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已经呈现出 “高危”特性。陈振东建议中央建立国有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和国企负责人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并推行国企负责人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公示评议制度；同时，继续深化国企负责人党政分离，取消行政级别待遇制度；加强培育国企老总廉洁职业观，依法严惩国企贪腐高管。
国企高管腐败敲响警钟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董事会近日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鲁向东因涉嫌经济问题，目前正协助司法机构调查。此前，原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张春江、中国移动原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以及中国移动原数据部总经理、卓望控股CEO叶兵等多名高管均因涉嫌违纪先后接受调查。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渝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陈振东痛批内地一些国企老总腐败堕落，他并总结其腐败五特点，呼吁中央多管齐下，从严治理。盘点近年内地一些国企、央企老总腐败案件五个特点：涉案人数持续上升、涉案金额巨大、贪污受贿占主流、罪行复杂“窝案”多、垄断行业大案频出。
越来越多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位高权重的国企及央企老总滑入腐败泥潭危害更大——身兼“准官员”和“准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党政官员行政纪律的严格监督；另一方面又利用官方的“保护色”，游离于市场规则的严格约束，客观上形成了巨大的“监管空洞”。
陈振东举例指出，此前落马的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原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经济权力大到可以独力影响一个行业的高位，而其既大权在握、又一掷千金的豪气，无不与这种独特的身份密切相关。
而比官员腐败更危险的是，国企高管手中不仅直接掌握大笔国有资产，而且由于市场主体的属性，企业必须获得一定经营自主权，因此国企高管们也更容易借助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目前已经曝光的多起国企高管腐败案件中，大多具备此类情节。
国企高管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已经呈现出“高危”特性。陈振东建议中央建立国有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和国企负责人收入财产申报制度，并推行国企负责人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公示评议制度；同时，继续深化国企负责人党政分离，取消行政级别待遇制度；加强培育国企老总廉洁职业观，依法严惩国企贪腐高管。
公权和金钱
——腐败发生的条件
所谓腐败就是指滥用公权，公权与金钱进行交易。没有权利自然不存在权钱交易，因此有“权利导致腐败，绝对权利导致绝对腐败”的说法。
国企全民性质受到损害却是存在一些现象的。
首先，现在的国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地位出现严重差异。很多单位正式职工只占较少比例，这些职工享受高的工资福利，工作稳定，占据较高级别位置。大量一线工作的合同制职工无论在工资还是福利待遇方面都明显低于正式职工，而且不稳定。此外还有工资福利更低，就业稳定性更差的大量零时工，以及以短工形式存在的农民工。一些所谓国企正式职工趋向于“工头化”，让国有企业自身存在为少数人自我服务的机制。这使国有经济的性质受到损害。
其次，国企高管的高薪化缺少制约措施。国企高管拿较高年薪有存在的理由，但是由于国有经济与行政权利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如果缺少有监督的任免机制，一定会产生滋生腐败的空间。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单纯以政府的一个部门——国资委，作为国有经济的管理和监督单位，不足以体现国企的“全民”性质。政府并不等于“人民”，“国有”与“全民所有”之间关系究竟怎样体现，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是个始终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体现民意的全民代表对国有经济运行优劣的评价，对国有资产的处理方案和处理程序的监督权甚至决定权，对利润分配规则的制约权，国有经济依然存在产生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空间。
也就是说，虽然国有经济体制是避免“少数人所得而私”这个最严重腐败状态的基础，但国有化和国有经济并不一劳永逸地避免腐败的产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只有创造出避免国有经济自身出现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制度，通过扩大公有制经济以减轻至消除腐败现象才能实现。
从现在来看，进行一次党员干部自律活动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十几年的国企、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有不少党员干部或明或暗参与了侵占国家资产。这个问题不解决，不清理，很难得到群众的信任。
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就指出：“共产党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只有搞好党风才能搞好社会风气”。
江泽民同志在《真正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一文指出：“身居党政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员，尤其应该把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作为座右铭，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表率”。
胡锦涛总书记也在各个场合强调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
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共产党只有按照邓小平说的“只有搞好党风才能搞好社会风气”的原则办事，只有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领导干部做到严格自律，不在对国有经济的管理中，尤其不在国有企业改制中为自己和亲友谋取私利，而且做到自己和亲友已经侵占的完全退回，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才能通过不断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消除腐败现象。
打破垄断，拒绝私有化
近年来，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主流学者都在呼吁一件事，就是要打破国有经济对铁路、通讯、石油、电力等垄断行业的垄断，很多媒体尤其是南方报系不断为这些主张摇旗呐喊，打破国企对垄断行业的垄断基本已经是上下的共识。
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上世纪九十年代，上上下下都认同“国企是冰棍，一卖了之”的那种氛围。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再一次顺应了这个氛围，提出“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的意见。2011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撰文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的思考》指出，国有大企业不能简单地退给其他所有制企业，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在国有体制下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革，依托资本市场改制为公众公司，实现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市场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同时，《经济参考报》根据“天则所”的研究，提出“打破垄断不可简化为分拆或民营化”。似乎中国不会重复上世纪90年代末那种“国退民进”期间大量国有资产被私人侵吞的失误了。
