国家的国内价格。然后，美国再利用WTO之类的国际组织，要求各国开放农产品市场。如此一来，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情愿购买低价的美国农产品，而不愿自己种植粮食。这种现象无疑就是将本国人民的生存权利，交给了美国。美国政府对粮食生产予以高额补贴，因此粮价比一般国家低，食品公司想尽办法推动各国实现粮食自由贸易，以便顺利出口牟取利润。但这对进口国而言却意味着一场劫难。
世界上接近一半的小麦、1/3以上的大豆、1/4的牛肉、1/5的玉米都是美国出产。田纳西大学农业政策分析中心的数据显示，2002年颁布的美国新农业法案规定，从2007年到2012年，美国联邦政府用于农业的补贴将达2900亿美元。平均每年的补贴数额，远远超过历史纪录。大量的农业补贴，直接推低了美国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这在大大促进了美国农业的发展。2010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值高达1060.8亿美元。低价倾销的美国粮食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体系。
美国粮食战略是先大量买入工业品，同时廉价出口粮食，把各国农业挤垮。
发生在中国的大豆悲剧再一次提醒人们，食品帝国的侵略扩张无处不在。1995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此后美国靠巨额财政补贴生产的大豆进入中国市场，2000年，中国大豆年进口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此后几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额连续攀升，80%大豆需要依赖进口。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大豆生产却没有补贴，当然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转基因因素。这种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是中国农民生产大豆越多赔得也越多。结果本土的大豆生产逐步萎缩，2006年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已经比2005年减少了25%，最近10多年里，中国大豆产量由原来的世界第一，退居为继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豆压榨用量逐年上升，从1990年的3231万吨增长到2004年的4491万吨，增长了1260万吨，年均增长率达2.4%。尽管国内压榨消费不断增长，但其占大豆年度总消费量的比重却从1990年的64.5%下降到2005年的57.9%，下降了4.6个百分点。
根据美国《2002年农业法》关于大豆的补贴措施，美国政府为大豆补贴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直接补贴，即直接提供给大豆生产者的补贴。主要包括市场营销贷款补贴，贷款差价补贴、直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二是政府提供的一般服务性支持，包括提供对大豆的研究，技术推广，病虫害防治，检测检验，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方面的支持。
显然，美国的巨额补贴维持并扩大了美国大豆产业的发展。美国大豆补贴政策压低中国国内大豆市场价格，影响大豆主产区农民增收，挤压中国国产大豆生产。受巨额补贴的美国大豆进口的激增已经严重挤压国产大豆市场空间。
近年来，为保护豆农利益、提高种植大豆积极性，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总体来说我国的补贴办法比较简单，补贴力度较小，有直接补贴、政策性收购等。直接补贴主要包括农资补贴、农机具补贴、良种补贴、粮食直补。根据土地性质差异，2008年黑龙江省豆农补贴范围大致为40～70元／亩。政策性收购。2008年国家分四批在东北大豆主产区以3.70元／公斤收购13.5%水分、三等以上大豆725万吨。其中国储收购150万吨，临时收储600万吨。2009年大豆依旧实行临时收储政策，以价格3.74元／公斤收购大豆。同时引导东北压榨企业入市收购，中央财政给与指定大豆压榨企业和中储粮总公司一次性费用补贴0.16元／公斤，当市场价格高于国家规定的临时收储价格一定幅度后，中央财政适时停止补贴。
大连商品交易所王玉飞认为，美国和我国大豆补贴政策可以得出以下方面的启示：一是补贴对象应体现公平性。我国大豆补贴对象是东北农民，而美国是种植大豆的所有农民。二是补贴方法要体现出较强的灵活性。美国大豆补贴政策既有对收入的补贴也有对价格的补贴，既考虑价格高位时的补贴又考虑价格低位时的补贴，各种补贴方式的综合运用大大增强了美国大豆产业竞争力。而我国的补贴办法还比较简单，大豆收储价格制定依据的科学性有待商榷。三是补贴要素要设计科学。美国针对每个农民的种植情况都建立了详细的数据库，且每个指标的设定均有2年以上的平均数，体现了一定的公平性。在制定补贴时考虑了国际价格、全国价格、目标价格、州价格、县价格和农场价格之间的关系，科学地测算了政府支付力度，给与多种选择，让农民得到最大实惠。四是补贴总额要可控。美国农业法案规定，每种补贴每个农民都有补贴上限，如2008年农业法案规定直补上限4万美元、反周期补贴上限6.5万美元、A.CRE补贴上限分别为3.2和7.3万美元。预计未来10年全美补贴将增加36亿美元。有时候政府设定补贴总额反过来测算每个农民的补贴数额，这使得政府总支出完全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五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美国市场贷款政策并不直接介入市场运作机制，市场根据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农民在市场价格低于贷款利率时得到国内贷款收益或LDP补贴。相反，我国的收购政策直接介入市场运行机制。六是收储粮食的处理办法应起到提升价格的作用。我国收储的大豆要等待顺价销售，收储减少的供给又通过进口来弥补，不但将市场价格人为固化，也达不到对价格的支持作用。而美国在历史上收储的大豆是本着用作对外援助或用于价格过高时平抑价格，并不马上销售或一顺价就销售，因此可以起到提升价格的作用。
