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我们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感到欣喜，一方面城市扩容带来的城市病，尤其是大城市面临的压力突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
城市富集商业资本力量
克里斯塔勒有句名言：“城市在空间上的结构，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投影。”
资源密集区最有希望形成一个城市的CBD核心区域，资源密集区分解为：财富密集区，人才密集区，商业密集区，文化密集区。无法撼动不可替代的黄金地段。往往是这个密集区最核心价值，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先天资源。
一个城市根据功能划分可以有若干的CBD ，但是最能够承担起这个城市的形象和商业价值的核心CBD则只有一个，而这个核心CBD就是这个城市最具影响力竞争力的商业地段，是城市当仁不让的城市贵族，具有高贵的世袭的人气最旺的中心区域。我们拓展开眼界来审视我们耳熟能详的核心CBD。
中环是香港的心脏地带，香港的政经中心，港岛开埠后最早开发的地区，也是香港的高档商业购物中心。在中环有数不尽的金融中心、各种各样的餐饮食肆和品牌时装专卖店，是游客和香港当地人最喜欢逛街的地方。此外中环有很多的新旧建筑，成为标志性的建筑，如上海银行大厦等。曾为亚洲最高的建筑-怡和大厦(Jardine House)也坐落在中环，这些建筑构成港岛美丽和壮观的城市风景线。
上海浦西核心CBD 4.5平方公里，由淮海路、静安区、人民广场地区组成。上海传统的商业商务中心，是上海高端企业的聚集地 、国际奢侈品的聚集地，上海高端服务行业的聚集地。这里也是老上海人最怀旧的核心区域。她与浦东核心区域形成双轮驱动。
北京朝阳区CBD，是北京人气最旺的地段。西起东大桥路、东至西大望路，南起通惠河、北至朝阳路之间3.99平方公里的区域。这里是摩托罗拉、惠普、三星、德意志银行等众多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总部所在地，也是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传媒企业的新址，是国内众多金融、保险、地产、网络等高端企业的所在地，是财富的聚焦点，代表着时尚的前沿。同时，CBD又是无数中小企业创业和成长的摇篮。
成都人民南路，集中大量金融、商业、贸易、信息及中介服务机构，拥有大量商务办公、酒店、公寓等配套设施，具备完善的市政交通与通讯条件，步行市中区商业最集中地区几分钟，地铁一号线、多路公交车，向南天府新区，机场人民南路，便于现代商务活动的场所。
我国城市结构分类
根据我国城市空间布局的结构来讲，我国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城市结构类型。我国城市规划设计必然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发展。
集中块状结构类城市
是我国现代城市中空间结构最为紧凑的一种类型。就形成特征而言，其多是在平原地形条件下，城市新辟用地围绕着原有中心，向周围较为紧凑、均衡地不断扩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具体到每一城市，则其发展基础、背景和历程往往又各不相同。典型城市：沈阳、北京、石家庄、无锡。
连片放射状结构类城市
是我国现代城市另一种结构较为紧凑的类型。其形成机理与上述集中块状结构类城市大体相同，只是由于受到若干自然条件（河流、山丘、湖泊等）或特定交通（铁路、公路、河道等）的深刻影响，而在城市向各个方向的扩展上表现出特定的不均等性。在某种情况下，其与集中块状结构城市可相互转化。典型城市：盐城、南昌、柳州、合肥。
连片带状结构类城市
是我国现代城市空间结构发展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其形成上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在河谷地带受狭长用地条件限制，同时往往还叠加有沿河谷带状分布的交通线（铁路、公路或河道等）的影响；在滨海地带受带状海岸平原地形条件影响；在平原地区受带状交通影响，并往往也具有其他一些特定条件影响（如历史因素或规划思想等）。此外，若从带状发展的方向看，则其大多数表现为向两侧延伸，也有少数城市只向一侧伸延（或退延）。典型城市：深圳、兰州、青岛和洛阳。
带卫星城的大城市
是我国紧凑型城市空间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而采取的一种新的结构布局形式。其主要是将从中心区调整出来或新开工建设的工业项目，在大城市外围地区进行集中布置，以形成新的小型城市发展中心，并多具有较明显的疏散城市工业和人口、控制城市连片扩大的规划色彩。此外，也有部分城市，由于能将卫星城的建设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要求有机结合起来，而不强求一般性的工业疏导，因而其效果更为突出（这种情形有时可从一城多镇结构类型城市发展而来）。典型城市：上海、南京。
一城多镇结构类城市
是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发展中又一种较为常见的类型。其形成条件在各类城市中最为宽泛，可见之于工矿城市、山区城市以及一般江河平原城市等，主要由一个主城区和若干有特定专业职能的外围城镇组成。其中主城区往往是城市主要的政治、文化、商业服务中心，并承担较强的综合经济功能，规模上也远远高于一般外围城镇。典型城市：个旧、重庆、南通。
双城结构类城市
是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发展中较具特色的一类城市。其形成上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沿海港口城市，随着城市主要港口从内河向外海推移，港口型城区往往逐渐脱离原有的城市中心区，而发展成为一个新独立城市区，和原有中心城区形成双城格局；另一种是在内陆城市，依托若干重点建设项目的成组布局或受特定布局因素的影响，跳跃性地开辟新市区，也往往与老城区共同形成新的双城格局。典型城市：湛江、包头。
