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组稿件采写 李佳蔚 赵发中 庄庆鸿
30年前的7月28日，我国诞生了第一个公益基金会。
从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全民捐款热潮，到2010年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中国举办慈善晚宴，以及陈光标“高调慈善”、深圳壹基金获得公募身份，还有今年5月“河仁慈善基金会”成立，随后“宗庆后慈善基金会”也宣布将成立……中国经受了一次次公益文化的洗礼。
然而，主要由中国企业家参与的中国公益慈善之路走得并不顺畅。
近一段时间，一个叫郭美美的20岁女孩的网络炫富之举，不经意间将中国红十字会拉进了舆论的漩涡。在过去一个月内，这场质疑的风暴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与多家公司的勾连，逐渐演化到对红十字会以及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反思。
A 事件聚焦 郭美美事件引发网络风暴 35家基金会倡议“晒”账单
“一个美女的一条微博就会带来满城风雨，这是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7月8日，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在“透明公益给力和谐社会”中国基金会30周年暨基金会中心网一周年大会上说。
30年前的7月28日，我国诞生了第一个公益基金会，而今年以来，“陈光标事件”、“红十字商会总经理”郭美美事件相继引发全国舆论震惊。8日，公益领域的众多意见领袖在大会上联合提出了“公益组织晒账本”倡议。
“互联网正在彻底改变中国社会和政府的力量格局，这一点公益组织感受最深。最近我们可以看到郭美美引发的网络风暴，在这样一场问责的风暴中，不仅是红十字会一家的事情，实际上是对整个领域的挑战和冲击。这不一定是坏事，反倒是推动透明的好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教授说。
师曾志认为，从“郭美美事件”可以看出，公益人士的话语权在新媒体环境下是非常弱的。主导舆论的是微博的意见领袖，而他们并不是对公益慈善事业没有信心，他们是就事论事的，要求的是真相。
那么，到目前为止，“郭美美事件”有真相了吗？“我认为真相还没有到底。”师曾志毫不犹豫地回答。
而陈光标的捐款去向不明事件也引发了对慈善的很大争议。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对此评价：“慈善高调与否只是个人风格，但陈光标先生面临一个逻辑上的悖论，他认为公益组织不透明、不公开，因此自己直接发钱，但其实个人去撒现金，捐了多少、事后效果如何，反而更不容易透明。”
“没有透明，慈善就会缺少公信力，因此，一点流言蜚语就可以引爆整个网络，一个小事情几乎抹煞中国几代人做的所有善行。没有公信力，慈善就没有未来，没有公信力，你就募不到款，就不能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就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无所应对巨大的自然灾害。”福特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费约翰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杨团教授认为，“我的善款我做主”是一个新公益时代的公民宣告。“什么是新公益时代？这就是公民彰显个人的公益选择权、知情权、监督权、评议权的时代，就是透明公益时代。”
杨团教授坦率地指出，以往的中国公益更多意义上，是慈善公益组织的小圈子。“在这个时代，透明不透明是由政府和机构说了算的。但现在情况变了，大众等不及了，一条郭美美的微博，蝴蝶一扇动翅膀，扇动出来的是公民大众为主体的新公益时代。这是新媒体、网络、微博时代的一个必然结果。”
基金会中心网首席执行官程刚在会上发布，截止到7月7日，全国2270家基金会中，信息采集的完整度已超九成，达到了92%。
35家发起的基金会代表共同起立，缓慢、高声宣读了《公益基金会“晒账单”倡议书》：“一、慎重对待每笔善款；二、规范信息披露机制；三、增强自身能力建设；四、全面接受社会监督。我们相信公信力建设始于公开透明，臻于能力建设。我们只有恪守诚信、注重自律、接受监督，才能在公益机构与捐赠者、受助者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的关系。我们只有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灵魂和生命，才能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和实现社会互信作出贡献。”
B 先行者曹德旺：探索中国慈善模式转型
65岁上，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曹德旺做了件大事：从自己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中抽出价值35.49亿元的3亿股，设立了一家非公募的慈善基金会，并用自己父亲的名字给基金会命名：河仁。
两个月前，钓鱼台国宾馆内，注册于民政部、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按照章程，河仁基金会将在中国的教育、医疗、环保、紧急灾害和灾后重建几个领域发挥效用。
