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人民日报》推出“深化改革认识论”系列文章，疾呼“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警示语，表明了中央高层对深化改革的决心和态度。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党的“十八大”召开的重要之年，此时此刻本报综合整理近期改革主流声音，传递一份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 本报记者 汪洋
我国改革重要战略机遇期
刚刚过去的一年，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党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及时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使我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在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的表现格外抢眼。
过去几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更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基本态势。近期我国经济良好发展势头不会发生逆转：依据之一，今年外贸出口仍将保持一定增长；依据之二，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仍然强劲；依据之三，投资需求旺盛。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财政收入状况良好、金融体系运行稳健、社会资金比较充裕，以及宏观调控经验不断丰富、企业竞争力明显提高等等，都决定了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巩固和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这几年，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本世纪初党中央作出战略判断时所依据的国内外发展趋势和基本条件并无改变。因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会因为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深化而发生逆转。
中央对今年经济工作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这个“稳”，不是不动；这个“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攻坚克难，奋发有为，努力在各项工作上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和新成效。
重点是抓好“两稳一扩”：稳定外需、稳定投资、扩大消费。扩大居民消费，就必须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消费能力。为此，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并且深入研究财产性收入等问题。
扩大内需的许多具体措施，不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因此，要着力抓好“四个结合”：
一是把扩内需与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
二是把扩内需与城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培育内需增长新动力。
三是把发展与改革更好地结合起来。抓住时机尽快在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价格体制、文化体制改革，以及行政审批制度和国有企业改革等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
四是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更好地结合起来。
坚定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
近期召开的两个国际会议值得关注。一个是由发达国家主办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著名专家和经济界人士，集中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与会者普遍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主办的世界社会论坛。参加这次会议的各界人士纷纷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反复发作并挥之不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国家应破除对资本主义的迷信，努力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我国曾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把计划看成是绝对的，因而束缚了生产力发展。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一味自由放任，势必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的不公，最终受到惩罚。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挑战面前，我们的发展道路经受了考验，我们的社会制度展现了优势，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显示出指导实践的强大威力。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团结一致、攻坚克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崛起的中国就势不可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深层改革势不可挡
深层改革将成为今年“两会”重大主题，我们相信“两会”将向深层改革进军，将稳中求进共谋发展，将创新社会管理，引领中国迈向新的春天。
“宁要危言，不要危机，这个观点是对的。改革不能到此为止，否则前功尽弃。” 谈到改革时，经济学家厉以宁仍然忍不住一字一顿地说：“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 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30多年后，身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
然而，“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纵观世界一些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对于当前各地各部门千头万绪的改革来说，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尤其要时刻警惕短期行为损害执政根基，防止局部利益左右发展方向，力避消极懈怠延误改革时机，所思所虑不独是当前社会的发展稳定，更有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面对全新的改革历史方位，当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宽广视野，以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如此，我们就一定能把风险化解在当下，让发展乘势而上，为党和国家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
改革开放与中国发展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便由此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家走上快速持续发展新时代。改革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GDP从3624亿元增加到18.23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4%，而同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3%左右。
改革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到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255元。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从6.1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26平方米和29.7平方米。改革以来的28年是人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实惠最多的时期。
改革明显提高了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1978年到2005年，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16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1.4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加到8189亿美元。现在，我国GDP列世界前四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谷类、肉类、棉花、钢铁、煤炭、电视机、电脑等产品产量以及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所有这些成就，都来源于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因此，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改革。
中国改革实践充分证明，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是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
改革虽然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但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还存在不少前进中的矛盾、问题和体制性的障碍。比如，现在基尼系数确实已经很高了，贫富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也亟待解决。对这些问题要客观分析，不能武断地说医疗改革失败了，教育改革失败了，住房改革失败了，不能简单地下这些结论。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于改革不到位、不完善造成的；有的是由于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协调性缺失，没有兼顾各方面利益造成的；有的是由于改革变形了，变成了假改革。因此这场争论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承认问题，而在于如何分析问题。
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老百姓最不满的就是权钱交易，发横财的，暴富的。所以，真正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
在这种局面下，只有着力推进改革，尤其要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怎么做？首先，政府要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其次，政府要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比如，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财力解决医疗救助、义务教育以及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另外，要建立利益的均衡机制和利益表达对话机制，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
改革应该是包括政治体制
改革在内的全面的改革
有网友提出来中国改革碰到政治问题是不是“绕道走”，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正确的方向，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所以一定要牢牢掌握这个方向。在这个方向下面，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回避。小平同志讲了，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一定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跟上，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成功。所以，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人民要能够真正地当家作主。
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改革将难以为继。
笔者认为，不能孤立看待中国改革。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应当是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的改革。可以把改革视为一种包括各个领域的社会转型，或者说是全面的渐进的社会变革。因此，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合，经济和其他领域是难以取得的最终成功的。但是，改革在哪个领域里先启动，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取决于当地的条件和环境。
当然，从表面来看，许多时候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先于政治体制改革，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常常是经济体制改革当头，政治体制改革也在其中了。几乎每一项经济体制改革都涉及政治体制的变动。比如说，30年前的中国，没有市场意义的企业，企业都是行政的附属物，或者说，本身都带有政治性的经济组织。那时的职工没有任何选择权，并且是“单位”的人，而不是属于自己的人。经过几十年的改革，除了像铁路这样极少数的领域外，都基本不同程度地市场化了，或者说公司化了。在这个过程中，无一不涉及到中国政治权力结构、行政体制等方方面面相应变革。
当然，我们也应当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做了高屋建瓴的阐述，提出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城乡同数量人口比例的选举，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组织和知识结构，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大力发展基层民主坚持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加快推进政企分派、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统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机构设施，减少领导植数，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全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等。
在措词上，也比以往更进了一步，如政治体制改革从以前的积极稳妥推进，提升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再如，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和核心，强调坚持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包括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