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2月09日 星期四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8     中国•企业家日报

下一个三十年 中国经济引擎

来源:企业家日报 作者:

  □ 特约撰写 成都花茶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

  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文件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文件提到,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允许农民买卖土地耕作权,以法律形式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从现在的30年延长至70年,这样不仅能增加农民资产而且可以促使大型农场的产生,这将有助中国农业提高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农民不可能靠种小片土地致富,他们只有种上1000亩而不是1亩或者10亩土地,收入才有可能大大增加。低效率和农田的减少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不利因素之一。

  农村土地改革正式拉开大幕。而这被认为是在当今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自身救亡的长效药方。

  在世界经济全面陷入衰退之际,把财富扩散到农村,农民可以购买更多的消费品,释放农村医疗和教育开支资源,通过内需来减少出口压力,这是明智之举,是国家战略眼光。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闭幕之际,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政府还兼顾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部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这些措施有的已经见到效果,有的可能还会等待一段时间。”温家宝指出,中国有广大的农村,有广大的西部地区,城乡的发展差距和地区发展的差距比较大,因此内需还有很大的潜力,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温家宝表示,“只要我们政策对头,我们一定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他还表示,在世界经济危机加剧蔓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农民将成为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预计,农村是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之一。

  土地自由流转,解决了农村生产力,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经济才得以发展。农民将成为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过去30年,中国一直保持约10%的年增长率,中国经济70%由外贸拉动,如今世界陷入金融危机,中国依然保持较大增长,拉动内需是重要战略。13亿消费者是中国内需的基本面,而广大农村就是拉动内需最大市场之一。

  未来30年改革成败取决于“三农”,未来30年改革面临的语境已经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增加农民收入及破解严格区分城乡户籍而造成福利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二元结构”是未来30年改革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民地位为优先课题。

  未来30年,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将是新农村发展很好的思路。就是农业不仅有经济功能,而且有生态环保功能等。我们今天强调农业多功能,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应该成为今后的一个主要方向。2.4亿分散小农户,7.4亿分散农民,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主体。农业的形式多元化,但核心思想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适用的形式叫综合性的生产合作社或者综合性多功能的经营主体,这是一个发展方向。如果这种组织创新能够推进,当然带来制度创新的需求。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后,才有各种不同领域的谈判地位。有了一个农民的成规模的组织,你的谈判地位、监督能力、反腐败能力才能增强,比单家独户强得多。

  在未来30年,重点解决城乡一体化,多种形式土地流转,加快城镇建设。

  在未来30年中国社会现代化需要完成两次社会转型: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二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城市社会向城乡动态平衡社会转型。

  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平衡。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要走大农业发展道路,但与美国、澳大利亚及地中海式的大农业有本质区别,中国土地的局限性,除东北三江平原、华北平原适合农业机械化的大农业外,绝大多数地方应该走农业精细化之路,秉承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打造中国特色的农业工业化之路,从农业产业结构,从种业商业化,从粮食品牌化,从仓储物业现代化,从农业科技入手,因地制宜实施我们的农业现代化之路。

  土地流转是我们中国土地制度的第三次革命的一种表现。因为中国所有的革命和能量的爆发都是与土地有关,熟悉中国近代史就明白这一点。有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得到高速发展。城市化的运动、工业化的运动已经在大部分的中心城市为代表的区域进行,或者已经基本上完成。中国大的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剩下的问题就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历来就是中国的一个重点问题。以农村尤其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主体这么一个问题是我们中国长期以来需要解决而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中央出台集体建设用地政策也是这样一次革命,也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结果。集体建设用地的文件以试行的方式出现,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完成或者已经初步完成城市化格局出现以后,反观中国经济格局发展的一个信号。

  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自由流转,有实力的企业资本能够更好地整合零散的土地,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借助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农业摆脱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模式,争得世界粮食一席之地。

  当土地作资本,增收为根本的新土改政策落到实处,当“三农”不再成为包袱,当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非身份,当社会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三农”问题,中国才有可能持续发展。

  温家宝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必须懂得,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取决于农业,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古人云“农人不饥,天下肥;蚕妇不寒,而天下安”。中国农民富裕了,中国才真正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并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压器。

  【结语】

  

  对中国的土地制度而言,客观地来讲,现在是到了第三次革命的时候。这场革命的本质之一就是要通过城乡统筹发展来解决政府、当地群众和投资的利益关系,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利益机制和发展机制。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政府、投资者都会面临改革的阵痛。充满希望、痛苦、憧憬的关口,如何实现满足各方需求,是摆在政府、投资方、农民面前的难题,何去何从,到了考验我们智慧和勇气的时候了。在建设新农村的道路上结合成都市的政策和机遇,抓住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机遇,完成区域进一步发展的历史使命,在城乡统筹中健康协调地发展,历史在等着我们。

  微博短评

  未来三十年改革成败取决于“三农”,未来三十年改革面临的语境已经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增加农民收入及破解严格区分城乡户籍而造成福利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二元结构”是未来三十年改革的重要目标,提高农民地位为优先课题。

  视野延伸ⅠSHIYE YANSHEN

  我们并未“菲律宾化”

  土地制度,兹事体大,关系农民收入,农民不增收,拉动内需是空话;关系农民权益,农民权利无保障,三农问题难以破解;解决问题,唯有三个尊重:尊重实践,尊重历史,尊重农民。

  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著名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撰文认为,农民防止菲律宾化是当今必须注意的问题。“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地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及我国台湾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农业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化”。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和我国台湾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如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显然,李昌平先生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菲律宾的五个快速转变没有成为我国农村的致命伤,演变成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我们依然坚持土地国有化政策,农民有土地经营权,并非所有权。

  7.4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是当今中国的现实,是中国向社会科学提出的问题。中国农业没有西方发达,但也没有“菲律宾化”,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现有的土地制度。中国农业充分利用现有土地有效管理和推广科学技术,解决自给95%粮食,把粮食作为社会稳压器,牢牢掌握主动权,这就是非常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