分散型结构类城市
是我国现代城市中结构最为松散的一种类型。影响此类城市结构分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地形条件的限制、工矿业（油田、煤炭等）生产的要求、生产协作的便利，以及分散布局思想的影响，等等。典型城市：淮南、攀枝花、大庆。
下面我们分析北京成都两个特大城市发展规划，看中国特大城市发展经络。
北京新总体规划
突出五大特点
北京市长期以来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被建筑学界形象地称为“摊大饼”。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1950年到1954年，经过中外专家多方案研究和综合，市委、市政府推出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第一稿，即《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
一次次规划 一次次突破
北京市长期以来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被建筑学界形象地称为“摊大饼”。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主要特点有：以旧城为中心向四郊发展，中心城市是600平方公里、可以容纳600万人，郊区建设若干卫星城镇。
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市考虑重新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仍然设想以市区为核心，同心圆式向外发展。当时著名建筑师吴良镛就曾表示反对。他认为，必须将北京的旧城功能疏散，发展为多中心的城市，以减轻市中心的压力。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被批准施行，方针仍是“以旧城为中心，向四周扩建”。结果是三环路内日益拥挤，“大饼”摊到四环。
1993年，北京市又一次制定了规划。这次经国务院批复的北京1991年至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提出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该规划除了市区坚持集团式布局外，强调市区不再扩大规模，而是逐步从外延扩展向内涵发展转移，以疏散中心城市过密的人口和产业。
这个规划的愿望是良好的，却并没有实现。在一幢幢“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一条条道路纵横交错、一块块草坪装点街区的同时，城市建设的中心并没有转移到郊区，南城发展依然缓慢，卫星城的规模是扩大了，但不过是“睡城”而已，市中心人口更多了，交通更拥堵了，四合院更少了……
又一次修编，而且提前6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邹德慈曾言：“做规划不能没有预见性。”但是，对事物充分的预见则需要对现实深刻的洞察力和突破现实的勇气。
现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执行，规划年限为1991年—2010年。从1991年到现在，北京市机动车飞速增长，近七年来的机动车增长量超过了前48年的增长量。除去机动车辆的陡然增加，其他决定城市规模的三个重要指标：人口规模、经济指标和用地规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现行1993年总体规划对2010年的北京常住人口的估计为1250万，流动人口250万，而到2001年时，数据就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已超过1367万，流动人口已达263万。
1991年时的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仅为598.89亿元，当时总体规划预计到2010年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而到2002年时，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已达3130亿元。
陡增的庞然大物和原有道路系统的不匹配带来的交通拥堵等问题，激化了人们对北京现行城市规划的非议。
正是这种城市建设发展的超前决定了原有规划必须及时修改。实际上，城市总在变动之中，永远不可能有一步到位的规划。
其实，早在建国初期，就有人提出修建放射线状道路网；即使在城市格局已经形成的上世纪70年代末，吴良镛教授也曾振臂疾呼应抑制摊大饼。然而，“大饼”一摊再摊。种种原因使得人们良好的愿望一次又一次落空。
在被“大城市病”日益困扰的现实面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被提前6年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一定意义上，这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提前，是迫于日益严重“大城市病”的无奈应对。
“城市空间新格局”定位
2004年，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调整北京城市空间布局，按照“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新格局，确保年内完成《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北京市“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新格局规划蓝图的总体战略为：旧城有机疏散；市域战略转移；村镇重新整合；区域协调发展。
“两轴”即北京传统中轴线和长安街沿线构成的十字轴，是北京的精髓。
“两带”一指北起怀柔、密云，重点为顺义、通州、亦庄，东南指向廊坊、天津的“东部发展带”，主要承接新时期的人口产业需求；二指“西部生态带”，与北京的西部山区相联系，即是北京的生态屏障，又联系了延庆、昌平、沙河等，为北京建成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奠定基础。
