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口袋”更要有“脑袋”
王健林说，“好藏家不仅要有‘口袋’，更要有‘脑袋’。我们不是瞎选的，肯定是要长期发现，觉得他有走高的可能性，才会全力去推。石齐先生用真情作画，彩墨世界厚实大气、淋漓痛快，风格不断创新，把中国画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可以说艺术成就毋庸置疑。我甚至认为，他比吴先生的艺术水准还要高。石齐有一个特点，他没有任何社会职务，也不参加社会活动，潜心作画，不结交权贵，除了业内，知道他的人很少。我们大规模推广以后，还要组织他的专场拍卖会，看看市场的真正反应。”
王健林自豪地说：“万达到现在从市场上拿画几乎很少。傅抱石先生的几张代表作都是从他家里拿的。我很多画都拿得非常便宜，有先见之明。那时候吴冠中、李可染的斗方作品，在荣宝斋里只卖十几万元，李可染最好的山水画也才8万元一平方尺。范曾刚从法国流落回来的时候，我一口气花200万拿了他200张。那个时候谁也不敢买他的画。”
刘海粟的画他手里也很多，《十上黄山》他有9幅。此乃王健林得意之笔。90年代初期，他仅仅花了几百万，就从上海多家宾馆一次性打包拿走了几十张大师之作，大量是海派画家作品。
当时有人向他通风报信，说宾馆存画较多，大有“人傻，画多，快来”之意。
“那时候宾馆觉得赚了大钱了，一个宾馆一年的利润不过一两百万，一幅画一二十万了不得，有多少全划拉给你。我去还特挑剔，只收丈二匹、8尺整纸，小的我还不要。”
从“乱藏”到精收
“其实鉴赏说穿了就是多看。看得多了，慢慢就明白了。20多年前，我什么也不懂。”王健林坦言。
他最早迷上字画，还是在军队里。“那时候我当管理处长，负责首长的供应、宾馆、小车队、财务，很有点权力。做接待的时候，有人就会主动提出来画一个或者写一个，慢慢就开始有了兴趣，有这种机会就愿意参加。”
那个时候，他对艺术品的喜爱，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书画、瓷器、玉器、文玩，见到什么好东西都想买……
“字画是先从二三流的开始收，逐渐转向名人。近现代也有，清以前也搞。后来结识了大米（米景阳）和张金才这些老先生。他们跟我说，清以前的画基本是复古、传承，而且鉴赏比较困难，不容易出成就。近现代的东西，可能在今后1000年都是中国画作的一个高峰。市场也证明。吴先生、傅抱石、李可染的作品，比明清的画卖得贵。
去年吴先生的《北国风光》，也就十几个平尺，卖了7900多万。要是有一幅丈二匹的，还不得卖一个亿。”
王健林当时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把以前的“乱藏”卖掉，专攻近现代。“收得多了，又产生一个想法，干脆把近现代100多位知名大师列一个表，每人不少于5张，多的10张，专门去收。公开市场也不排除。国内搞不到，就到海外去收，比如20世纪初崛起的一个震动中外的画派——岭南画派三高的作品在国内就特别少，我都是从日本买回来的。”
好东西舍得花“血钱”
虽然起步早，有些难得一见的珍品他也是花了“血钱”。
“我有一次从日本博物馆一口气买了两张李可染的顶级的作品，一幅《井冈山》300多万，一幅《漓江》500多万。”
1972年日本首相“冒死”访华，周恩来批给李可染两箱茅台，要求他画一张能代表中国水平的画，《漓江》便是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角荣的，这是素来不喜大画的李可染作品中，尺寸最大的一张。该画一直保存在日本东京的唐人馆，特意悬于中堂，在唐人馆出版的收藏作品展中作为封面。就是这样一幅珍品，不知是因为经营困难，还是其他原因，总之负责穿针引线的朋友撂下了一句话：“你要买，有口。”
那是90年代初期，出国还比较困难，王健林就请了博物馆的人来大连谈。500多万的开价，让王健林斟酌许久。“真是下了好大的决心，那个时候拿那笔钱可以搞房地产了。”
“我还拿过一幅大千晚年的泼彩，画的是黄山，日本出的金潜纸，丈二匹。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的一本大千画集，就是把这张做封面。十几年前，我花了1000多万。说穿了，你愿意给当时人两倍的价钱，他就有可能把这么高的东西给你。”
“在中国有史以来的画家当中，大千是数一数二的高产画家，跟齐白石有得一拼，一生画了2万来张画。我当时收了很多，光送给别人的都不止100幅。但是就缺他晚年临终前几年的泼彩，是他去台湾后才改的画风，颜色运用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刘海粟也搞泼彩。不管懂不懂画，你只要把两人的画摆在一起看，立见高下。”
（完）
（摘自《财富堂》文/张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