来自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到2011年6月20日，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已经达到1143家，超过了公募基金会的数量。
而身处这上千家非公募基金会中，初诞的河仁基金会仍显得与众不同。
在美国的近10万家基金会中，90%以上均为私人和家庭出资建立的基金会，其中大部分为家族基金会。但在中国，河仁基金会才刚刚成为第一家家族基金会。
河仁基金会对福耀玻璃持股14.98%，比例之高，即便在美国的基金会中也数罕见。按照美国联邦税收法令的超额持股限制，私立基金会及其利益冲突人所拥有的某一企业的股份或者表决权的总和不能超过总数的20%。如果超额持股，基金会及其利益冲突人必须对多余部分限期出让。
再一个，曹德旺对河仁基金会架构的构想，已经触碰到了中国现行的慈善领域监管框架的若干壁垒。“河仁基金触碰了三个基本问题。”厦门大学副校长、参与了河仁基金会创办的吴世农说。
“一、捐出价值35亿元的股权，本身已经是种制度突破。既然国家允许曹德旺捐股，就应该允许更大尺度改革，不要像原来管理办法一样，要求每年8%，十年八年用光。现在的政策不利于永久型慈善机构建设。”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每年的公益支出比例不得低于上年资产的8%。而曹德旺的想法是，河仁基金会以他捐的3亿股股权为母本，用每年的分红和资本运作所得去做慈善。
“二、税费应当适当减免。曹德旺如果分几次捐，每年都可以减税。他一次性捐是他的魄力，现在变成基金会代缴。应当有一些减免和激励。”按照现行税制，一次性赠予河仁基金会3亿股股权后，曹德旺应缴纳的所得税款高达5亿余元。
“三、捐赠的形式上，现在捐股已经是突破。未来对捐赠品可再放宽松一些，比如其他的有价证券。”
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在2005年开始用股权信托来设立老牛基金会、新华都董事长陈发树曾经放言捐出价值83亿元的有价证券用作慈善，但直至曹德旺设立河仁基金会，中国境内的第一例直接股捐慈善才算真正落地。
“已经很快了，我们中国政府办事效率还可以的。”6月3日，河仁基金会挂牌一个月后，曹德旺在福清福耀玻璃的董事长办公室里对记者说，听不出唏嘘。“一动牵百动。站在管理国家的政府角度，社会转型期很多东西是联动的，（慈善）牵扯到国家分配的问题，总要去协调评估各种政策，考虑一种政策形成以后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能发出这番体恤之言，曹德旺用了两年。从2009年3月向主管单位递交申请，到2011年5月正式挂牌，这段时间里，曹德旺以一己之力，撬动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等几大部委的通力协作，以一家民间的基金会为蓝本，探索中国传统慈善模式向现代慈善模式的转型。
2008年的汶川地震开启了中国的慈善元年，中国民间的社会责任自这一年蓬勃生长。而2011年这个时点上，中国的慈善资本主义，则以曹德旺和他的河仁基金会为原点开局……
C 新锐人物 王振耀：和公益慈善一起转型
这一年，王振耀自称“变了”。
他从个性官员转型为明星院长，就要一年了。一年中，这个转型的人，自言赶上了一个转型的时代，自己则成为时代的注脚。
王振耀坐在记者面前：淡蓝色衬衣，浅灰色西裤，棕色皮鞋，让他看起来神采奕奕。
王振耀赶上了中国慈善迅猛成长的年代：2003年，中国慈善捐赠总额不足30亿元，到了他出任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2008年，总额超过1000亿元，中国的慈善组织也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也有人称他为中国慈善走向现代化的程序设计师。
可他也赶上了一个慈善领域争议频出的年代，他被频繁地推向公众视野，紧缩的双眉甚至成了他的标志性形象。他提出的“公益机构可以盈利”、富翁的“责任底线”和“暴力慈善”等观点，甚至辞官本身，都让其陷入争议。
刚做院长时，王振耀说自己计划要做三件事：研究公共政策，培养公益管理人才，提供公益项目咨询，更多地是想从学术角度来推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可是他慢慢地发现：在目前的公益慈善领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中来更为重要。
就任院长仪式上，身着曾经伴随自己出席众多活动的灰色西装，王振耀发出了自己的倡议：现在是中国的比尔·盖茨、中国的巴菲特站出来的时候了。为了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我们倡议5.5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定为100万。
出任院长第一天，便发出如此颇具争议的声音，让王振耀迅速成为舆论焦点，甚至有人指责他“异想天开”。不过，王振耀并不在意，反而觉得痛快：“当司长时，我可不敢说这话，那会有很多人批判，你是公共权力的代表，人家会说，你政府想干什么呢？可我作为院长说，就不会有这个顾虑了。”
现在，王振耀已经习惯大家喊他“王院长”。研究院开筹备会时，他就拜托同事以后随时提醒自己的身份，免得又有了司长的架子。其实，他说更喜欢人们喊他“王老师”。
在2010年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王振耀坦承，做院长比做司长要忙一倍——显而易见，过去一年，他的头发花白了很多。不过，王振耀也感觉到：一个院长发挥的社会影响力，要比当司长的时候大得多。
今年2月25日，王振耀参加第三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在这次离开民政部以后第一次有部长在座的会议上，王振耀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目前，对于中国公益事业，媒体确实发挥了一个引领作用，如何更有效地引领，值得深刻思考。他流露出了想做社会媒体高级研讨班的念头。
