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同时也蕴含着一系列重要机遇。
防止国外大鳄兼并陷阱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和基础，综合国力的根基。一国装备工业的发达程度，是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的标志。
一、跨国公司加紧并购我国骨干企业，形势严峻
我国装备工业共有186个门类，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5.5万家，从业人员1500万人，2004年实现工业产值5.1万亿元，增加值1.4万亿元，利润2650亿元。
重引进轻消化吸收，装备制造业陷入了“引进—落后—引进”循环陷阱。
我国投资占GDP的40%以上，其中设备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进口设备占设备投资占2/3以上，也就是说进口装备占GDP的 10%。我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依靠进口。
养肥了跨国公司，削弱了本国的装备工业。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趋势和主要并购手段
概括地说，跨国公司针对我国骨干企业的并购方针是“控制、吞并、垄断”，具体策略是“合资、拖垮、独资”。整个就是洋人主演的国企改革“吐痰论”流氓行径！
1、合资对象：主要选择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
2、政府公关：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弱点（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然后“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国企业施压，以达到逼企业就范合资的目的”。
3、霸王条款：提出种种不平等条件，如：控制企业经营权（总经理、财务主管职位、独揽零部件购置及产品销售权）；外方派驻人员拿高薪；大量裁员，逃避下岗员工的补偿和社保费用，通常成为合资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
4、拖垮蚕食：外方步步进逼，实现对合资企业的完全控制，连年制造账面亏损让资产缩水，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拖垮中方意志，迫使中方出让全部股权。
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和国企改制中的种种问题
一是按账面净资产估价。把“精华资产”抽出来单独定价出售，实际上构成资产低估，剩下的“不良资产”或破产逃债由中央核销，或地方财政补偿。跨国公司不承担“改制成本”。
二是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不断地呼吁中国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时却并不尊重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国企业的无形资产。
所有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出让本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IBM和尤尼科收购案，美国政府仍以“威胁国家利益”进行审查，强行阻挠与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
重点国有企业被外商并购的严重后果
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是为消除潜在竞争对手、控制我国市场和产业。
丢了民族品牌，实在得不偿失。
我国饮料行业8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当年著名的活力28、熊猫洗衣粉、扬子冰箱、红梅音响、北冰洋汽水早已被外资并购消灭。
我国工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高附加值的部分如果被外资控制，就会形成“外大内空”，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低端。失去了对骨干制造业的控制权，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根基将被侵蚀殆尽。
二、对过度开放问题，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了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资是蜜饯，还是双刃剑？
中央政府管理工业功能的缺失，是当前骨干企业在改制、合资过程中出现种种混乱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装备制造业的主体是机械工业，它的排头兵企业及重点企业，比其他工业行业多得多，也不可能相互代替。国家不可能像管钢铁、石油行业那样，抓住几个大集团，就能控制住全行业。
三、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自主互利原则
“只要在中国土地上生产、交税、解决就业，就是中国企业”吗？
据机械制造业估计，业内不成功的合资案起码占30%-40%。据分析资料，全国目前48万家合资企业，年亏损额达1200亿元人民币。在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中，故意把账做亏损，把收入转移到境外总部。
合资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国的技术进步？
韩国现代到北京合资，所用零部件均来自韩国本土企业或是韩国在华合资企业。外商独资化，使这一目标更难实现。中国“入世”后，已基本取消了针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技术转让等限制条件，期望通过合资提高技术，就更不切实际。
四、能把招商引资作为国企产权改革方案的首选吗？
开放、引进是必要的，但必须是在自主基础上的开放引进。“再开放也不能裸体上街”。
在引进外资中，要注意不能让我国民族工业伤筋动骨。被动地让出市场不可能“换”来技术。
建议国家组织专题调研，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出台相应政策法规，改变目前国有排头兵企业被外资并购的失控状态。
【我们的结论】
经济问题一旦牵涉国家利益，都是政治问题。
“中国制造”不等于“中国创造”，市场换不来高新技术，先行者必然遏制后来者发展。
不闭关锁国，也不盲目崇拜。抓大放小，用战略发展眼光布局我国制造业。
挑战与机遇并存
面临三个挑战两大机遇
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同时也蕴含着一系列重要机遇。
从挑战来看，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约束条件正在不断增加。
挑战一，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济循环体系，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调整，对出口导向特征明显的中国制造业形成较大的结构性制约。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循环的主要特征是：欧美等国的赤字财政和高消费带动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中国等国的高储蓄高出口，形成巨额外汇储备，大量购买欧美国家主权债券，为其高消费进行融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循环出现了“短路”，突出表现在两个“难以为继”上：一方面，欧美等国的高消费、高负债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中国长期依赖出口带动制造业和经济增长的模式也到了必须改变的地步。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调整，必将对中国出口产生极大的制约，贸易壁垒将呈现出形式多样和频率高发的态势。
