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伟
一份通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通知是3个月前印发的，内容是“严格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其中，超标购车、公款私用等12种行为被明令禁止。对此，人们的反应是复杂的。
有鼓掌的。有担心的。有评论指出，此次出台的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12条禁令”，划出了行为禁区，但要真正落到实处，恐怕不是一禁了之那么简单。没有制度建设的跟进，禁令变一纸空文在所难免。
近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现代企业架构也渐次明晰。然而，由于国情所致，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体系却始终纠结，职务消费的边界也模糊不清。人们经常看到，配车越来越奢华是他们的“工作需要”，出国旅游越来越频繁是他们在“因公考察”。职务消费俨然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筐”与装之间，国有资产成为私人享受，“股东们”的愤怒自然也随之累积。
严格来说，国有企业监管并非缺乏平台，更不缺少禁令，关键是“疗效”不彰。从监事会到职代会，从财务审计到纪检监察，针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紧箍咒可谓多矣，只是某些时候无法念动。
目前，比禁令更亟须的，是探索一条“股东——管理者”的互动机制，保证股东能够顺利地将压力传递给管理者。这方是釜底抽薪之举。有专家建议，在人大常委会建立新的专司国有资本“人格化”代表职责的体制机制，或者变国资委为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是回应国民对国有经济福祉诉求，在实践层面落实国有经济作为全民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可能路径，也是彻底管住国企负责人“监守自盗”行为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