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展的模式是速度型的，或者说我们的‘体质’是速度型的。速度型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不管在什么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都是第一位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模式曾经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但随着大的环境和背景的变迁，其负面作用亦日益显现。
存在五大负面作用
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李义平指出，首当其冲的负面作用，即经济增长快，但层次不高，附加值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其次，抛开腐败和偷工减料不论，片面追求速度，压缩工期，工程质量难以保障，京沪高速开通后事故频发，胶州湾大桥虽然已经献礼、剪彩，但实际上并未完工；第三，速度上去了，管理跟不上，“7?23”动车相撞就是典型案例；第四，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适当调低增长速度，以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各地依然高歌猛进，诸多省份的“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两位数以上，与调整结构的要求极不协调；第五，经济增长的列车由于速度太快，出现了幅度较大的失衡，例如过度依靠外需，外需和内需严重失衡。
尽管适当地减速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社会的共识，但李义平明确地指出，实践中似乎又慢不下来，“原因在我们体制的‘体质’是速度型的。”
“约束软化”导致GDP竞赛
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认为，人就是人，人并不因为是一个达官贵人，是一个总经理或者部长，就会改变他的经济人的本性。不管人在什么地方，不管他是在私人企业里领薪水，还是由政府机关发工资，他还是他，他都会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据此，李义平指出，地方政府所以具有如此的竞赛，原因既有社会有意无意的考核指标，也有地方政府的“约束软化”。
“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可以盲目扩张，原因在于约束软化，有国家对国有企业父爱主义的保护。地方政府扩张式的竞赛，依然在于‘约束软化’，因为地方政府不存在破产问题。地方政府可以从竞赛胜利中获得诸多利益，特别是职务升迁，但却没有资格负扩张失败的责任，最多是不再当官。”李义平强调，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家也在竞赛，但他们必须审时度势，遵循市场规律的竞赛，他们不能盲目扩张，盲目扩张的损失是自己的损失。我们是不该竞赛时在竞赛，而该竞赛的企业却受到了诸多限制。
就经济增长而言，追求速度比追求质量要容易的多。然而我们已经到了不追求质量效益就难以为继的程度。李义平指出，这就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使这一转化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回归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央不要频繁地宏观调控，更不要用微观控制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中央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使我们目前相对‘分散’的‘零碎’的市场体制整合起来，成为一种有机的体制，让政府服务，让政府裁判、让企业竞赛。地方政府再也不要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再也不要用GDP考核地方政府。”李义平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进行这样的考核，地方政府甚至不管经济，不是也很好吗？
“市场经济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应当是规划，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为人民群众看守好公共资源，维护公平正义，具体的经济活动都应当是企业，企业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细胞。管政府应当管的事其效用是积极的，管政府不应当管的事其效用是消极的，管的越多效用越差。此外，在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选择上，应当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谁赋予其以职位，谁的意向和利益才会得到重视。”
李义平指出，市场经济下要让企业决定自己的投资和经营，要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他们不可能盲目扩张，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模式才可能十分推崇质量和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