挑战二，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发展中国家之间竞争加剧，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双重压力。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之下，欧盟、美国均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大力发展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力图重振制造业。与此同时，新兴发展中国家也纷纷作出战略部署，加快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制造业将面临前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阻截，后有东盟、印度、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加速追赶的双重压力。
挑战三，能源资源约束趋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201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达22.7亿吨油当量，而自2000年以来累计消费量达178亿吨油当量。201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54.8%，铁矿石、铝土矿、铜精矿、铅锌矿、钾盐等对外依存度分别为53.6%、55%、65%、30%、70%。随着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也将持续提升，将直接带来制造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总量大、成本低曾是中国制造业的突出比较优势，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一优势也在不断流失。根据相关预测，2015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峰值，之后将缓慢下降。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大面积的“用工荒”和工资薪酬的快速上涨反映了这一变化。
总的来看，随着能源资源、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已超过印度、越南等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这种形势下，如何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势头，同时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中国制造业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机遇来看，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性契机正在到来。
机遇一，持续快速增长的10亿人口级的国内市场将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最有力的支撑。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发展，是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力量。这一内生增长机制在“十二五”时期乃至未来20年，仍然是中国制造业实现较快增长的基础和前提。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历史性地突破了50%，达到51.27%，未来每年仍将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根据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可以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
与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相同步的是，中国消费结构也已进入到战略升级阶段。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迈向食、用、住、行高级消费的升级，由过去的百元、千元提升到万元乃至10万元的等级，消费政策也正朝着有利于居民消费的方向变化。一个快速增长的10亿人口级别的国内消费市场，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都未曾拥有过的，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国内市场是千万级别的，美日俄是1亿级规模的，而当前中国的工业化，是与13亿人口级市场相结合的，这是中国制造业所拥有的最大优势也是最大机遇之一。
机遇二，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中国制造业赶超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当前，全球进入到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紧孕育。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酝酿和发展，将使中国制造业面临一个技术上赶超发展、结构上加快升级的重大机遇。同过去几轮科技革命中中国始终处于跟随状态相比，以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为主导的技术创新，更多地是建立在传统成熟技术基础上，因此，中国制造业基于过去30年发展所积累的技术基础和研发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大国大市场的优势使得先进技术在中国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容易形成规模经济，降低研发成本，并实现产业化。如果中国制造业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完全可能在若干重要领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成为产业发展的领导者。
后工业化时代中国制造业
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还远未完成，少部分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在此背景下，对传统产业的作用评价，对产业所谓的“朝”、“夕”划分，应依国情有所区别，盲目地跟着别人跑，奢谈并炒作一个并不成熟的时代特征概念，将会起到误导作用，不利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制造能力，永远成不了经济强国。我国工业化的进程目前正处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中间阶段，要完全实现工业化，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至少还需要十几年的努力。宏观上看，我国制造业发展很快，以至于现在有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这种说法似乎有两个依据：一是制造业对我国出口的贡献；二是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我国已完成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此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飞速发展为特点，产业结构轻型化，我国已将加工制造业在这一阶段发展到极致， “世界制造工厂”这顶帽子并非浪得虚名，但仅仅局限于消费品领域。随着产业升级，我们已不可避免发展到以装备制造业为主要特征的“重化工业阶段”，也有人称之为“后工业化时代”。