“多中心”是指在市区范围内建设不同的功能区，以提高城市的服务效率和分散交通压力，如CBD、奥运公园、中关村等多个综合服务区。将在市域范围内的“两带”上建设若干个新城，以吸纳城市新的产业和人口以及分流中心区的功能。
修编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成为未来若干年内北京市政府许多政策决策和工作执行的依据，但规划如何真正在操作层面实施，仍然留有许多疑问。被戏称为“睡城”的望京小区的规划就是一个教训。
上世纪80年代，位于北京市区东北部的望京小区被规划为全亚洲最大的居住区，预计将容纳居民40万人。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望京地区的开发进入了全盛时期，成为北京最为火爆的住宅区之一，是许多成功人士置业的首选地段。
不幸的是，从最初的规划算起已经过了将近20年，这座规划中“居民一生中80％的需求可以在15公里或者30分钟车程内解决”的“新城”，但直到2004年，这里除了日益膨胀的居民区，生活区和就业区却还只是个雏形。路网和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严重滞后于居民区的发展。每天早晚上班高峰期间，车辆主要在望京与市区中心之间流动，占总流量的75％。
当时望京地区的人口已达到18.15万人，而为望京地区内部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足2万个，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陈春妹、刘欣调查撰写的《望京地区交通症结浅析》一文中指出，这些年来，望京地区用地功能的变化其实很大，增加的居民用地达254.7公顷，这是以占用绿化用地106.6亩和占用工业、工厂用地148.1亩为代价的。今天，望京已是万家灯火，却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睡城”。
在北京，与望京相似的“睡城”遭遇还有不少。据了解，北京市周边的四五环路两侧集中了大量的居民小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回龙观、天通苑、望京等居住集团，居民总数已经超过了百万。
有人抱怨，地产开发商的逐利行为是造成“睡城”的罪魁祸首。有专家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并没有做好配套措施，并没有真正花力气引导一些职能机构和企业在这里落户。通常情况下，一般机构不愿迁往地处偏远、基础设施欠缺的地方。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消息出台后，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根据规划，政府将投入几百亿元巨资，启动市区南北快速路建设，打通二环至四环的联络线、放射线；抓紧立交桥等交通节点的改造，打通城市微循环，改善CBD、望京、中关村等重点地区的交通拥堵状况，加快地铁4号线、5号线、10号线、奥运支线、机场线等轨道交通工程，加快通向郊区的快速路建设。同时，还将有大投入用于改善空气质量，保证城市用水，增加绿化面积等。
据市政府有关官员表示，北京市在未来几年将建设几个适合50万人以上居住、就业的新型城市，以缓解市中心的压力。“北京这块大饼不能再摊下去了。要把它甩出去，向东南方向甩。政府职能部门也要带头甩到城外去。”这是北京市一位领导的决心。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新格局的规划与10年前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好的规划固然很重要，但比好的规划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规划能够多大程度得到执行。这才是最关键的。
成都打造
“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美国知名财经杂志《福布斯》发布未来10年发展最快城市研究报告，中国的成都、重庆、苏州和南京4个城市上榜，其中成都以快速的发展、发达的交通等优势夺冠。美国《福布斯》称，这些内陆城市成为了中国沿海大都市如上海、香港和深圳的很好替代者。中国大胆的城市多元化战略给予了内陆城市丰富的土壤。商业地产作为支撑城市发展最强劲的建筑，有着其特殊战略意义。
“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为市民翔实介绍成都未来15年的发展前景。
“总规”要求将城市核心区打造成为辐射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商务、商业中心；将其行政办公、居住、高等教育等功能向外疏解；同时，中心城工业向外迁移，在六个片区形成工业集中发展区，重点强化成都高新区、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
根据“总规”，在用地布局方面，成都市以中心城（外环路以内）为核心，沿放射道路走廊式轴向发展（即沿放射道路两侧发展），同时打造六个城市组团（新都－青白江、龙泉驿、华阳、双流、温江、郫县），重点向南、北、东三个方向发展。
“总规”专门指出控制城市向西发展。此前，成都市规划局副局长张樵曾表示，之所以要控制城市向西发展，是因为西部都是良田沃土，而东部的土地相对而言较为贫瘠。因此，控制向西发展而要求向东发展主要是为了保护良田。
但城西的发展并非就是要停顿下来。“总规”所称的控制向西发展并不是不准向西发展，而是说要在控制下发展，也就是说相对于东部而言，向西发展的空间较少。具体体现为控制其发展内容和功能，例如西部上风上水的通风口将严格控制发展，其他区域也将限制上大污染的项目，并最终通过用地指标的分配、基础设施和发展规模等方面来实现。
根据“总规”，成都市在空间结构上将依托放射加网状的基础设施体系，形成网络状城市群；以“一主多心，一带三轴”的城镇空间格局为基础，推进城镇体系的优化，进而逐步推进成都、德阳、绵阳、乐山区域一体化进程。
