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评价新东方时说道：“新东方的成长秘诀：三流文人+痞子精神”。对于冯仑的评价，俞敏洪笑说那不光是指新东方，任何做成事情的人都必须这样。如果是一流文人，早就搞学问去了。
在新东方，俞敏洪以“勇于认错”著称。或许新东方的员工们无缘见到一个“威严”的董事长，然而他们却拥有一个尊重员工的董事长。所以俞敏洪将自己获得的最大的荣誉总结为“新东方的人都比较喜欢我，喜欢中带着尊重”。
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的著作《野蛮成长》中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状态的描述是：“其实我更喜欢用疯长的野草来形容，我喜欢那种状态，如野草般强韧，疯狂地成长，恣意地蔓延，霸气地扩张，好不快慰！”这种疯狂成长的背后，是被压抑的激情和喷涌的生命力，表现出一种不瞻前顾后，无知无畏的痞子精神。
冯仑是俞敏洪的好朋友，他评价新东方时说道：“新东方的成长秘诀：三流文人+痞子精神”。
对于冯仑的评价，俞敏洪笑说那不光是指新东方，任何做成事情的人都必须这样。如果是一流文人，早就搞学问去了。“不能说我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意思我懂。”
痞子精神，指无知无畏的精神。俞敏洪同事、新东方的李杜讲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死地而后生。”俞敏洪的“痞”是一种被逼无奈后显出的狠劲。“京城名痞”王朔说，“痞子坦荡荡，老师常戚戚。”不管怎样，教师、痞子和商人，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就这样被搅和在了一起。
当初俞敏洪之所在选择在北大教书，除了北大有他向往的自由精神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
我对中国这个社会比较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到社会上摸爬滚打过，我不知道走进社会以后怎么样来梳理这个社会。
然而当俞敏洪在北大教书六七年，甚至想把终身都献给北大的时候，他却被北大踢出了象牙塔，不得不在社会上谋求生路。俞敏洪说，“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充满了感激。如果一直混下去，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文人不愿甚至不屑从事具体工作，总会沉醉于自己的理想世界之中，是人们对于文人的印象。文人似乎拥有较高的智商，但情商却很低。而文人欲从商，先过这一关，必须将智商和情商完美结合。
在20世纪90年代初，文人对商业的认识往往是两眼一抹黑，而且当时的市场环境也远不如今天规范。办企业，求生存，图发展，就意味着必须要跟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对于直接从北大象牙塔走出来，社会经验基本为零的俞敏洪来说，这无疑是一堵迈不过的墙。
（创业初期）这个阶段对我的最大挑战是，（我意识到）我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匠了。我发现马上面临（着）好多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当我们面对这些公务员的时候，我就不知所措。我知道学生心里在想什么，但我很难知道这些公务员心里在想什么，以及他们需要我做什么。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再加上中国社会五千年文明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表面的规则下面充满了潜规则，一个人要想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是很艰难的。所谓的潜规则就是没法用文字来表述，但是人们期盼你到了某个场合，某个场景就必须那样做的种种社会陋习。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当官，人们就期待你请客吃饭，你到了当地，必须拜访各种地方名流和官吏，但是这种期盼并没有写成文字，只是在人们的心里。当你的行为不符合人们的期盼的时候，你就违反了社会的潜规则。
由于中国社会文明发展了几千年，所以潜规则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表面的游戏规则。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并且得到机会，那么他就必须同时了解潜规则和表面的游戏规则，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延伸阅读
俞敏洪：
领导者要勇于承认错误
“权威说”在中国颇为流行，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即便是错了，也不轻易低下头来承认自己错了，因为担心因此破坏自己在下属心目中高大伟岸的“领导形象”。但在新东方，俞敏洪以“勇于认错”著称，勇于认错到一种什么程度呢？比如每一次董事会，俞敏洪总是成为首当其冲被批判的“第一人”，对他的批判也好，攻击也好，他统统照单全收，他说：
都盯在那儿了，我很清醒，我的话一出口，就会覆水难收，产生严重后果。要维系这个团队，我有再多的话，都必须烂在肚子里头。
在新东方，没有任何人把我当领导看，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我犯了错误而放过我。在无数场合下，我都难堪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我无数次后悔把这些精英人物召集到新东方来，又无数次因新东方有这么一大批出色的人才而骄傲。因为这些人的到来，我明显地进步了，新东方明显地进步了。没有他们，我到今天可能还只是个目光短浅的个体户，没有他们，新东方到今天可能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培训学校。
或许新东方的员工们无缘见到一个“威严”的董事长，然而他们又何其有幸，拥有一个尊重员工的董事长。正因为新东方所有员工在俞敏洪心里都是他的兄弟姐妹，所以他将自己获得的最大的荣誉总结为“新东方的人都比较喜欢我，喜欢中带着尊重”。
（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