解决当前制造业难题，实现制造业的长足发展。要建立科技、教育、经济一体化运行机制。首先，国家应建立健全科技、教育与经济三者之间的宏观协调机制，加强科技与教育、科技与经济、教育与经济的三大接口，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国家及地方应自上而下成立技术创新协调机构，加强对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科技创新活动的引导、调控，使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建立技术创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要将科技教育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应在国家层面制定科技与教育相结合的计划，尽快出台我国的科学教育标准和技术教育标准，以更有效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其次，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制定与经济改革吻合、协调、连贯的科技和教育政策，为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再次，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技中介机构，要在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科技发展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大胆探索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和新机制，推进高校与科研院所在教育与科技研发方面的结合，推动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促进合作方优势互补、互动发展。最后，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要率先架设高校培养目标和企业人才需求之间的桥梁，直接面向工程实际、面向社会、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把人才培养与解决企业技术、管理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工程教育能够尽快适应现代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需求。
积极培育大企业，提高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效益。制造业是规模效益显著的产业，目前我国制造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大公司大企业的形成途径或方式一般认为有两种：一是通过资本积累，以“滚雪球”的方式形成大企业，但这种形成方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在短时间内缓解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现实国际竞争压力。二是通过收购、兼并、重组来实现。这也是我国大企业今后形成的主要方式。政府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政策的制定及资本市场的建设与完善上来，为建立市场兼并机制创造条件。
促使制造企业尽快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其一，要从改革产权关系、产权结构着手推进国有企业的深层次改革，紧紧围绕产权这个经济体制的核心进行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使产权边界更明晰、产权运作及管理更规范，真正取得国企运行机制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性进展。其二，要建立市场经济中的优胜劣汰及退出机制，包括企业破产等死亡制度。同时，整个社会还必须有完善的风险转移机制，帮助那些勇于冒险创新的企业解除后顾之忧。其三，国家要引导企业从以传统的降低成本的竞争发展方式，向以市场、技术创新为主的竞争发展方式转变。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理论和经验，应用工业工程的管理技术与方法来实现系统效率和效益目标，实施企业再造与知识管理，把企业制度建设与管理水平的提高结合起来，建立起科学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以管理创新为强大杠杆，撬动企业技术创新。其四，实行国企厂长、经理、CEO (首席执行官)选拔市场化，以与国企经营机制市场化保持合拍。一是要解除政府对企业直接的人事控制纽带，作为现代企业灵魂和核心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选聘不能再是政府行政命令型的。二是要推行公开、公平、公正的招聘制，以竞争性、市场化的选聘机制替代行政性、官员化的任免机制。三是要培育充分竞争、自由而有序流动的企业经营人才市场，保证国有企业可从市场上吸纳有创业精神、创新意识并且具备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职业化经营管理人才。其五，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强化企业研发机制。一是国家应重点支持一批大企业集团建立面向市场的技术中心，同时积极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要引导企业调整以跟踪和模仿为主的技术发展思路，把自主开发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及改良国外先进技术结合起来。二是企业领导要提高对技术中心的认知程度，高度重视研发工作，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力量，采取多元筹资，加大技术研发资金的投入。要提出中长期开发计划，拟定具体项目执行方案，使企业技术创新真正落到了实处。三是寻求适合国情的企业技术中心的管理运行机制。要构建鼓励科技人员以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并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为目标的激励机制，如实行专利权人、职务发明人奖励制度；设立原始性科技创新奖励基金；把知识产权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等。
综合来看，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并与技术创新融于一体是我国制造业得以高速、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必须把握机会，找到自己与发达国家制造业方面的差距，并根据自己的国情加以改进，为中国制造业和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大环境，以期尽快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地位。相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成为未来真正的世界制造业强国。
中国制造业未来十年展望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未来10年的愿景：
1）中国制造业能够像“德国制造”、“日本制造”一样，享誉全球。国人能够对“中国制造”充满信心。希望到那时，“Made in China”，意味“优质优价”。
2）10年之后，中国能够有更多的华为、中兴通讯、联想这样的企业巨人，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企业，实现国际化运营。
3）在各个制造行业能够崛起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集团。
4）在这些参天大树下面，还能够有茂密的森林。中国能够建立中小企业迅速成长的环境。这些企业不仅能够具有OEM的能力，还能够实现ODM，更拥有自己的品牌，能够实现差异化竞争。
5）“中国制造”逐渐转向“中国智造”。中国制造业能够与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和高科技服务业协同发展。
6）中国内地，尤其是中西部的制造业真正崛起。在崛起的过程中，少走弯路。
7）中国能够实现绿色制造，更多的中国制造企业能够成为环境友好型企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制造业站在新拐点
制造业发展离不开信贷融资，中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实际上非常依赖于民间融资；虽然中央鼓励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加大中小企业贷款，但在缺乏结构性变革的情况下，起不到太大作用，制造业企业的融资难度恐怕不降反升。
作为制造业企业，在国内外需求放缓的情况下，应当主动出击，引导客户使其产生需求，就像苹果公司那样，用优秀的产品吸引客户的眼光，继而产生需求，一个IPAD足以说明问题。
“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从投资驱动的经济转向消费驱动的经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专家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中国内需应该逐步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
