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把财富带进坟墓是自己的耻辱。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完成了从穷人到富人的转变，没有实现从富人到奉献的转变，把财产全都留给自己的孩子，同样也是一种耻辱。而且，把财产全部留给子女，还可能给孩子留下灾难——有时候，财富是一种包袱，孩子未必有德能来驾驭巨大的财富。没有经过奋斗就得到了大量财富，人很可能会退化，会腐坏。
王永庆是经营之神，有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有那么多财富，可以想见他的聪明才智。如此睿智之人，临终之前竟没有留下遗嘱，让人难以置信，甚至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个老同志，在临终之际哭着写遗嘱，写一张撕掉，再写再撕，终于搁笔不写，最后写了“难得糊涂，我终于做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遗嘱太难写了。老大要多分，老二要平分。他有一套200多平方米的房产，在北京价值上千万元，可是老人的这些财产分不清，摆不平，遗嘱没法写，只能含着泪，抱着自己亡妻的相片郁郁而终。
由此我想到王永庆，王永庆不会这样凄惨。他不需要儿女在身边伺候，活着的时候也没有人敢强迫他写遗嘱。但在他的心中，一定是很难写出这份遗嘱的。因为法不讲情，情不讲理。如果按法律继承，企业是独立的法人，哪个孩子能够担当企业的重担，能够驾驭这些企业？如果按亲情继承，他有大房、二房、三房，儿女众多，他到底情系何方，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但难以说出口；如果按理继承，大房、二房、三房，有顺序，但是对家庭、事业其贡献大小的顺序怎么排出来？从情、理、法哪个角度，老人都难以摆平。我想，这是不是他没有留下遗嘱的原因呢？
自古以来，人们一味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其动力是什么？就是财产的私有。因为只有创造出的财富归自己所有的时候，人们才有创造财富的原动力。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农村土地的承包制，“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全国万马奔腾，生机盎然。由农村到城市，由承包到开放，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资本主义国家也无非如此，这种功利的奋斗目标非常明确，谁创造财富，谁就拥有财富。人们会绞尽脑汁，发动一切力量去创造财富，努力实现自己财富的最大化。我想这是没有错的，这种动力是要保留的，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但是，当自己拥有了巨大财富之后，财富究竟去向何方，就涉及到人生境界的提升问题了。我们常说奉献，如果让穷人去奉献，他们也可能奉献，但数量很少，当富人去奉献的时候，他们的奉献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能做很多的善事。我们应该研究从穷人到富人、从富人到奉献者的境界演变，从穷人变成富人，人的境界没有变化，只是在原始动力的推动下，实现了功利的目标。从富人变成奉献者，人的境界就有了升华，品位得到了提升。
王永庆可能做过很多善事，但他并没有为他的巨大财富找到一个归宿。直到临终，他仍然是一个迷茫的富人，他既没有明确把财产奉献给“谁”，也没有说把财产留给儿女，他是在迷茫中去世的。
由此我联想到，做善事和做慈善事业是两回事。最近看到一个消息，有人捐了一笔号称“中国慈善史上最大数额单笔个人捐款”的善款，十亿元，修建大报恩寺。我觉得这是做善事，不是做慈善事业。慈善事业是长期性的、可持续的。比如诺贝尔设立诺贝尔奖金、比尔·盖茨设立关注卫生教育的慈善基金会等，这些机构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做慈善，可持续、能传承，这才是真正的慈善事业。
善事谁都可以做，有的人做了很多善事，或者做了很大的善事，但并不等于在做慈善事业。慈善事业是可以传承的，当一个富人拥有了巨大财富的时候，就应该做慈善事业，比如说建慈善基金、建学校等。做善事是有限的，而慈善事业是不朽的，大富人应该做慈善事业，小富人和穷人可以做善事。
政府以征税的办法，征收富人的高额遗产税，然后进行二次分配，调节社会贫富不均，这是个办法，但并非最好的办法。这些财富是民间创造的，最好是留在民间，让民间继续运营——既然政府可以搞二次分配，为什么不让企业家来用这些财富做慈善事业？
我觉得应该鼓励民间做慈善事业，政府应创造一个机制，制定政策，鼓励巨富们做慈善事业。巨富关注哪些方面，比如医疗、教育、扶贫等，就可以让财富流向这些区域。
(摘自《中国经营报》文/孙大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