“一主”指主城区，“多心”指规划区外的四市（都江堰、崇州、邛崃和彭州）、四县（新津、大邑、蒲江和金堂）和重点镇；“一带”指南北向的城市发展地带；“三轴”指由主城区沿三条放射道路形成的串珠状发展轴。
根据“总规”，主城区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建立以轨道交通和快速地面公交为骨干，普通地面公交为主体的公交体系，推进公共交通城乡一体化发展。同时，加强中心城区与周边组团的联系，中心城与外围组团实现“30分钟主城区”的交通发展战略，即主城区的中心城与外围组团、外围组团之间的通行时间只需30分钟。
在铁路方面，将强化成都铁路枢纽地位，在成龙公路南侧规划成渝高速铁路，并预留宝成、达成、成昆高速铁路通道。同时，改善火车北站，改造火车南站；在龙泉驿组团大面镇预留第三客运站，在新都泰兴建设成都北编组站。
“总规”还确定了主城区历史文化片区保护的范围，包括宽窄巷子、文殊院、大慈寺、水井坊等四个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和四川大学老校区等两个近现代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以及市域内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景区的保护。
据介绍，窄巷子等四个历史文化保护街区是原来就已确定的，而川大华西校区和川大老校区两个近现代历史文化街区是此次总体规划中新增的。而在文物古迹保护包含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22处优秀历史建筑和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以及名木古树、地下文物和传统建筑构件保护。
一个城市的区位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格局，而一个城市的发展格局又凸显了一个城市的鲜明特色，但区位和自身资源优势只能是城市发展的客观条件，城市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则决定着一个城市发展的成功与否。
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并提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三步走”战略步骤。
机遇当前以更高定位引领城市发展
当前，成都处在一个空前的历史机遇当中：中国的和平崛起，为成都实现新一轮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球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和发展前景普遍看好；西部大开发，使成都这座发展水平在西部比较高的内陆城市，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条件；东部地区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正在深入地进行，使得在局部地区三次产业顺次发展、产业梯度转移的传统模式被打破。
“三步走”蓝图用30至50年达成战略目标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城市的定位和目标既决定了发展方向，也决定了一个城市发展的水平。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和定位，与已经进行六年多的统筹城乡实践是什么关系？总体上讲，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是“新三最”目标的深化，是城乡一体化实践的深化和丰富。
人居环境最佳、创业环境最优、综合竞争力最强，历经几年了，这个“最佳、最优、最强”是什么样？城乡一体化搞了六年多，曾概括性地描述了要通过城乡一体化实现的新型城乡形态，就是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并在全域成都范围内取得了较好进展。
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定位，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在功能定位上，不但是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而且是国际性的区域枢纽和中心城市；在城市形态和发展水平上，是超大型、现代化的城市，同时也是符合田园城市理想、统筹城乡发展的田园城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是“人在园中”，二三圈层是“城在园中”，中心城区是“园在城中”，把城市和农村两者的优点都高度地融合在一起，让广大城乡群众既享受高品质城市的生活，又同时享受惬意的田园风光；在城市等级上，先努力成为国内一线城市，继而进入世界级城市的行列。第一步用5至8年，真正建成为“新三最”城市；第二步是用20年时间初步建成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进入世界三级城市行列；第三步是用30至50年最终建成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成为世界二级城市。
中国大城市现存五大问题
一方面我们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感到欣喜，一方面城市扩容带来的城市病，尤其是大城市面临的压力突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
“大城市病”的主要特征就是公共资源十分紧张，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极其尖锐。一般来说，大城市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大的发展空间等等。这就导致了人口不断涌入大城市，使得相关的配套设施难以承受人口压力，教育、卫生、交通、水电气等公共事业，会因为人口的迅猛增长而日益相对紧缺。