这是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机会。
中国制造企业应当借助行业边界模糊与产业融合，创造新产品、新需求，实现跨产业的转型升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行业边界趋向模糊，产业融合成为发展趋势。信息产业领域的微软、英特尔、IBM不约而同地走向产业融合升级路径。随着玩具行业与体育、教育、传媒、IT、动漫等多个行业相互渗透，不少传统玩具厂商推出了新产品并建立了新渠道和新模式。比如，龙昌国际将传统玩具与电子产品进行融合，无线电遥控玩具占公司营业额的57%。奥飞动漫将动漫设计与玩具生产结合，广受市场欢迎。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鼓”）完成了从传统制造向系统服务商的转变。陕鼓的管理模式由“等着上门”变为了“主动出击”。“行业的边界已经被彻底打破，客户的需求就是边界。”陕鼓董事长印建安曾对记者说。
在未来，随着制造业产品种类的不断丰富，下游用户对产品的个性化追求越来越强烈，同样，对产品的个性化服务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引发了制造业生产方式由传统的订单式生产向大规模定制的转变。
用户在购买产品时期望能够参与到企业的设计、生产过程当中去。制造业企业通过搭建第三方服务平台的同时，能够实现个性化服务将会是制造业企业服务信息化的重点，从售前的询单、到售中的大规模定制、参数化配置、到售后的个性化定制服务等等，这些都会对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提出更高的要求。
如果制造业企业能够把握好这一方向，在完善产品的同时，必将极大地拓宽市场。
科技创新可以创造需求，从而拉动消费。随着我国的经济从短缺向相对过剩的转变，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从资本需求转向创造新的需求，而创造新的需求，必须要依靠科技的进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最近十几年出现的手机消费，没有科技创新，不能想像有这么巨大的手机市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描述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绝对没有想到每个人腰里要揣一部手机，有个有线电话就不错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并不完全由需求拉动，科技创新也能拉动消费。
过去依靠低人工成本、低技术水平、保护性政策、粗放型的管理就能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制造业站在了新的拐点，创造出市场需求，将给中国制造业带来腾飞的机会。
但是，2007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近30年来我国国民收入的数据，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人均340美元，提高到了2006的人均1740美元，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584%。这个数据正好达到了世界银行追赶发达国家的要求。
很多经济学家将这个“奇迹”归功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以及由此推动的城市化。仅在10余年时间里，中国已经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成为“世界工厂”。尤其是2003年以后，中国重新启动的第二轮重化工业，在装备制造、造船、资源、钢铁、新能源等领域形成了与寡头抗衡的力量，获取了高额利润。这使得现在的美国和欧洲谈论应该如何面对来自中国的冲击，就如同1990年初他们谈论日本一样。
中国的企业家们也曾兴奋地认为，他们等到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即世界重工业向中国大转移，他们可以利用这种转型进入更高端领域，为全世界造纸、造钢铁、造船、造汽车甚至造飞机。如果中国拒绝这个重新分工的机会，无异于自废武功。
但恰恰在这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作为拉动中国这架大车最重要的引擎——“中国制造”却陷入了一种复杂的境地。
一方面，在中国商品冲击下，各国制造业受到致命挑战。在很多领域，中国企业都在不断挑战成本极限，无论服装、鞋帽还是新能源、汽车和医疗器械，只要技术壁垒被打破，总能找到便宜至少30%的中国商品。中国企业的崛起把全球竞争的残酷性推到了极致，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竞争的格局。它带来的问题是，中国制造的发展模式，能否实现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向技术与品牌优势的转化？而跨国公司们，能否适应这个更快、更便宜、更残酷的竞争规则？
另一方面，巨大的需求与不断膨胀的制造能力，不断推高石油、铁矿石、土地等资源价格，加速了全球通胀。马修斯们于是关注的不再是中国的速度，而是担心中国的全面工业化究竟会“吃掉”多少资源。高速工业化也同时给环境带上了沉重的镣铐，水污染、空气污染以及沙漠化在吞噬着几十年来环境保护的成果。对于仅仅进入到工业化进程中段的中国，至少还有15年工业化的路程，重化工业仍旧是主要的动力之源。那么，高耗能发展模式能否顺应低碳经济的潮流，并迅速跨越到新型工业，成为人们需要解决的难题。
实际上，中国要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全面提高13亿人的生活水平，并在短短几年内走完别人在几百年内走过的工业化道路。由此占世界23%的中国人口，势必要使目前总量才7亿人、占世界人口11.6%的发达国家恐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斯蒂芬·格利茨说：“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开放的浅滩，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他们意识到：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不断高速发展，不仅使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紧张，更使商业竞争加剧，全球财富与利润亦将面临重新分配。
这本质上是一场全球化的冲突，中国的难题就是世界的难题。“中国制造”由此必须在国内与国际、发展与资源的双重压力下寻找出路。
中国新一轮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也引起了国内经济学家的警惕，并且导致了针锋相对的争论。
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认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并不适合中国的比较优势，重工业每投资1亿元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3倍的就业岗位。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的增加。
经济学家赵晓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则认为，重化工业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阶段，与美国、日本的工业化之路相比，中国才刚刚开始。2003年，美国制造业高达17111亿美元，日本是9111亿美元，德国是4430亿美元，在没有考虑购买力平价的情况下，中国只有区区3825亿美元。按过去的追赶速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和日本还有至少几十年的长路要走。
重化工业的投资暴涨，引发了国家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但各地的重化工业项目并没有降温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4年全国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同比增长了43%，创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幅度更是高达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