通过分析和研究美国大豆的补贴政策，可以看出我国的补贴政策是美国农业政策中最早使用过的，并且后来被取而代之的价格支持政策。尽管我国大豆产业与美国的国情不同，如美国生产过剩、鼓励出口；我国供给有限、进口依存度高。美国采取休耕政策调剂供求；我国力求确保更多的种植面积以保证粮食安全。美国豆农68万人，而我国约6000万人。而在稳定农业经营、提高农民收入、维护粮食安全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所以美国的有些补贴办法是可以借鉴的。
法国对农业补贴依赖程度很高。法国是欧洲最大的谷物出口国，所产谷物的1/2销往欧洲及其他大洲的国家。法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面粉及啤酒麦芽出口国。法国谷物品种非常丰富，有软麦、硬麦、玉米、大麦、燕麦、高粱、黑麦和大米等。
法国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遵守的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对内通过巨额补贴维持农产品价格，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以维护欧盟各成员国农业。数据显示，农业补贴一直是欧盟最“烧钱”的预算支出，2006年欧盟1066亿欧元总预算中，共同农业政策支出高达498亿欧元，其中农业补贴占很大比例。
欧盟近年来开始限制共同农业政策开支的增长，欲使农产品更市场化和得到可持续发展。2009年末，欧盟各国农业部长就改革欧盟农业补贴等农业政策问题达成妥协，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不再依照产量多少来决定农户领取补贴的数额。
而法国作为欧盟农业大国，一向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大受惠方，每年得到的补贴接近100亿欧元，占欧盟农业补贴额的1/5多，占欧盟总财政支出接近10％。法国也一直主张保留开支庞大的欧盟农业补贴。法国农民收入近八成来自国家对农民提供的农业补贴。法国政府一向认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保护本国和欧洲的粮食安全与多样性有很大作用，同时并不认为共同农业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认为目前补贴有70％与农产品产量脱钩，属于世界贸易组织绿箱政策范畴，这些补贴不会影响贸易和扰乱世界市场。
农业补贴与其说对农业有利，不如说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看似对农业的保护，其实是获取更多世界粮食话语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大区别前者可以左右世界，后者只有俯首，前者可以制造动荡，可以控制动荡，而后者只有任随宰割。
农业补贴必然导致国际粮食动荡。美国为什么要搞可控的粮食动荡？我们认为，美国控制全球资源战略是直接因素。从系统控制论的角度说，在某种政治目标的引导下，局部粮食潜藏的是战略机会，从而达到控制战略资源的目的。换言之，局部动荡是实施粮食战略资源控制的必要手段。
粮食自由贸易，欺骗的谎言
粮食自由贸易一直是发达国家推崇的贸易手段。粮食自由贸易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拿破仑战争中法国的大陆封锁让英国人吃了不少苦头。由于无法进口粮食，英国国内出现了粮价飞涨等严重现象。如果不是拿破仑因为法国粮食丰收的压力在1809年重新允许向英国出口粮食，英国很有可能“在情势非常危急的1810-1811年那个冬天挨饿以至投降。”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痛定思痛，为了保护国内的农业，确保粮食安全，英国保守的托利党政府再次颁布了谷物法，其目的在于通过严格限制进口国外的廉价粮食，推动谷物价格上涨，鼓励和保护国内粮食生产。
谷物法的颁布，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论。实际上，对于谷物法，英国民间、议会及思想界向来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就对这种贸易限制法令提出批评。1815年谷物法颁布之前，英国下议院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辩论。而谷物法生效以后，不断有商人和行会组织等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修改甚至废除这部法律。在各方压力之下，谷物法做了某种程度的调整，用高关税取代完全禁止。但法律的实质性质未变。
任何贸易保护政策，实际上必然都是以牺牲社会成员的整体福利为代价，为某些社会阶层谋取福利。谷物法也不例外。实施这部法律的结果只能是，粮食消费者（事实上也就是所有人）的利益被牺牲了，工业也因为成本上涨而受到损害，惟一得益的是农场主。
1846年，当时的英国首相皮尔毅然废止了谷物法，并任用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学派的领袖之一理查德·科布登为贸易部长。科布登出任贸易部长后，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政策。在他的努力下，1860年，英国与法国签订了著名的双边通商条约“科布登—薛瓦利尔条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贸易自由化双边协定，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协定包括了现代模式的最惠国条款。英法之间的这种自由通商条约模式很快就通行于全欧洲。1882-1889年间，效仿科布登—薛瓦利尔条约，英法分别与所有西欧国家以及美国签订了一大批“友好、通商与航运”协定。由于最惠国机制的存在，有关协定迅速在所有条约缔约国范围内生效，这样，到了19世纪后半期，全球贸易额大大高于全球生产数额，欧美各国呈现出经济一体化的局面。
