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山西商会会长 张世伦
1968年2月6日。
这一天的凌晨似乎来得晚了些。
我早早起了床，走到窗前，抬首仰望苍穹。黑暗的云层正在慢慢被风吹开，东方露出一道曙光。
楼下门响，柴清泰回家了。只听他轻轻喊：世伦，世伦，你起床了吗？我跑下楼，看见他一脸疲惫，眼睛都熬红了。我说：怎么？您一夜没睡？
他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们厂的四名造反派坏头头，昨夜已被一网打尽！还有一名从犯在逃。赃物除挥霍的以外，全部缴获……
柴清泰的话还没说完，我忍不住兴奋地跳了起来，伸出双臂小声喊：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还有，还有柴大哥万……他一把捂住我的嘴，说：你瞎说什么！有前两个万岁就行了，你喊我万岁，你让我倒霉呀。
我说：什么呀！我是要说：柴大哥万苦千辛，办案子万无一失，抓坏蛋万夫莫当，还有，柴大哥的正义精神万流景仰……柴大哥笑着说：行了，行了，我只求万事大吉、万事如意就行了。
柴大哥接着说：杨警新军代表今天下午要见你，和你谈谈，要慰问你这位受害者呢！军代表还说，可能要召开几千名群众参加的公审这几个坏人的大会，他提议让你作为受害者代表在台上控诉呢……
柴清泰说：今天中午，咱俩出去找个饭馆喝两盅，庆贺庆贺。我说：对，为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为了阳光普照大地，也普照到官沟大街（柴家所住街道），是该庆贺。
我俩都笑了。这一年多，我有时也笑，但都是在危难时的苦笑，这一次我是畅怀大笑了。
我对柴清泰说：我很久没有这样笑了，虽然笑得最晚，但我笑到了最后。
午饭后，军代表约见的时间快到了，我俩从北马路上向大胡同派出所走去。想起去年由天津逃往北京，后来又由北京潜回天津，那时，走在路上，都是压低了帽檐，低着头，惟恐让人认出我，仿佛自己是个潜逃的罪犯。今天，我摘了帽子，挺胸昂首走在路上，真好！这两种极大落差的心理感觉，又有几人能体会到？
杨警新军代表，个子不算高，瘦瘦的，很和蔼，一笑一个酒窝。他热情地让我坐下，第一句就是：你受委屈了。我说：谢谢您对我的关心。
杨警新说：你那个卧底岳建，为我们的调查取证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我们对破坏天津治安罪行最严重、影响最恶劣的7个犯罪分子首先进行了抓捕。这7个人中，你们厂就占了4个，你们厂是重灾区啊！
我说：是啊，谁也想不到，天津上千人、上万人的单位也不少，怎么重灾区会是在一个街道办的小厂子呢，而我恰恰就在这个厂里。
杨警新说：你命不好呗！
我说：不！我命好，这是给我提供磨练的机会了。
杨警新先是介绍了几个罪犯的情况，然后接着说：本月中旬，上级要在红桥区体育场召开“打倒无政府主义，斩断黑手公审大会”，有三个发言，一个是被抢劫的单位代表发言；一个是你们厂的那个岳建，代表受蒙蔽的造反队员，揭发坏头头的罪行；再一个就是你代表受残害的群众发言。紧接着，还要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召开广播、电视转播的批斗大会，也是你们三个人发言。我们就是要大造声势、大造影响，来震慑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天津的治安秩序。你把发言材料准备一下。
我说：好，没问题。
杨警新话锋一转，又接着问我的文艺专长。我说，我会拉琴，会作词作曲，组织过文艺宣传队，会编演节目。杨警新又详细了解了组织宣传队的情况。我很奇怪，军代表怎么关心起我的文艺专长？这和公审大会有什么关系？总不会让我在公审大会上演个节目吧？
我忍不住问道：杨代表也喜好文艺吗？
他说道：不，我是在为你考虑。你们厂几个犯罪的造反坏头头虽然抓起来了，但你厂夺权后，仍由造反派掌权的形势没有改变。社会斗争大方向仍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你的情况，你回厂后，政治上不会翻身，你的才华也很难施展。
我说：您说得很对，分析的很深刻，那怎么办呢？
他说：现在，军宣队的军代表要组建脱产的“三条石工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急需找一个懂文艺，有专业领导能力的人来组织。柴清泰曾向我介绍过你在这方面的经历，我觉得你是非常适合的人选。如果我们把你推荐过去，很可能会从厂里借调过去，协助军代表组织文艺宣传队。我想，如果你去了，既脱离了对你不利的工作环境，还发挥了你的文艺特长，时间也相对宽松，有利于你的自学，一举三得。当然，这要征得你的同意。你是愿意回厂工作呢？还是借调走呢？你自己定。
我说：您为我想得太周到了，太谢谢您了。我当然愿意借调，而且，这项工作我轻车熟路，一定让支左部队满意。
从派出所出来，我回到了柴清泰家，心里兴奋极了。也奇怪了，每到我人生的关键时刻，总有个贵人或转机立马摆在我面前，就像老天早给我安排好了似的，太有点戏剧性了吧。
没过几天，我被通知去见六片军宣队的首长——王军代表。我当面谈了我的文艺经历，甚至提出来组建“三条石工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可行性方法和步骤。军代表满意极了，当场拍板，由部队去厂里谈借调，公审大会后，立刻来报到。
公审大会后，厂里已同意我借调。我到支左部队报到上班，又在一个新的环境书写我的人生故事，那就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