国有企业改制是不是私有化？解散人民公社是不是私有化？土地流转的最终目的是不是私有化？
私有化，指的是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向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转变。不能把一些私有企业的成立或一些国有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当作私有化，就像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一些国有企业或者一些私有企业被“国有化”看作发展社会主义一样。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就全国而言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组过程中，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及“抓大放小”的方针，国家把发展国有经济的重点放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而一般性竞争领域中的许多中小型国有企业则通过转制变成非国有经济或非公有经济，这样做提高了国有资产的质量，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优势。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经济活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是为了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推动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培育新的市场竞争主体，促进各种经济成分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土地流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资源环境制约，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只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规范进行土地流转，就不会改变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不会改变土地用途，不会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总之，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无论就我国改革的哪一方面内容来讲，显然都不是私有化。
不改革就没法转型
如何正确认识发展中躲不开、绕不过的矛盾和问题？
有些问题，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收入差距拉大，是告别共同贫穷、收入普遍增加、奔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烦恼”。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才能扭转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有些问题，是由于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近几年凸显的看病难、看病贵、房价上涨过猛等问题，说明与经济领域改革相比，社会领域的改革是“短板”，改革还要深化。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社会领域综合改革，才能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有些问题，是经验不丰富、设计不周密造成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资源要素价格长期压低，助长了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扩张，因此要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传统财税体制使地方政府产生GDP和投资“依赖症”，因此要改革财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
“经济社会固有矛盾仍在发展和积累，发展方式转变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改革方向出了偏差，根本在于体制机制原因。”迟福林直言。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要突破的是利益“雷区”，触及的是深层矛盾。只有深化改革，清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强大动力。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怕出错而不敢改革，这才是大错。“没有惊心动魄，哪有波澜壮阔？改革路上不会风平浪静，改革是强大动力，更是体制保障。科学发展，迫切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完善体制机制保障。”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徐强认为。
“不转型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没法转型。痛下决心以改革促转型，越早越主动，越走越宽广。”山西省晋中市市委书记张璞说，只有将改革开放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才能抓住和用好现有的机遇，并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十二五”期间的总体思路，勾画出以改革推动发展转型的路线图。
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
30年前如果不搞改革开放，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中国在实践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以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30年来的改革，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通过这个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的转折”：一个伟大转折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第二个伟大转折是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第三个伟大转折是人民的生活从温饱转向基本小康的社会转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三个伟大转变”，所以，十七大提出来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个提法，我觉得提得很好。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且提出来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改革是必由之路，为什么是当代中国命运的抉择，如果不改革开放，不可能发展中国，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应当深刻地领会十七大提出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
中国是在以开放促改革，改革开放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从大的概念来说，开放也可以说是改革，但是开放与改革毕竟有不同的含义。如果从我们的实践来看，我们最早提出来，比如广东、福建最先搞开放，给它一些特殊的政策，但是，如果光开放不改革，这个开放也会受到限制。所以，开放与改革是互相促进的。
中国经济持续30年发展一再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深层次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