自由贸易有利于大国，有利于经济实力超强的贸易集团。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本质是那些粮食巨头入侵各国的最佳武器。联合国发展署2005年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的优点背后，铁的事实是，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加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的竞争，而不是与北部农场主的竞争。”对农业和粮食市场做过调研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立曾如此写道：“我这几年在农村调查，听到农民最多的反映——种什么，什么不赚钱；养什么，什么也不赚钱。这是世贸组织主张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粮食控制权的利好。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自由贸易会导致粮食安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编织的欺骗他们自己的谎言，任何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不会把粮食安全压在自由贸易上的，当然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曾经相信了这个美丽的谎言，结果是农民完全破产（那些国家的农民很多）最后形成农村大量土地兼并，而城市中形成大量的没有工作的大规模的贫民窟。
冷酷的现实可能让那些坚定的自由贸易主张者大失所望，尤其是那些认为中国可以通过贸易解决粮食问题的人。
《经济观察报》文钊认为，过去几年，一直有学者呼吁，在全球自由贸易时代，人均耕地面积、农业不是中国的优势，为什么不能依靠粮食进口呢？主张自由贸易的学者们相信，那些生产粮食更有优势的国家会愿意出口更多的粮食，因为他们通过粮食自由贸易可以换得更多的外汇，转而去进口他们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
但是，中国人应该会发现，通过自由贸易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这个美妙的设想只是一些固守理论的学者的一相情愿。当大米价格不断上涨的时候，国际市场上的出口商正变得越来越少，即使是作为全球最大出口国的泰国，也在讨论是否对出口进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愿意付出更多的代价，面对的也是一个没有卖方的市场。
而且，如果中国确实出现了需要大量进口粮食的情况，此信号一出，恐怕国际粮食价格马上就会出现爆炸式上涨，而且最终价格一定是极度扭曲的。无论是现货贸易商还是期货投机商，都可能会把价格推向中国人根本无力承受的水平。
从可以搜集的数据可以发现，目前全球市场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粮食危机。即使是那些停止和限制大米出口的国家，也没有出现国内供求关系失衡的问题，但是，各国做出的反应几乎惊人地相似，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选择了对出口进行限制，以稳定国内市场价格和供给。
如果所有的粮食出产国继续响应这种限制性措施，国际粮食市场必然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国际粮食价格可能会进一步推高，一些主要的粮食消费地区，包括一些粮食生产可能出现问题的国家和地区，都可能面对更严重的粮食问题，乃至出现局部的粮食危机。
但是，认为那些国家限制了自由贸易的主张可能是苍白的。自由贸易理论之所以在粮食这种商品面前失灵，就在于粮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任何贸易关系背后，也必然有其他因素的制约，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稳定，任何粮食贸易的自由都是以不影响本国粮食安全，乃至基本的粮食价格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
所以，当全球性的粮食涨势波及那些产粮大国时，没有哪个国家傻到愿意出口更多的粮食以换取更多的美元，而甘冒国内粮食价格上涨，影响民众生活甚至导致民变的危险。任何坚定的自由贸易主义者，面对这样的选择时，都不会把天平倾向于出口，倾向于让价格做主，让市场做主。
把13亿人的粮食安全放在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上是危险的，很可能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可以想象的未来是，中国会遇到一些非洲国家遇到的情形，只有国际救援和协调行动才能帮助这个国家的人民面对灾难。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坚持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理由。
而且，这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不仅仅是粮食，在那些可能对一国有重要战略价值的金属矿产、乃至其他资源，自由贸易的呼喊一定是苍白无力的。也许最坏的情形是，我们在全球自由贸易的呼声中，以真正的自由贸易精神加入国际市场，最终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最后一个毫无保留的自由贸易主义者
阿马蒂亚·森认为世界上的粮食问题不是生产问题，而是分配问题。他认为所谓的粮食安全就是满足基本的粮食需要。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去看粮食生产的话，它不是一个问题。他认为最好的世界粮食保障体系就是全球粮食自由贸易体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框架并不存在，非常脆弱，很容易受到各国保护主义的侵蚀，包括地域战争的危险。
