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鲁越 王蕾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这一要求不仅明确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同时阐明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不是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立足不同地区资源禀赋条件、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形成主体功能明确、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国有企业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历史性、基础性、引领性和关键性作用，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今后推动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的主力军。
一、坚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这篇大文章，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 。”深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要根据各地区禀赋条件，对不同区域经济制定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避免产业结构雷同和发展模式照搬行为。
统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重大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我国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大、国情复杂，各地区发展条件差别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应在发展中促进经济的相对平衡。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国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59.2万亿元、25万亿元、24万亿元，中西部地区占全国比重由2012年的21.3%、19.6%提高到2021年的22%、21.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分别从2012年的1.69、1.87下降至2021年的1.53、1.68。数据显示，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差距有缩小趋势，但差距仍然明显。
在国家区域产业布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国有企业承担了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是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依托。肩负着优化产业结构、引领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其他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重任的国有企业，要做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力军、排头兵和突击队。国有企业通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应自觉将自身发展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和地区经济相对平衡。
二、发挥国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优势作用
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建立了系统的工业生产体系，完善了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引领了部分领域行业发展，推动了国家经济发展，发挥了历史性、基础性、引领性、关键性作用。
一是资源开发型国企在建立新型工业城市中，发挥历史性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型国有企业多集中在资源富足的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以自然资源为生产要素，以资源采掘、开发、初加工为业务，在当地形成了系统的工业化城市体系。在矿产资源开发中，部分城市因资源而立，因资源而兴。建国后建立的新型工业城市有：黑龙江的大庆市，是国内著名的石油之城；四川的攀枝花，因开发铁矿而建；内蒙古的乌海，因煤而建、因煤而兴。资源型国企在东北地区的工业化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三省凭借丰富的矿产资源、优越的地理条件，及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形成了以钢铁、机械、煤炭为主的工业化城市体系。东北工业体系的企业形态以国企为主导，建立起了大庆油田、长春一汽、鞍钢、沈飞和大连造船厂等大型国企，辽宁省被誉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东北重工业引领了中国工业化产业发展。这些新兴工业城市的形成，促进了当地经济繁荣和产业发展，推动了当地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对我国资源型城市工业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
二是“156项工程”国企项目启动地区工业化进程，为地方产业发展发挥基础性作用。在“一五”和“二五”计划时期，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了一批工业项目，被称为“156项工程”，涵盖了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等领域，填补了我国工业空白。项目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国企的创建和发展，是建国后国企技术水平第一次质的飞跃。“一五”时期，“156项工程”推动城市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导向，改善了国内工业分布不合理的前期局面，促进了区域均衡发展。同时，区域发展以国企项目为核心，奠定了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经济体系和理论基础，通过国企建设将国营经济打造为国民经济和国家工业化主体。不少“156项工程”国企经过多年发展成为上市公司，如兰州的祁连山前身为“永登水泥厂”，四川长虹前身为“国营长虹机器厂”，河北的华北制药前身为“华北制药厂”。
三是“三线建设”军工国企带动民营企业发展，发挥引领性作用。起初“三线”是国防地域概念，建设目标是为了将“三线”地区建设为部门齐全、工农业配套发展、工农产品基本自给的战略后方。后期，三线建设以国企为主体，形成较完整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国防工业体系，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为后期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改制后各地区涌现出一批为军工国企配套的民营工业企业，其中很多技术基础都源于三线建设时期的国营工厂，如成都、绵阳、贵阳、西安等地为航空航天配套的企业，四川、重庆、陕西、湖北等地为汽车产业配套的企业。三线建设在以上领域，也创造出诸多大国重器，提升了我国国防力量和综合国力，引领行业发展，如航天江南应用于“祝融号”火星车的梅岭电源，东风汽车的重型燃机技术突破。“三线”建设带动了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改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布局，进而优化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为西部地区开发和中部地区崛起打下发展基础。
四是城市基建城投国企助力东部城市经济腾飞，发挥关键性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力吃紧，通过财政拨款进行大规模城建方式难以为继。为了将银行资金引入到城建开发中，城投平台类国企应运而生。城投公司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大都是国有独资企业，具备融资、负债和投资功能，投资项目多是工业园区开发和城市基建项目，具有投资金额大、周期长、盈利前景不明朗等特点，民营企业难以接手。其典型特征包括：一是城投公司从政府获取土地使用权，加上公司收入和政府补贴，以此撬动银行贷款和其他资金实现快速扩张；二是城投平台建设项目繁多且复杂，获得土地相关收益后，通过盈利项目弥补亏损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三是以土地增值收益作为贷款还款来源，部分地区盈利状况依赖政府补贴。尽管城投平台建设房地产、园区及城市基建模式有弊端，项目投资回报不高，但需兼顾其带动的经济效益（如周边产业、商业、交通）和社会效益，为东部地区数年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来源和发展条件。比如，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苏州工业园区，其开发主力是两家国企，2021年园区存量企业的数量超过10万，园区GDP为3330亿元，同比增长10%，经济体量比很多地级市还大。
三、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着力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这一重要要求，指明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为总体战略。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应发挥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立足自身的优势和改进自身的不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是推动东北振兴，走经济发展质量高、效益好、结构优的发展途径。随着自然资源枯竭，以重工业为代表的东北经济，面临企业运营效率不高、产业竞争力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急需提上日程。通过优化国有企业产业结构，以关键行业作为产业调整核心，提前布局新兴产业，立足自身优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传统产业国企应积极主动去产能、调结构，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建立新兴产业发展基础, 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打造企业样本。
二是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经济开放新格局。整体上来看，西部地区具有生态系统脆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市场相对狭小等局限，当地国企发展存在改革步伐、改革观念相对落后，企业管理体制不完善的问题，这些因素造成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难度加大。通过创新国企生产方式，发挥清洁能源资源优势，提升能源开发利用效率，向清洁绿色、可持续发展产业布局；加大国企开放力度，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公共服务承载能力，借新基建机遇把握创新发展机遇；加强国企供给侧改革，着重资源整合和重新配置，按照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创新改革思路，有效深化国企改革，提高国企经济增长效率。
三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实现自主创新、区域协调、开放共享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位于内陆腹地具有区位优势，经济总体水平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中部地区国企要抓住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重大机遇，融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积极承接国内外新兴产业布局转移。另一方面，企业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加快数智化赋能制造业发展，加快“中部制造”向“中部智造”转变，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四是加快东部地区现代化，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激活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东部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和发展基础，沿海优势明显，贸易发展水平较高，是全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东部地区国企应发挥东部地区要素集聚优势，提前布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要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强化企业科技力量建设。持续提升国企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强化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推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汪鲁越 浙大城市学院中国国资国企研究院研究助理
王蕾 浙大城市学院中国国资企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