王振耀说最高兴看到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处于艰难“过关”时期，这时候，出现争议并不可怕，最可贵的是一定要“推动社会进步”。
人物名片
性格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曾任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农村处处长、基层政权建设司副司长，民政部救济司副司长、司长，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2010年6月，应李连杰邀请，辞官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并亲自策划了壹基金的成功转型。
1999年，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工作的王振耀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行政管理硕士学位，为期一年。 去哈佛之前，王振耀在北大读在职博士，大方向是中国政府管理。
D 创新公益慈善 体制是绕不过去的坎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以最快的速度造就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富豪，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们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同时开始越来越重视自身的社会责任。1998年特大洪灾以来，中国的慈善事业开始逐渐成长，经过2008年的雪灾、汶川大地震，2010年的干旱、玉树地震、南方大水，在每一次灾难面前，各方的慈善行动赢得了国人的赞许与感动，然而，伴随而来的争议也越来越多。
今天，不少地方政府把慈善捐款当成“第二税源”，本来属于纳税人自由、自愿、快乐选择的慈善捐款异化为 “被慈善”、“被捐款”，这让素有乐善好施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参与公益慈善的热情受到极大抑制。
据统计，中国工商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只有不足1%的企业参与过捐赠；近年来，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的70%来自境外，包括港、澳、台，而中国大陆富人的捐赠不到15%。
在中国，慈善事业应该是刚刚起步。此前，中国慈善的公众参与度及捐款总额还与现实要求有很大距离；对于善款的管理和使用，也引起过质疑和猜测。因此，改革慈善体制已成为各方的共同期待，成为发展慈善事业绕不过去的“坎”。
经济体制改革30年，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但社会建设和社会领域改革起步很慢。许多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残疾人、孤儿及其他社会福利领域，很大一部分是政府资助、由非营利组织经营的。在中国，这些领域主要还是国家事业单位体制，由政府包揽。在政府允许民间力量进入的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主要选择了市场部门，而不是非营利部门。迄今中国还没有一所真正公益性的非营利民办大学。
政府公益与民间慈善大方向一致，但有界限。政府公益用的是财政税收的钱，民间慈善用的是民间捐款或服务收入；政府可以把财政的钱拿出来购买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但不能把民间慈善捐款拿到政府的口袋里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政府要支持民间公益的发展，并担负监管的责任，但不能自己越位操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在各个国家，基金会是慈善资金的提供者，大量专业性的公益服务组织是消化这些资金的终端。慈善资源的流向是：捐款人出钱，基金会（慈善会）收钱、管钱，公益服务组织花钱。捐款的使用大部分用在服务、用在支付公益组织的人工成本上，而非基础设施、硬件建设上。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慈善资金流向公开、透明，受到捐款人、社会和政府的严格监督；所有收钱、管钱、花钱的机构都会自觉把自己的账务公开，成为“玻璃口袋”。原因很简单，慈善组织要想得到公众支持，获得捐款，必须依靠自己的公信力，得到公众的信任，慈善资金只会流向最有效率的机构。正如“股神”巴菲特把370亿美元捐给盖茨基金会那样。
中国公益慈善产业的产业链是断裂的，有的机构为钱多得花不出去发愁，有的机构在做“无米之炊”。公募基金会（慈善会）实行从官到民的转型、建立慈善资源由民间流向民间的机制，对于公益产业链的再造举足轻重，责无旁贷。这种改革尝试已经开始。“5·12”灾后重建中，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从13亿元捐款中拿出2000万元公开招标资助民间组织灾后重建项目，体现了捐款使用公开、公平、竞争、高效的原则，也获得了社会好评如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