粮食自由贸易的结果是穷国必须向发达国家进口粮食。权威数据预测，每多进口100万吨粮食，就可能造成130万农民“失业”。失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廉价工业品生产线。开始为美国纺织制鞋，几千万双鞋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美国低价买入这些包含了大量资源、能源和劳动力的工业品，把污染和通胀留给了中国。
亚洲各国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由于工业化占地导致耕地的消失，日本谷物的生产水平从顶峰下降了33%，韩国下降了31%。在过去的37年间，日本粮食产量由1589万吨下降到985万吨，包括饲料在内的粮食自给率由77%下降到目前的27%，下降了50个百分点。2003年韩国粮食自给率只达到26.9%。这与2002年的30.4%相比下降了4个百分点，世界粮食进口的头号大国并不是有13亿人口的中国，而是1亿多人口的日本，排在第二的是不及中国人口4%的韩国。到了2008年，菲律宾成为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
法国智库认为粮食国际贸易自由化不能解决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观点如下：
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全球农产品贸易总量仅占生产总量的5-10%，推动贸易自由化缺乏实质意义。生产者根据市场价格调整生产的方式不可能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增加发展中国家农业投资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虽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均有增加农产品产量的潜力，但农业投资不足制约了其潜力的发挥。随着需求不断增长，通过增加投资提高当地农产品产量将大幅改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保持合理利润、平衡价格和降低投入风险是吸引对发展中国家农业投资的重要条件，而自由化导致的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不但不能吸引正常的投资，反而刺激私人投资基金和投机者在农业部门的投机行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穷国自身难以受益。在过去30年里，世界银行仅有3%的资金用于援助依赖农业的贫穷国家，忽视了这些国家的真正需要。
有必要建立农业投资、农产品价格以及粮食分配的全球管理体系。目前，全球粮食生产被少数私人公司掌控的趋势不仅对消费者不利，而且也对国际关系构成威胁。其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大而发展中国家价格变化幅度小，价格并非是吸引农业投资的最重要因素，而国际合作才是保持全球粮食安全和经济效率平衡的重要工具。
曾任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曾露骨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美国粮商与美国政府互相需要，当局将粮食视为战略武器，粮商要靠政府撑腰，推行利于自身的贸易政策。
粮商始终试图影响美国的内政和外交。1987年到1989年任嘉吉公司执行总裁的丹尼尔·阿姆斯特茨，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农业首席谈判代表，正是因他推动，农业首次被纳入关贸总协定体系下，并由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继承。此外，粮商还与政府携手影响国际组织。当初海地允许美国米进入，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发放贷款的硬性条件。
在美国及发达国家不断的粮食侵略下，经济脆弱的第三世界小国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性日益加大，其结果只能是任凭宰割，俯首称臣。
有本质区别的粮食援助
粮食援助，中国与美国有本质区别。美国是有限援助，是为了控制、输出的“毒品”。比如对巴拿马朝鲜非洲等国家。中国无条件援助，不增加任何附加条件。
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这话说得有道理，但不是真理。朝鲜和美国一直是死对头。朝美在关于核试验问题上，反复博弈，美国承诺，只要朝鲜暂停核试验、远程导弹试射及铀浓缩活动，美国则将向朝提供粮食援助。美方同意向朝鲜提供24万吨营养食品，并努力促成提供更多的粮食援助。美朝达成协议的背景是，在伊朗核问题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为了撑过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一段时间，奥巴马政府做出了意在稳定朝鲜半岛局势的具有现实意味的判断。美方希望借此强调对话氛围，以控制新体制下的朝鲜不要摆出强硬姿态。美国表示对朝鲜并不是充满敌意，美国针对朝鲜制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给朝鲜人民的生活制造困难。然而，朝鲜单方面宣布发射卫星，美国宣布终止履行对朝提供粮食援助。可见任何承诺都是有条件的。
粮食危机不过是这一帝国扩张的结果，粮食援助就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周立曾在美国做过一年的田野调查，在采访了诸多美国消费者、农民与非政府组织后，完成了题为《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的报告。