近年来，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增长和汽车降价风潮的席卷，使得一些大城市“跑步”进入了“汽车社会”。于是，汽车保有量的急剧增长，让道路交通资源的发展相形见绌，特别是在一些旧城区域形成的交通瓶颈，形成了一道堵车的“大城市风景线”，成为“大城市病”最为集中的体现形式。
中国城市群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群相比较，存在着五大问题：一是对国家财富积累的贡献度低于发达国家城市群。二是首位城市作用与贡献度偏低。三是仍处在经济粗放式增长阶段。四是劳动生产率偏低。五是人口密度过大。
城市人口比重的快速上升，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将向着国际化、群落化、生态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在“十二五”时期，城镇化对于拉动中国发展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未来外需增长空间不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需要转向内需。通过大力发展城镇化，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人群集聚，提高服务需求和消费倾向。
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有力推动了城市建设，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移居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伪城镇化”，为此未来政策上重要的是消除这种“伪城市化”，主动吸纳适合到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提升真实的城市化水平，需要将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所有在城市居住工作的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及其子女。
人口快速膨胀是北京更严重的一大“心病”。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800万，但目前北京常住人口已接近2000万，近年每年新增约60万人口。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曾在一份专题报告中分析，目前的人口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北京环境资源的承载极限，致使水、电、气、热、煤的供应常年紧张，特别是水资源短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粮、油、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绝大部分靠从外埠调入，稳定保障供给的难度很大。
以水资源为例，北京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以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仅2000年至2007年全市就累计超采地下水56亿立方米。北京的供水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伴随人口规撵速膨胀，北京“出行难”“就业难”“入托难”“入学难”“住房难”“垃圾处理难”等不断加剧，带来许多社会矛盾。
比如，人口快速膨胀使北京生活垃圾大增，2009年全市日平均产生生活垃圾1.83万吨，但全市每天的垃圾处理能力仅1.27万吨。按照现在垃圾产生速度，全市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将在4-5年内填满封场，由于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缓慢，北京已深陷“垃圾围城”窘境。
北京“十一五”时期高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以上，总量超过1.3万亿元人民币，人均超过1万美元。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说，伴随着高速发展，北京患上了世界上许多特大城市都得过的“大城市病”——主要表现就是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能源资源紧缺、噪音及大气和水资源等各种污染严重、民生问题突出难以宜居等。
北京国际城市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说，北京的决策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治理“大城市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系列向“大城市病”开刀的政策措施即将推出，治理交通拥堵、控制人口规模、保证供水安全是三大重点。
北京已经被列入全国首批7个用水管理制度试点省市，按照水利部的要求，北京需要设立三条红色警戒线，对城市区域用水进行严格把关，超越任何一条红线，地方政府都将面临问责。
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认为，治理“城市病”还要思考解决城市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北京应努力探索，为中国和世界特大城市找到治理“城市病”的“北京药方”或“北京道路”。
提高城市规划实施水平是破解“城市病”的关键。王维平认为，中国的城市病根源在于很多城市规划没有严格执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房地产商都愿意在城市繁华区域拿地开发项目，千方百计挤占城市现有空间，增加城市密度，导致不少城市的规划几乎处于失控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