周立所指的“食品帝国”，是美国大型食品公司，它们首先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粮食，而后获得国际影响力。“它们采用两大手段操纵粮价：一是推行粮食自由贸易，二是通过粮食援助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 美国的粮食野心就是美国全球霸权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粮食援助是食品帝国常用的“毒品”：在诸多非洲国家，接受粮食援助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为美国生产香蕉、可可等经济作物，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因此荒废，沦为帝国附庸。
海地的悲剧就是粮食援助的苦果：20年前，该国年产大米17万吨，可满足95%内需，但1995年向美国敞开大米贸易，比海地米便宜一半的美国米迅速占领市场，农民失去土地和生计，如今海地3/4的大米都来自美国。尽管政府采取一系列干预农业的政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温饱，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海地缺粮的根本原因是放弃了粮食生产，而用现金购买廉价粮食，当世界粮价无休止上扬便给这样一个小国带来巨大动荡。不把粮食主权控制在自己手上必然遭到毁灭性打击，海地的动荡是活生生的教材。
美国粮食援助是为了控制别国，制造人道主义灾难，而中国粮食援助是人道主义义务。60年罕见的干旱2011年席卷整个“非洲之角”地区，多个国家总计超过12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短缺，超过200万儿童营养不良。受国内武装冲突及高粮价等因素影响，索马里成为灾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为帮助索马里人民度过粮食危机，中国政府2011年通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ＷＦＰ）向索马里提供16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对粮食计划署数额最大的单笔捐款。接到中国政府委托后，粮食计划署迅速组织从肯尼亚、乌克兰、法国等地采购近1.5万吨粮食及即食营养补充剂，绝大部分物资在饥荒最严重时期分发到灾民手中。
西方国家的食品每年有大量节余，事实是有时为了保持粮食的价位，粮食多得以至于要进行销毁。一些剩余的粮食作为援助被运往贫穷国家，但是援助组织发现这并不是解决饥荒问题的长期办法。重要的是要消除产生贫困的根源：首先应该提高饥荒地区人们的收入，这样他们的政府才能有实力购买所需的食品，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
在减缓“非洲之角”人道主义危机方面，中国将是粮食计划署“值得信赖的伙伴”。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驻索马里代表斯特凡诺·波雷蒂说，“未来我们将拓展这种合作关系，寻找解决索马里危机的长效之策。”中国长期给予了非洲经济粮食的援助，英文《中国日报》报道：图尔卡纳沙漠位于肯尼亚北部,距离首都内罗毕有700多千米。图尔卡纳沙漠在这个东非国家占地7万多平方公米，全区几乎没有公路，因此很难得到食物救济。
图尔卡纳地区在内的许多肯尼亚地区、埃塞俄比亚全境、吉布提和索马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由于60年一遇的干旱遭受了严重饥荒，1450万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中国政府宣布为非洲之角援助高达4.4亿元（合约6865万美元）的物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对外食物援助最大的一笔。
在中国政府援助抵达图尔卡纳地区之前，中肯经贸协会和其他中国在肯尼亚的组织给当地9000多村民发去了救济，包括60吨玉米和5吨大豆。
粮食援助对于西方一些大国来讲就是实现其政治利益的需求，而政治利益背后那双看不见的手就是经济利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件事情，所有的手段都是围绕着这件事情展开。
还有一种国家因为经济强大，但是本国的粮食生产比较弱，所以他们愿意从粮食生产国大量购买。毕竟这样的国家为数不多，但部分缺粮国家都是出于贫困、人口数量多，根本无法支付多余的钱来购买粮食。单靠别国援助不是长久之计，唯有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加大农业基础投入。粮农组织估计，以非洲国家为主的受粮食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每年至少需要300亿美元才能确保粮食安全以及振兴长期被忽视的农业系统。
随着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进程，世界财富的垄断程度也在加剧。占世界500强的欧美发达国家，已控制了全球社会生产总值的52%。他们的权力和影响，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位统治者。
国际粮食价格已经达到了30年来的高峰，并在多个国家引起了暴乱。粮食危机已经在全世界把1亿人推向饥饿境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每年需要150亿到200亿美元来促进粮食生产，对付饥饿。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富国集团中的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家，大规模地从非洲撤回自己的援助。他们认为全球粮食危机使自保变得比帮助非洲远离饥饿更重要了。与几年前格伦伊格尔斯会议上的雄心壮志相比，富国集团显得“热情不再”，英国首相布朗对富国集团中的“战友”们援助非洲的“战况”一一盘点了一番，称美国和德国刚刚走上轨道，而意大利远远落后于计划，加拿大好坏参半，法国和日本将会继续放缓援助力度，相反他称赞中国在不断地加大对于非洲的援助和影响。
从上述现象不难看出，饥饿早已不是命运的安排，每一个饿死者的背后都有元凶。这个元凶就是当今某些不合理的国际体制。
据高盛分析，今后几年世界对谷物的需求每年将以2.6％的速度增长，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对谷物的需求每年增速仅为1.6％。整个欧洲的粮食产量也将从2.54亿吨增长到2.9亿吨。增产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缓解粮价上涨压力，欧盟暂停了休耕10%耕地的制度。
虽然粮食丰收，粮价不会回落，粮价仍将维持高位。因为市场供求紧张的局面仍未缓解。如果不停止休耕粮价涨幅会更大。从2010年年初，国际农产品价格就走在持续攀升的轨道上，面包的主要原料——小麦价格在过去一年翻了两番，玉米价格从2011年年初已上涨25%。著名投资大师罗杰斯在中国公开场合表示，今后30年，农产品价格将持续上涨，建议大家“想致富，就去当农民吧”。
根据粮农组织的最新预算，保障粮食安全，全世界每年需要大约300亿美元，2008年6月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有关国家承诺捐助的200亿美元帮助贫穷国家，到账仅仅2亿美元。
转基因技术的侵略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转基因作物研发的相关技术都已经被孟山都等少数公司所控制，而且这些生物巨头已经通过专利技术和国际公约，攻陷了一些国家的粮食控制权。
转基因，是指运用科学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另一种生物中，使与另一种生物的基因进行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具有变异遗传性状的物质。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改变动植物性状，培育新品种。也可以利用其他生物体培育出期望的生物制品，因其安全性在国际范围内未确定，尚有争议。
目前，阿根廷国内种植的大豆99%以上都已经是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阿根廷的农民不仅要为这些转基因大豆付出额外的费用，而且从此陷入了法律诉讼的泥沼。孟山都公司已经实际上垄断了阿根廷的大豆市场和大豆种子的销售，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
现在许多欧洲国家对生物技术还设有很高的门槛、不允许商业化，导致大部分欧洲生物育种公司都把总部迁往美国，反而进一步加强美国生物技术方面的优势。
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万建民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某跨国公司在上海一个废弃的厂房旁发现一种生命力很顽强的野生大豆，他们特意去采了，并从中提取了一类抗病毒基因，通过分子标记手段在美国申请了100多项专利。于是，原产于中国的大豆，开始在跨国公司手里发扬光大，以此陆续控制了巴西、阿根廷等全球大豆的种子市场。
中国农民种植本国大豆，便侵犯了美国的专利权。
“因为在国际种子市场的游戏规则中，种子资源是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只有基因是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对于这个游戏规则，我们还没有话语权。”万建民说。
就这样，中国祖辈们数千年来选育的几千万份种子资源，成为了别人刀俎下的鱼肉。“你不给他们，他们说你保守、是计划经济；你给他们，他们从中提取基因申请专利，成为他们的专利产品。”
或许，这就是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早在一个世纪前，跨国公司就已开始了类似的“全球扩张”步伐。1908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完成了第一次收购计划——收购伊利诺伊州的商用酸公司，由此展开了全球扩张。塑料、合成橡胶、调味剂等方面它都开始涉及，但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战绩。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收购了一家制药企业后，孟山都主攻方向开始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孟山都从一家普通的化学公司到成为农业“巨无霸”，孟山都用了将近百年的时间。而将触角伸向海外、完成全球种子霸业，孟山都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欧盟和日本对转基因食品的谨慎态度，更多地是出于其农产品进口国的实际情况，以安全问题作为一种技术性贸易措施。事实上，欧盟及日本相关主管机构、第三方研究机构近10余年来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研究，均未发现与已产业化转基因食品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
国内多数专家认为，就转基因种子争论不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转基因粮食作物是否可安全食用；其二，转基因技术专利主要由跨国种业巨头掌握，他们可能靠转基因技术垄断别国种业市场。
美国五大粮食战略，左右了全球粮食走向，是美国全球扩张在粮食领域的极端表现，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必须积极应对，有效防御，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认真研究美国粮食政治带来的粮食危机，这样才能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